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薛洪言

　　近期，無論是網上傳出的聯合貸款征求意見稿，還是地方監管機構業已出臺的管制規則，都在向市場釋放一個信號，監管已經盯上了助貸。

　　在消費金融行業，助貸大名鼎鼎。不過，助貸似乎遇到了麻煩。近期，無論是網上傳出的聯合貸款征求意見稿，還是地方監管機構業已出臺的管制規則，都在向市場釋放一個信號，監管已經盯上了助貸。

　　助貸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助貸是連接銀行資金和互聯網平臺流量的主要紐帶，也是這兩年商業銀行零售轉型的核心推動力，某種意義上，沒有助貸，就沒有銀行零售轉型的成功；另一方面，助貸的發展，深化了金融產業鏈分工，也會逐步模糊金融與非金融的界限，屆時，監管賴以施展影響力的牌照監管，或將遭受根本性的沖擊。

　　正反兩面，監管會如何抉擇呢？

　　所謂的錯，不過是工具被用錯了地方

　　直白地理解，助貸就是為放貸機構的貸款業務提供支持和幫助。早些年，這種支持是淺層次的，近兩年，隨著金融業務的場景化和金融科技化，外部機構的支持越來越深入，從獲客深入到風控環節，這才讓助貸這種行為獲得了“助貸”這個專有名詞。

　　分工協作能顯著優化資源配置。在講究專業分工和發揮比較優勢的市場經濟背景下，協作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比如在制造業領域，分工的細化恰恰是產業鏈成熟的最主要標志。在金融行業，類似助貸這樣的分工協作，也是趨勢所在。

　　就現階段而言，監管并不反對助貸，反對的是助貸被用錯了地方。先來看一則監管規定。

　　2019年1月14日，銀保監會發布《關于推進農村商業銀行堅守定位 強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務能力的意見》，要求農商行嚴格審慎開展綜合化和跨區域經營，原則上機構不出縣（區）、業務不跨縣（區），應專注服務本地，下沉服務重心，當年新增可貸資金應主要用于當地。

　　乍一看，好像監管挺反感金融機構跨區域經營這件事。如果真是這樣，五大行、全國股份制銀行不都在跨區域經營嗎？監管反對的是不具有跨區域經營能力的農商行跨區域經營，而非反對金融機構跨區域經營本身。

　　同樣的道理，監管并非反對助貸，而是反對助貸被用于協助農商行實現了跨區域經營。

　　助貸是好事，有助于推動信貸資源的優化配置，擴大信貸融資的覆蓋面，降低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不過，助貸也有其自身的邊界，根據協議安排，銀行是最終風險的承擔者，對銀行的風險評估和貸后管理能力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若銀行不滿足這些基本條件，靠助貸做大規模并跨區域經營，會造成相關銀行的信用風險過載，給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帶來潛在風險隱患。

　　這是第一點，助貸與跨區域經營。在這個問題上，助貸沒有錯，所謂的錯，不過是工具被用錯了地方。

　　心腹大患：模糊的牌照邊界

　　對助貸的管制中，還有一條，就是不允許將核心風控環節外包，并要求助貸機構向放貸的金融機構開放必要的風控數據。

　　這一條，則涉及到牌照監管問題。牌照監管的有效性，以持牌業務邊界的清晰性為前提。監管禁止持牌機構將核心風控環節外包，就涉及放貸牌照的邊界問題。

　　在牌照監管的現有體系下，類似的規定比比皆是，比如在對聚合支付商的管理中，就明確要求聚合支付商不準碰觸“商戶資質審核、受理協議簽訂、資金結算、收單業務交易處理、風險監測、受理終端及網絡支付接口主密鑰生成和管理、差錯和爭議處理”等業務，一旦過界，就是非法從事持牌機構業務，這些業務就是收單持牌機構與非持牌機構的邊界。

　　問題是，從消費金融行業發展的趨勢看，牌照邊界的模糊化似乎是大勢所趨，反過來就會消解牌照監管的有效性，成為監管機構真正的“心腹大患”。

　　分工的細化與合作的深化，達到一個臨界點，就會模糊所有權的邊界。當你90%的業務來源于單一客戶時，你究竟在為老板打工，還是為這個客戶打工，某種意義上沒有區別。正如《在平的世界中競爭》這本書中提到的一句話，“如果你購買一個工廠100%的產品，那么你在法律上是否擁有這家工廠還有任何意義嗎？”

　　金融業也在經歷一個分工細化與合作深化的過程，巨頭在搭建開放平臺、為銀行獲客導流的過程中，角色也在發生著變化。當開放平臺為某家銀行供應90%以上的客戶時，銀行牌照的界限就會變得模糊，巨頭在法律意義上是否擁有一家銀行牌照，反倒不再重要。

　　當一家家互聯網非持牌機構，以助貸的方式，成為一家家中小銀行最核心的客戶、風控和科技供應商時，非持牌機構不持牌卻勝似持牌，基于牌照的監管還有什么意義呢。

　　對監管而言，這顯然是個值得警惕的新變化。本能地反應，或許應該將趨勢扼殺在襁褓中，以維系現有監管體系的穩定性，但這種做法有效嗎？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來了解一段歷史，一段美國銀行業與監管機構的斗爭史。

　　趨勢可逆轉嗎？從一段80多年前的歷史講起

　　20世紀30年代，為根治銀行業惡性競爭亂象，美國推出了“Q條例”，禁止銀行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定期存款利率也不得超過2.5%。

　　“Q條例”有效降低了銀行資金成本，對于大蕭條后重建以及戰后經濟恢復發揮了積極作用。不過，1940年之后，美國CPI開始飆升，CPI與存款利率的倒掛，使得銀行存款步入負利率時代。儲戶開始用腳投票，銀行業則持續面臨資金流出壓力。數據顯示，1946-1960年，非金融企業金融資產中，活期存款占比從29%降至16%；1951-1960年間，銀行存款增速環比上個十年下降近50個百分點。

　　在嚴峻的競爭壓力下，1961年，花旗銀行推出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實現了定期存款的活期化，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活期資金的計息問題，變相繞開了Q條例，引發同行紛紛效仿。

　　順應市場變化趨勢，監管機構不得不放松存款賬戶管制。1970年，監管當局正式取消對10萬美元以上大額存單的利率限制，10萬美元以下的小額存款依舊實施利率上限管制，結果又導致對小額存款人的利率歧視。

　　存款不到10萬元，就不能享受高利率嗎？這個時候，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創建了一只基金，以100美元為單位賣給投資者，專門投資于大額定期存單，變相消解了對小額存款人的利率歧視，受到市場追捧，史上第一支貨幣市場基金就這么誕生了。

　　漸進的創新容易得到監管的認可，但當金融機構高歌猛進地直接沖擊監管規則時，矛盾就出現了。1970年，馬塞諸塞州一家互助銀行創設了一種可轉讓支付命令賬戶（NOW account），本質上屬于一種可計息的活期賬戶，直接挑戰Q條例關于不準對活期存款賬戶付息的規定。監管機構出手制止，銀行則選擇對簿公堂，1976年，法院判斷監管機構敗訴，其他商業銀行紛紛效仿；1980年，《放松存款機構管制和火幣控制法令》生效，NOW account被監管機構正式認可。

　　之后，美國存款賬戶管制放松開始加速，1986年，美聯儲取消了對非活期賬戶的利率上限管制；2011年，《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出臺，取消了不得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的限制，徹底廢除了Q條例。

　　以上，是美國銀行業與Q條例的斗爭過程：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美國銀行業依靠產品創新，逐步消減了Q條例的約束，成為推動美國存款利率市場化的重要力量。

　　最大的啟發就是，沒有什么是恒古不變的。監管制度并非不可挑戰，制度的興廢取決于趨勢的變化，還是那句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盡快從牌照監管的框架中解脫出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CDO、CDS等復雜衍生品被視作罪魁禍首，反對金融創新成為國際和國內金融界主流的聲音，時任央行行長周小川卻在公開場合提到，“今后還是要鼓勵金融產品創新，但同時要考慮這種創新是否能為實體經濟服務，為資源配置、價格發現、風險管理提供服務”。

　　以助貸為標志，金融產業鏈在不斷深化，這也是一種創新。這種創新，你可以說是突破了現有監管的框架，也可以說是一腳踏入了監管空白地帶。但從監管與金融機構漫長的博弈史中不難發現，只要創新要有助于資源配置、價格發現和風險管理等金融基礎功能的實現，監管終究會向創新“妥協”。

　　助貸是消費金融產業分工細化與合作深化的外在表現，能有效提高資源的優化配置，提升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屬于金融行業發展中不可扭轉的大趨勢。對監管機構而言，要禁止助貸很容易，但要扭轉這種趨勢很難。趨勢之所以是趨勢，就在于趨勢向來不可逆轉，禁了一個助貸，必然有更多地“助貸”變種冒出來。

　　所以，中短期來看，正確的做法或許是，把助貸視作中性的工具，不禁用工具但禁止錯用工具。長期來看，趨勢消解的是牌照監管的有效性，順應趨勢的前提，是盡快從牌照監管的框架中解脫出來。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