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陳文

　　因此，民間借貸的高利息本身并非一定意味著民間借貸從業者的高利潤，可能更多反映的是民間借貸從業者的生態環境整體變得差了，一方面是次級客群本身的風險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是貸后管理工作越來越難做。

　　就民間金融，政府一直是愛恨交加，一方面無法回避民間金融的補位作用，另一方面則無法忽視民間金融的潛在風險。2013年以來的互聯網金融興起成為了監管層對于民間金融由“堵”到“梳”的一次積極嘗試，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民間金融的陽光化。然而不幸的是，民間金融治理的長效治理機制還未構建，2016年就迎來了長達四年多、迄今尚未收官的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在肯定整治對于風險防范的積極成效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這幾年推動民間金融陽光化的工作在某種意義上陷入停滯。針對最高法將大幅度下調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甚至有人擔憂這些年的民間金融陽光化的努力會不會付之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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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民間借貸的利率是高還是低？

　　對于民間借貸必須要做到一分為二看待，這里面既有我們通常看到的引起社會廣泛爭議的利率高昂的民間借貸，也有一些利率非常低廉甚至是零利率的民間借貸。后者多是親友間的借貸，親朋間的借貸利率之所以低，是因為放貸行為本身有利他心的影響，而還款保障方面有較強的社會資本約束。換句話說，我放出去了，不怕自己家的親戚朋友耍賴不還錢，萬一不還錢，也就當資助親朋了。也正是因為特殊的機制，使得親友間借貸無法規模化，僅僅是在一個又一個非常小的圈子里面，一旦規模化了，形成了所謂的“臺會”、“輪會”，其互助的性質也就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利率也就無法保持在低位。

　　相對市場化的民間借貸在放貸中沒有感情包袱，放貸后也沒有強有效的社會資本約束。放貸機構面對無法從商業銀行獲得資金的次級客群，基本就是兩個選擇：一是用高利息覆蓋高風險，違約率越大，利率就越高；二是是強化貸后管理，包括一些合法渠道的，也包括一些灰色領域的。

　　司法訴訟是貸后管理中成本相對較高的手段，在2013年左右的各地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試點中，一個重要創新就是設立巡回法庭，降低民間借貸糾紛司法處置成本。但這兩年的一些政策風向又有所調整，如果民間借貸糾紛的貸款人被定性為民間借貸為主業，則司法上不予受理，使得民間借貸司法訴訟渠道受阻；與此同時，打黑除惡的持續深入也使得傳統灰色領域的催收手段被嚴格約束；這使得在經濟整體形勢不容樂觀、次級客群信用風險加大的當下，以高利率覆蓋高風險成為民間借貸從業者的一種必要選擇。

　　因此，民間借貸的高利息本身并非一定意味著民間借貸從業者的高利潤，可能更多反映的是民間借貸從業者的生態環境整體變得差了，一方面是次級客群本身的風險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是貸后管理工作越來越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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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降民間借貸利率可以一勞永逸么？

　　就這個話題，可以從以下三個問題展開：

　　第一個問題是，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管制能管得住誰？事實上，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的約束價值有多大是存疑的。一方面，是由于利率適用的觸發條件。從司法保護的角度來看的話，利率上限的觸發條件是已經產生了糾紛，而且糾紛是通過司法渠道解決；但事實上，很多民間借貸糾紛是私下去解決。另一方面，是民間借貸的綜合成本具有很強的隱藏性。付息方式不同，息費結構不同，綁定銷售的存在，使得民間借貸的綜合成本計算非常復雜，非金融專家的司法人員很難看懂。

　　先前的部分民間借貸機構在明面上的利率恰恰是法律保護紅線之內，但如果考慮息費以及計息復息方式的話，可能已經超過了法律紅線。現在把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強行降下來的話，可能會推動機構在息費更加不透明、貸后管理方式更加灰色化方面做些文章，真實利率其實是更難去監控了。 

　　第二個問題是，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管制加強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管制加強弱化了司法手段對于民間借貸糾紛處置的價值，也傳遞了司法部門對于民間借貸并不太友好的信號，相對謹慎、合規的民間借貸從業者可能干脆就退出市場了。而一些根本不指望著走傳統司法渠道的民間借貸從業者可能因為良善從業者的退出而發現更好的市場機遇，由此造成地下金融死灰復燃。在無法借助司法手段的情況下，民間借貸市場整體更可能依靠獨特的、灰色的催收手段，而看不見的民間借貸的利率則會越來越高。這種民間借貸市場結構性的調整背后是劣幣驅逐良幣的趨勢。

　　此外，由于借款人的多重負債的存在，民間金融和正規金融事實上存在風險傳遞的路徑，司法保護上限的調整也會對于正規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形成挑戰。對于商業銀行以及消費金融公司而言，部分客群的還款來源可能就是民間借貸，陽光化的民間借貸相對低廉的資金被緊縮之后，持牌類機構也可能會遭遇壞賬風險的沖擊。在先前對于互聯網金融機構“三降”的監管嚴壓中，部分銀行的信用卡部門已經真實感受到了這一來自民間借貸市場的沖擊。

　　第三個問題是，低廉的民間借貸利率意味著普惠金融的全面勝利么？事實上，由于民間金融從業機構本身的資金成本高昂以及以及服務客群風險較高，我們很難期待民間金融能夠持續降低借款人的融資成本。民間借貸更多是去解決資金可獲得問題，解決融資成本問題，仍需要推動正規金融機構去做。如果正規金融的普惠金融推進成績顯著，理論上應該是更多的長尾客群被納入銀行普惠金融的客群，那么留給民間借貸的借款人客群應該是越來越差。而面對越來越差的客群，民間金融部門就需要越來越高的利率彌補風險，從這個意義上看，民間借貸利率迭創新高才真正體現了銀行普惠的勝利。

　　當前我們就民間金融部門的政策取向的一個問題就是過度看到了民間借貸高利率，想到的是進行人為的管制，但沒有考慮怎么去以市場化的手段解決民間借貸的高利率問題。政府的價格管制只會讓民間借貸市場資金供給減少，從而使得各種看不到的影子價格不斷抬升，不但無法解決普惠金融的融資成本問題，反而加大融資可獲得性問題的解決難度。如果能夠有效增加針對次級客群的資金供給，同時以技術手段降低服務成本，民間借貸利率的下行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03

　　市場化發展的民間金融可以更加具有建設性

　　美國金融學會前主席、沃頓商學院教授Franklin Allen教授曾對于我國民間金融市場做了兩個類別的劃分：一個是建設性的民間金融，另一個是毀滅性的民間金融。建設性的民間金融在推動我國小微企業成長和創新方面發揮了比銀行體系更為突出的價值，而毀滅性的民間金融則對于小微企業成長和創新帶來長遠傷害。也正是基于差異化的民間金融市場對于微觀企業的不同影響，相關政策舉措的實施需要更為審慎，要鼓勵支持更加具有建設性價值的民間金融市場的發展。

　　第一，應當堅持以市場化手段推動民間借貸朝著正規化方向發展。需要指出的是“正規化”并非“體制化”，中國的金融體系并不缺乏“體制化”機構，恰恰稀缺的是來自民間的活力。“正規化”意味著其行為有規可循，在框架之內開展金融業務，受到框架的適當約束。民間金融機構本身可以選擇在框架之內，也可以選擇框架之外，這意味著框架之內的約束不能太過，且進入框架之內應當對于其有實際的價值。長期以來，監管很難有效監控民間金融的規模與利率，通過將其納入框架，相關的金融風險更容易被及早防范，這樣也將避免民間金融成為金融風險化解的犧牲品，從制度層面上保障民間金融能夠持續進行金融創新。

　　第二，協調司法和監管共識，構建建設性民間金融創新的良好制度環境。針對民間金融市場的規范，金融監管和司法之間一直都存在分歧，有所處角色的因素，也有專業背景認識上的差異。以小貸為例，2005年由人民銀行試點，鼓勵是民營資本介入，可以視為民間金融陽光化的一個渠道，但長期沒有明確的法律身份。《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早在2015年就公開征求意見，但時至今日，仍未出臺。這些年，央行層面上推動了小額貸款公司、融資租賃公司、保理公司以及一些互聯網金融機構接入央行征信系統，體現了政策的開明。但當前我國很多普惠金融層面的創新以及推動民間金融陽光化的努力實質上越來越受制于司法方面過于謹慎態度的約束，金融監管方面騰挪的空間已經相對有限，這方面可能需要加快金融和司法共識的達成。

　　本文原發于大文點金

　　(本文作者介紹：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微信公共號：大文點金（ID: mybig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