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與美元。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從2008年金融危機后投放大量貨幣以刺激內需平穩經濟開始,社會上出現了“人民幣超發”的聲音。面對這些聲音,我們不禁要問,人民幣真的“超發”了嗎?
要搞清楚當時我們為什么增發了這么多貨幣,為什么中國物價水平一直在持續上升,我們首先要理解2013年以前中國的印錢方式是強制兌換美元。各經營主體將掙來的美元交給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印出人民幣(即外匯占款),將美元收為外匯儲備。也就是說,中國之前的貨幣發行是以日益龐大的外匯儲備作為人民幣的信用背書的。
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受到歐美發達國家圍追堵截,幾乎沒有任何外匯儲備。當時國家的外匯來源渠道非常稀少,手中的外匯僅夠購買特別急需的西藥和醫院急需設備,更談不上什么外匯儲備了。中國最早的外匯積累,一開始都依靠的是我們海外華人、港澳臺同胞出于對民族的先天情感最早來大陸的投資。
而從1978年中國對外開放為起始,中國的外匯儲備穩步增長,一直增長到目前約3.1萬億美元左右。這些外匯儲備不是西方發達國家給中國人民的施舍和愛心捐助,而是13億多中國人民用近40年沒日沒夜,用血用汗用命一個扣子一條領帶換回來的辛苦錢!中國2017年GDP約12萬億美元,其中外匯儲備占到了26%,也就是說這些外匯儲備財富相當于全中國人民不吃不喝勞動整整3個多月創造的財富和心血。
至此,我們可以下結論:外匯儲備從本質上來看,就是我們對外的債權。但是這些債權的價值并不是穩定的,試想一下中國的3.1萬億美元一夜之間全然蒸發會怎么樣?這聽起來好像天方夜譚,但卻正在發生。我們以人民幣匯率波動的“保爾森效應”為例:保爾森是克林頓時期的美國財長,在任以后首次訪華時,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在4天內連續擊破7.94、7.93和7.92三個整數關口,創出新高。2006年12月保爾森率團開展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又首次突破7.82的關口。2007年3月其第三次訪問中國,人民幣匯率逼近7.74的關口,創出匯改以來的新高。美國財長保爾森上任幾個月來了中國三次,人民幣匯率也從$1:RMB 8左右大幅升值到$1:RMB 7.74。中國人民幣升值,也就意味著美元貶值,以美元計價的中國債權也相應縮水了650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通過行政手段迫使中國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憑空損失了650億美元的債權!美國通常在國際經濟平穩發展時期,竭力推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反對其他國家的所謂“匯率干預”,特別是在其他國家持續處于貿易順差地位時,美國便通過政治經濟施壓的方式強迫這些國家貨幣升值,美元的貶值使其在獲取對價時得到直接的“顯性超額收益”。
現階段通過與美國近十年的博弈,中國越來越認識到用這種匯率不斷升值的方式永遠無法滿足美國的胃口,而美國在不斷威脅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同時,用行政手段逼迫中國提高匯率來進行逃債的方式,自我感覺也愈加行不通。因而,其換了一個方式,逼迫人民幣資本項下急速開放。中國的應對措施是必須對沖美國公開量化寬松或暗中放水損害中國外匯儲備財富的“隱性損失”。這樣,一方面彰顯中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另一方面美國也找不到直接借口來攻擊中國國內的貨幣政策。
所以,那些認為中國“貨幣超發”“通貨膨脹高企”的說法都不符合實際情況,未能考慮到美國貨幣超發把中國持有的美元債權貶值殆盡這一重大風險。
而相關部門面對這一問題也非常為難,不增發貨幣就會眼睜睜看著近40年的儲備積累被美國兌水稀釋,增發貨幣又擔心通貨膨脹高企、人民的資產貶值縮水。在政策選擇上,中國只好兩難取其輕。
那么,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一兩難境地?其一,中國應當恪守“你放水,我也放水,只要比你慢一些,貨幣就比你堅挺”這一原則。其目的是減輕我們外匯儲備因美元貶值遭受的重大損失;同時,要控制好節奏,把握住平衡,從而保障國內政治經濟穩定。回顧政府這十多年來一直在連續努力做的事情:給農民免農業稅、擴大醫保覆蓋范圍、提高最低工資、消滅貧困人口、控制房價、改善環境等等一系列惠民政策不斷出臺,正是把握平衡保證人民生活穩定富足的有力手段。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以前多次貨幣超發對美國通貨膨脹影響有限,因為美元的池子不是護城河,而是處在世界最高地點的水庫,其把閘門一開都泄到了海外市場,漂泊為“不受美國監管”的歐洲美元、亞洲美元、石油美元,對美國本土的經濟和物價影響有限。當然美國貨幣超發,也只是能帶來一時的好處,長期來看,美國必然也會受到這一政策的反噬。據了解,近三年來美國的物價上漲感覺越來越明顯,這又是為什么呢?我們從2008年金融危機分析,美國的三次量化寬松把美元的洪水泄到了海外。中國、世界通貨膨脹率與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差額的均值不斷縮小。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金融危機后五年,美國把世界作為量化寬松的蓄水池,與近三年相比較美元的泄洪功效急速下降。這是因為全世界均保持對美元薅羊毛的高度警覺,所以美元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國內,導致了美國物價上漲。
從美國的財政現狀來看,隨著減稅的實施,財政收入會減少,但是剛性支出會加大,因此美國完全有可能一方面加息讓美元走高,另一方面會暗中放水,否則邏輯講不通,我們并不能夠僅僅看美聯儲公布的經濟狀況褐皮書來看美國的經濟形勢,要有兩手準備兩手應對。從特朗普上臺以來倡導“美國優先”這一口號的內涵來看,其所有經濟政策著力點在于擴大美國就業、增加中產階層收入,核心在于對內用弱勢美元恢復美國國內經濟,對外采取一切手段繼續維護美元霸權,但是這種兩難境地不可能雙贏。至于美國經濟學家蒙代爾提出的不可能三角中闡述的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央行獨立性這三個因素,對我們也僅有一點借鑒意義。因為在資源市場要素中,中國的土地和自然資源與西方經濟學中的假設是不一樣的,即不是吻合所有資源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動這一假設。
反觀美國財政系統,美聯儲是美國財政部最大的債權人,而華爾街大摩、高盛、花旗等等大金融財團都是美聯儲的大股東,也就是說這些金融財團操控著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也就發生了美國政府用財政收入對金融危機進行救市,用納稅人的錢將私人企業“收歸國有”等等諸多亂象,這也進一步激化了平民和金融財閥之間的矛盾。如2011年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等,這也正是美國平民和金融財閥之間矛盾激化的折射。同時也是為什么特朗普的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政策思想能夠在美國立足的重要原因。
國家金融安全是所有經濟問題里最重要的領域,而外匯儲備是體現國家綜合實力與話語權的一個重要因素。只有外匯儲備充實,國家經濟實力富強,中國在國際上提出的倡議和規則才會有人響應,中國的國際地位才能不斷提升,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景乃權,浙江大學金融系研究生 童威遠、陳德宇)
(本文作者介紹: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浙大(WLKIFRC)金融投資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
責任編輯:張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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