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應該怎樣穩定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在一個合理的區間中運行，一些學者建議進行大力度的體制改革，才能釋放生產和需求側的經濟增長潛力；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體制改革遠水解不近渴，應當進行宏觀總量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強刺激，才能將中國經濟增長從向低速下行拉起、支撐和穩定在一個合理水平上。對此，筆者將開一專欄，寫一系列短文，談談自己的看法和對策。今天發出之四。

　　國內外一些學者認為體制改革遠水不解近渴，應當進行總量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強刺激，才能將中國經濟增長從中低速下行拉起，并支撐和穩定在一個合理水平上。筆者認為，財政貨幣政策強刺激效果微弱、負作用大和后果不良。討論應當百花齊放、決策需要格外慎重。筆者認為，中國40多年來經濟增長每個短期的下行轉為上行，都由改革開放啟動。而目前穩定住增長，并在未來保持一個理想的速度，除改革之外，再沒有其他主要的動力可用。

　　經濟形勢向好，反彈仍顯乏力

　　2023年7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上半年GDP增長率為5.5%，說明經濟形勢在疫情之后正在向好恢復。然而，筆者覺得反彈仍不理想。一是縱向比較，2020上半年疫情最嚴重時GDP增長為0.9%，2021上半年疫情還沒有結束，GDP增長高達12.7%，反彈了11.8個百分點。2022年上半年GDP增長2.5%，但疫情結束的2023年上半年GDP增長5.5%，同比反彈幅度卻只有3個百分點。

　　二是統計局發言人也解釋了宏觀向好但市場企業家庭微觀還冷的“溫差”，但這種宏觀數據與微觀實際感受的溫差確實存在。如就業方面，整個勞動力市場供給大于需求，青年人的失業率6月到達了歷史最高點21.3%，在城鎮和農村隱形失業率上升。生產方面，疫情后產能恢復受債務鏈脆弱纏繞、一些產業和企業向外轉移、外部生產訂單減少、國內生產銷售遇需求不足困難。收入方面，從各方面匯集的數據看，無論是公務事業企業單位員工工資、獎金和其他收入水平都在下降，嘀嘀、快遞、送餐和城市其他臨工收入由于競爭加劇水平也在下降，而新招聘大學生畢業員工工資從過去的月8000元左右下降到5000元，甚至3000元。居民需求方面，上半年總消費支出179620億元，占上半年GDP比例30.29%，民生福利支出5%左右，二者分別比國際平均水平55%—65%水平和15%—20%水平差距較大，。

　　另外，從筆者及從生產法、收入法和需求法三方面進行了粗略的匡算，各方法因素分變量與結果總量之間，三法GDP及其來源核算之間，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出入。

　　而從國民經濟未來面臨的挑戰和風險看，需求方面，政府基礎設施投資已經趨于飽和，國有企業投資因資本有機構成太高對增加就業和居民收入作用微乎其微，出口近兩月負增長并且其恢復的不確定性太大，民營企業投資增長除了觀望還有市場需求前景也不確定，居民消費還是要決定于創業就業好轉、改革財富溢值而獲得理想的收入，短期內除了財政發錢，增加支出的能力受限。

　　而生產方面，一是需求不足、價格低迷、外部訂單不確定、生產過剩情況下，投資者除了預期和信心方面的顧慮外，擴大和更新生產投資的決策，產品能不能銷售出去，不能不是首要的考量。

　　二是占非金融經營性社會904萬億元總資本39.8%的國有企業，其資本平均凈利潤率水平2022年進一步下降，只有0.86%，損失的凈增加值在16.7萬億元左右。就算資本凈利潤率每年想方設法提高1個百分點，一年也會獲得3.6萬億元新增GDP。但是，國有企業改革20年來總是不到位，進展也不確定。

　　三是由于戶籍管制等體制阻礙，淤積在低生產率、少就業機會和低收入水平領域的農村農業人口和勞動力，分別在2.3億和1.6億；由于行政計劃、規劃和用途管制等配置和管理土地，農業和建設領域的土地閑置浪費很嚴重。宅地和耕地三權分置并無市場化配置的作用，集體建設用地直接進入市場還留在文件層面；城鎮不論是什么樣的建設用地，只有交給土地部門，再由其行政壟斷拍賣，才可能重新配置，但自愿交出的不多。而且經濟形勢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各地城鎮和農村五常有零星的折違。城鄉土地和農村住宅，疫情后的計劃管理似乎更加強化。體制性閑置浪費土地盤活給增長加力，好像遙遙無期。

　　現在傳統的房地產經濟在回落，而城鄉還存在著大規模的土地和房屋，其被禁止交易，或者不能交易，就不能定價和無法抵押，屬于自然經濟時代的生活和生產資料。其三權分置改革是一個進步，但其仍然無法通過交易定價，土地和房屋仍然不是完全的資產，也就沒有如同城鎮住宅商品化改革形成那樣的財富溢值增長潛能。

　　至于提高人力素質，可能會對增長促進有一定的作用，但還真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創新有新的動能，根據瓊斯和菲斯佩奇的研究，其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一個在1%左右并平緩的曲線；而觀察格羅寧根大學計算的數據，各頭部創新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數十年的增長率在0.5%—0.1%之間。并從長周期看，其增長幅度呈微弱下降的趨勢。

　　可以看出，未來的經濟增長，無論是國內外需求側，還是生產潛能方面，還包括資產化財富溢值領域，都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和體制禁錮，并且看不到新的潛能在何處。

　　回看歷史：三次增長上行均為改革啟動并非政策刺激

　　如前所述，一些學術和政策研究界的學者，都有一想當然的看法，即中國短期經濟增長下行一定要由財政赤字，或者貨幣寬松，或者財政貨幣組合經濟政策刺激來擴張加以扭轉。中國自己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有過三個大的從下行到上行轉折。沒有一次是通過或者主要通過財政或貨幣擴張政策刺激所致。

　　見表1所示，70年代中后期， 1976年時GDP增長為-1.4%，1977年全要素生產率（文中所有表格簡寫為TFP）增長為-1.97%，對外中國經濟與世界的聯系處于封閉狀態，內部國民經濟陷入了危境。1978-1998年間，還是計劃管理為主和市場調節為輔的資源配置體制，財政量入為出、貨幣計劃供應，談不上有宏觀經濟政策。這一階段高增長的啟動和持續，動力主要來源于承認個人和企業的經濟利益，實施農村聯產承包、鼓勵鄉鎮企業發展、城鎮擴大企業自主權、放開計劃外市場、資金供給撥改貸、職工實施計件工資獎金制等改革，提高了要素利用的效率。經濟啟動上行和推動高速增長，動力幾乎全部來自于體制轉軌—要素市場化改革對生產力的釋放。

　　可以看到，隨著改革醞釀、未來預期和轉軌啟動，1977和1978年GDP增長速度分別為7.6%和11.7%，最高的1984年時達到15.2%，1978-1988年GDP平均增長速度為10.22%。全要素生產率年平均增長4.15%，除了廣義技術進步外，其中改革釋放潛能，提高生產效率，形成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年平均為3.71%，分別占全要素生產率和GDP增長的89.4%和36.3%。

　　隨著潛能被前中期各項改革的逐步釋放、進入三年特殊時期及其外部原因等，1989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為-4.67%，1990年GDP增長速度降低到了3.9%，國民經濟陷入了增長的低俗。

　　面對國內外復雜的經濟形勢，1991年開始大討論，1992年及以后，重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闡明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個體私營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明確民營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確定改革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邁進，并決定不因短期特殊原因閉關鎖國，而更是向外商外資和國際市場擴大開放。如表2所示，討論預期和改革落實迅速將國民經濟從下行態勢拉起，1991年和1992年增長分別加快到9.3%和14.2%的速度。1991—1995年，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長6.2%。這是中國經濟增長歷史上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狀況最好的5年。其間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在1991年迅速從紊亂中恢復反彈。1991-1997年間，改革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為4.3%，占GDP增長部分的37.4%。不僅短期內拉起了增長速度，并且支撐了7年GDP增長11.5%的高速度。

　　實現經濟從低速向高速轉折的這一時期，也沒有財政貨幣政策強刺激擴張。

　　1997年全球經濟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影響，1998和1999兩年GDP增長分別下行到7.8%和7.7%，其中季度最低時降低到了6%左右。而且其中的全要素生產率從前10年平均3.58%的增長率，到2011年下降為1.17%。但是，如表3所示，一是加入WTO預期和正式加入，二是1998年城鎮住宅體制改革啟動和2000年改革完畢，并且土地出讓競價試點改革開始并推廣，使2000和2001兩年經濟增長分別加速到8.3%和9.1%，加入WTO后的2007年最高達到14.2%，2001-2010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0.55%。從1997到2001年增長動力數據看，赤字率在1%到2%之間，財政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只起了配角的作用。

　　這一時期增長上行的主要動力來源于改革開放：一是20世紀最后幾年，中國為了加入WTO，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及19萬件地方性法規規章，對不符合WTO規則和中國加入WTO承諾的，分別予以廢止或修訂。實際是對各方面與國際市場經濟不接軌的體制，進行了全方位并大力度的改革。從供給方面測算，要素配置改善全要素生產率10年平均增長速度為0.76%。二是城鎮住宅資產化改革零到市場價溢值TFP年平均增長2.81%，直接以生產法計入增加值的土地資產化零到市場價溢值年平均增速為1.17%。改革開放形成的新增長動力占到這10年經濟增長的42.1%。

　　經歷和數據證明，改革是遠水，其解不了經濟增長急需走出下行的近渴。這種想象性的觀點，根本不符合中國經濟增長的事實。實踐說明，改革不僅是支撐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也是可解扭轉增長下行之近渴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源泉。

　　未來推進中高速增長舍改革無其他主動力可尋

　　日本經濟學家辜朝明先生鮮明地建議，中國目前“不要把時間浪費在結構性改革上，而是應該將所有精力都放在財政刺激上以保持經濟的運轉。”我認為，這種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負作用很大、后果不良，將會貽誤時機，帶來更加嚴重的經濟下行。

　　中國經濟體制和形勢與日本當年不同的是：（1）后者是宏觀調控加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前者是宏觀調控加計劃行政與市場經濟二元體制；（2）后者是因資產價格暴跌導致資產債務表失衡，前者是大量的城鄉土地和農村宅院住房根本就沒有進入資產負債表；（3）后者財政刺激流量通過采購和福利支出進入民營企業和居民家庭“收入—支出”循環，前者財政和貨幣政策注入的流動性主要進入國企和金融體系之中；（4）后者是市場失靈，造成流動性不足，政府用擴張性經濟政策注入加以糾正；前者生產和需求潛能禁錮在要素配置、是否是資產、人口遷移、資產交易收入、住宅壟斷供給、福利支出等體制扭曲之中，用總量性政策根本無疏通和釋放的作用。因此，在中國目前體制下，需要非常小心的是，辜朝明先生的對策，無法改善和解決最基礎的“經濟低迷—青年失業率高—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低—消費需求不足”這一關聯的循環梗阻問題。

　　因此，在沒有完成計劃行政-市場經濟二元體制并存向社會主義一元市場經濟徹底并轉之前，如果說這是中國1978年以來第四次經濟放緩向增長上行的轉折，還是要溫故而知新，通過大力度改革加以啟動。

　　市場經濟國家，需求不足，流動性缺乏，其增長的潛能在于補充流動性。因而，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需求，有扭轉增長乏力的作用。而中國目前二元體制扭曲，既是增長乏力的原因，而其禁錮在扭曲中的生產、需求和不動產財富化的體制性剩余，又是未來增長的潛能。它之所以能夠短期內啟動增長上行，原因在于改革是對體制閘口的打開，是對禁錮的一種釋放。重大的體制改革，往往有爆發式的動力。

　　如表4所示，未來15年中，從生產側看，大力度地推進城鄉勞動力、國企資本和城鄉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大力進行放開城鄉土地和農村宅院住房交易定價資產化的改革，大力實施調水增地發展戰略，可以分別帶來1.91%、1.19%和0.42%的新增長潛能。著眼于均衡增長，需求側也需要大力度的改革，農村土地和住宅成為農民家庭的財產，可交易可定價，收入歸家庭，集體提留，政府收稅；所有的城市和鄉村放開人口遷移的戶籍管制，提供公平的教育醫療服務；放開個人建房、合作建房、房地產商開發提供，政府購買開商房對常住流動人口提供廉租房，住宅和居住供給多元化；政府民生福利支出比例從目前占GDP的5%左右逐步提高到15%以上。居民消費支出比從目前的28%左右提升到55%左右，加政府轉移支付，居民總消費占GDP比例提高到70%左右。

　　因為問題擊鼓傳花、體制多年積弊、利益需要調整和轉軌難度加大，沒有大力度深層次的經濟體制改革，減輕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扭轉增長使其上行的可能較小。可喜的是，中央和國務院已經意識到諸多問題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和實施調水增地等有為發展戰略來化解。筆者的信心是，路途需要攻堅克難，前景依然無限光明。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