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港股（微信公眾號xlgg-sina）專欄作家  王澤基

　　不少人可能已經發現，從各個指標來看，中國有一個研發條件特別好的地方——富裕程度超越了大多數發達國家，教育程度高，高校科研能力強，那就是香港。

　　近年來中國科技創業大潮一波高過一波，政府高度重視，業界紛紛聲稱投入重金研發。然而近期歐盟委員會發布的《2018年工業研發投資排行》名單，前50名中僅有華為一家中國企業，盡管榜單僅限工業研發，中國企業普遍微薄的研發開支還是讓不少人感覺“打臉”，還媒體甚至以“BAT全軍覆沒”作為標題。

　　作為一個研發部門的工作人員，筆者無時無地不在呼吁業界加大對研發的投入。不過這一次，我卻想說說“研發投入低”的指責為什么對大多數中國企業并不公道。

　　中國的發展排在什么位置

　　這份研發投資的榜單直接將一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研發支出列在一起，忽略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投入研發為什么？企業的研發當然最終是為了提供市場需要的產品。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市場需求的產品，根本相去甚遠。

　　中國的自我定位一直是發展中國家。但隨著經濟實力躍居世界第二，全球影響力舉足輕重，加上在基礎建設和互聯網普及的“后發優勢”（由于快速的技術變革，先發展地區的設備和技術很快過時，后發展地區反而可直接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令我們對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富裕程度的感受，跟實際情況有一定差距。

　　這里不妨做一個測試，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簡稱PPP，即剔除匯率差異后，將各國GDP依照實際購買力計算）的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是全球公認的經濟發展水平衡量指標。請大家在不打開搜索引擎的情況下，估算下中國的排名，跟1．意大利 2．馬來西亞 3．泰國 孰先孰后？

　　這一指標全球共有三個權威數據來源，分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公開發布的調查報告。在這三個排名中，頻繁爆發債務危機，被視為“歐豬”的意大利，2017年的人均GDP（PPP）分別排在全球第29、30和36名。中國地產商熱衷“開荒”的馬來西亞，排在46、43和50名。在不少人心目中經濟極大依靠中國游客支持的泰國，人均GDP則排在72、71和75名。

　　至于中國，則在三個排名中都排在上述國家之后，列在第79、76、和83位。甚至墨西哥、伊拉克這樣常常發生經濟危機或戰爭威脅的國家，乃至中國長期“援非”名單中塞舌爾、毛里求斯，都排在我們前面。

　　依照未經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其實差異也不太多，中國2017年排名全球74，約為8583美元。即便是中國最為富裕的上海，人均GDP也僅有18749美元，如果單列在全球排名中也在四十多位，還及不上希臘。

　　社會發展和研發需求

　　大家可能會問，談研發投入，說那么多GDP干什么？這是因為，一個國家科研的發展程度，與經濟的發展程度是最為息息相關的。

　　一方面，不同的市場，對科研水平的要求截然不同。以移動支付為例，現在中國的支付寶、微信支付等二維碼支付開始走出國門，有橫掃天下之勢，但這些技術推廣的市場，其實仍是跟中國相似的發展中國家市場。然而發達國家呢？歐美國家手機支付的主流技術是NFC（Near-field communication）技術，比如蘋果的APPLE PAY。購買過中高端手機的朋友可能知道，NFC技術不需要下載安裝APP，甚至不用輸入金額和密碼，不但更加方便快捷，安全性還更高。

　　反觀深受國人熱愛的二維碼支付，從技術上來說卻是相當簡單而早期的。盡管NFC從技術上來說更為先進、安全、快速，但卻很難在中國市場推廣。其主要原因非常簡單，NFC支付的成本比二維碼高出數倍，對購物場景以生活必需品為主，單筆交易金額較小的發展中國家市場而言，成本過高了。

　　目前大部分發達地區的手機都支持NFC，但是在2017年中國售出的NFC手機還只占3成。當然，隨著技術的逐步成熟，NFC支付技術也迅速在中國發展起來，尤其是對于速度要求很高的交通支付，在2017年已經差不多有50億元。這種轉變體現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展過程。

　　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對科技“研發”最大的需求，往往不是在前沿的開創，而是將用科技改變生活，將現有、成熟的技術應用到各種不同的應用場景之中，改善。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許多真正符合市場需求的“研發”根本也沒有被納入以歐美為指標的“研發”費用范疇。

　　依然以快速支付為例，二維碼、手機支付都不是中國研發出來的，然而如何將其更加方便、可靠地運用到各種支付場景之中，真正改變了生活，才是中國企業真正有價值的“研發”。但很顯然，這種“研發”涉及的費用，不可能被計算在企業的“研發投資”之中。

　　當然，事實上在應用和商業模式的試錯，雖然沒有算在研發成本里面，但是成本還是很高的，比如共享單車雖然不算高端的研發，但是創業失敗帶來的損失大概不比高端研發低。在美國，Uber和Airbnb 創造的新商業模式，依賴的基本上都是現有的技術，但要創造這樣的公司顯然也不容易，成本也不低。

　　從經濟學來說，任何能提高生產力的改變，都屬于科技進步——包括管理辦法，應用現有技術的新方法等等。其實如果回想一下，瓦特不過是把挖礦用的蒸汽機改良后應用運輸的車上成為火車，不能算多巨大的科學發明，用現代會計方法算出研發成本也不高，但是火車對于工業革命影響有多巨大，無需多言。

　　另一方面，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地區，對科研的投入能力不同。這一點是更為顯而易見的差別。

　　企業的技術研發，建基于全社會的教育水平以及高等教育系統的基礎研究能力。這就如同要訓練出一個奧運會的短跑冠軍，不可能僅僅依靠“天生腳力”，還離不開超乎常人的意志力，科學的訓練體系、均衡的飲食營養補充等等。

　　從全社會的教育水平來看，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在2017年擁有本科學歷的人口不足4%，就算包括大專在內也不到10%。在全球科技研發表現出色的以色列、加拿大、美國、日本等，這一比例高達40-50%。而在高等教育的排名中，中國在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發布的最新世界大學排名中，全球“百強”大學有11所，然而其中有5所位于香港和臺灣，中國大陸只有6所。

　　這種狀況并不令人意外。基礎研發是非常高投入、低產出的行業，一言以蔽之曰“燒錢”。在沒有任何前人經驗的領域摸索，錯誤率極高，成功率極低，如果沒有足夠成本去允許錯誤和失敗，就談不上研發。甚至可以說，整體基礎研發水平的提高，幾乎不是溫飽或小康社會可以實現的，社會的高度富裕是一個先決條件。必須在社會達到了允許大量燒錢、犯錯的年代，才能追求基礎研究的整體提升。

　　實事求是，點狀突破

　　不少人可能已經發現，從各個指標來看，中國有一個研發條件特別好的地方——富裕程度超越了大多數發達國家，教育程度高，高校科研能力強，那就是香港。

　　盡管在內地不少地區看來，香港在近年來喧囂的互聯網創業中幾乎毫無動靜，連本地培養的科技人才也紛紛回內地創業（例如大疆創始人等）。但不可否認的是，香港的研發能力的確非常強大。

　　例如筆者所在的人工智能領域，香港擁有不少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研究成果。最受關注的AI研究能力指標Top H-Index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前1000名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中，亞洲區僅有二十多人，香港就占了11人。這也是為什么盡管香港生活和經營成本昂貴，但不少中國企業還是選擇在香港開展人工智能的相關研發。華人學者如果因為家庭原因希望回到亞洲任教做研究，目前唯一能給出和英美差不多待遇和相似研究環境的地方大概只有香港和新加坡。筆者相信，這種情況可能逐漸出現在中國一些富裕程度、教育水平和科研能力最強的城市，形成科研資源地域性聚集的情況。

　　除了地域上的“點狀突破”，視乎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和資金富裕程度，我們在科研的不同門類和領域同樣是“點狀突破”——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真正有巨大需求的市場和部門中，當然是明智的選擇。

　　中美貿易戰甚囂塵上，讓不少人總想象華為或BATJ與亞馬遜、蘋果如何激烈競爭，但事實上，兩國科技企業的競爭甚至沒有真正開始——中國企業需要服務于廣闊國內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市場，歐美大企業則主要覆蓋發達國家市場。科技最終目的是為了改變生活。假如脫離現實的去跟全球科技巨頭比拼研發投入，那我們的認知水平跟幾十年前一窮二白時呼吁“超英趕美”，實在說不上有什么不同。

　　(本文作者介紹：平安海外控股董事總經理；目前于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分別擔任數學系及工程系教授，于牛津大學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