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

　　如果要克服2018年的“大破壞”，世界就需要一個新的全球合作框架。回想二戰結束后國際社會聚首一堂，共同設計了一套合作追求共有未來的體制架構。如今也有必要重拾這一舉措了。

　　然而這一次的挑戰可不僅僅是地緣政治和經濟問題。我們正經歷著個人和社會如何相互關聯的根本性變化。而我們也可以通過對這一變化的理解去積極影響其結果。

　　首先要認識到的是，我們所面對的是正從根本上轉變企業、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自從2016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首次將這一認識概念化以來，我就清楚地認識到：對我們現有的流程和機構的修修補補根本無法起到任何作用；相反我們需要對其進行重新設計以便充分利用即將降臨的大量新機遇，同時免遭我們當前目睹的那種破壞。如果我們無動于衷或依賴小修小補來修復這套過時體系的缺陷，變革的力量將自然而然地繞過這些體系并發展出自身的動力和規則。

　　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在很多方面改變了我們的經濟體系。首先，物理世界已經一個被具備循環和共享經濟的新數字化、互聯化、集成化和虛擬化世界所大大壓縮。制造業正在通過自動化，本地化和個性化進行徹底改革——所有這些都將使傳統供應鏈變成過去。競爭越來越以不成本為基礎而是更多地被功能和創新驅動。規模經濟很快將失去其曾經有過的優勢。最寶貴的資源是人才，而非傳統資本。

　　第四次工業革命還將前所未有的力量和資源置于少數幾家企業手中。如今那些領導性的數字企業正在重塑人們的日常生活，并以傳統企業無法企及的方式破壞著傳統社交模式。從現在開始，掌握人工智能和大數據以及通過智能系統的引導來運行大型平臺的能力將決定企業和國家的力量。

　　與此同時，人工智能驅動型自動化的不斷擴散將改變就業和收入模式。工作將越來越多地通過創新性的生態系統被自我創造出來。傳統的勞動收入將被創造性任務，風險投資和先發優勢的累計回報所取代。

　　全球經濟互動已經不再被劃分為商品和服務貿易，金融交易和投資幾個大項。所有經濟流動都整合進了一個實現跨境有形和無形價值交換的綜合系統。政府不必對勞動力征稅，而是必須開始對根植于云端的平臺壟斷和價值創造機制征稅。

　　未來幾年，國家預算將越來越多地被導向實現創新和勞動力技能重訓/提升的生態系統所需的軟硬基礎設施支出，以及支持那些受當前經濟轉型影響的勞動者的社會方案。一個關鍵的優先事項是讓教育適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要求，必須去強調培養創造力、批判性思維、數字化素養以及同理心，敏感性和協作能力——所有這些都是確保科技始終為我所用的必要條件，而不是相反。此外通過數字傳遞和面對面的個性化發展和指導，教育系統必須更加適合用來實現終身學習。

　　除教育外，總體的政策制定也必須適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變革速度。必須開發出一系列新的協作性快速反應型治理模型以避免政府政策不斷落后于技術前沿發展的狀況。

　　而各國對所有這些變化的應對方式將決定其未來增長軌跡以及世界舞臺上的地位，顯然還有其公民的生活質量。作為無邊界互連的過程，第四次工業革命要求將國家政策納入一個全球體系。當前全球化的定義是擴大多邊和雙邊貿易；但在未來描述的則是國家數字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系以及相關的思想和服務流。

　　盡管許多國家仍在努力追趕上一次工業革命，但他們應該認識到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為面向最前沿創新的跨越提供了眾多獨特機會。在收獲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后英國成為十九世紀的全球主導力量。而英國的繼承人美國則比任何國家都更多地占據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所有權。這三次革命將世界分化為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中國則在雄踞了多個世紀的領導地位后重要性日益下降。

　　如今全球力量均勢有一次開始重整——而且是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既然就算是一個人也有能力造成巨大破壞，我們也就不能繼續維護一個以窮富來對人進行劃分的世界。對此迫切需要進行全球合作，并在更根本的層面上重新思考自由，公平和包容性的經濟關系在當今世界中將以何種面目展現。

　　我們所在的世界經濟論壇將于2019年1月的達沃斯年度會議上展開這一對話。而論壇作為最重要的多利益相關方平臺也有能力和責任去推動這一對話，并通過我們的科學和學術網絡化身為新理念的催化劑。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做準備需要持續參與并圍繞可行的解決方案達成廣泛共識，為此論壇希望能在未來幾年為這項工作提供一套“操作系統”，因為我們認定如果要取得實效，這些對話必須涵蓋所有利益攸關方——企業，政府，民間社會和青年人。對話還必須注重追求社會凝聚力，而在當今的碎片化環境下，以協調——而非合作——作為指導原則才是最有效的。

　　最后，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對話不能由全球和國家身份之間的錯誤二分法驅動。我們所有人都必須接受自己身上同時存在的個人，愛國者和全球主義者身份。

　　在二戰后國際社會為持續和平，安全和繁榮奠定了基礎。但在過去七十年中世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也是時候要采取新手段了。只有共同應對這一挑戰，我們才能塑造一個能讓所有人獲益的全球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