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深度轉型的關鍵階段，社會轉軌的“三峽河段”和“出埃及”時間。發展狀態上，從高速浮躁的增長轉變為先是低速焦慮但注定還會回歸平和的增長，這個過程看上去像“蕭條”，但并非如此，而是一個經濟體走向成熟，年輕人經濟體走向老齡化階段的客觀表現。同時，各地區的發展差異將會越來越大，“鶴崗型”城市已經完成了著陸，一些東南沿海城市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承載著新質生產力的夢想。

　　在社會治理上，由于告別高速增長，各種矛盾和風險開始暴露和出清，轉型的陣痛不可避免。

　　在財稅體制上，增加中央赤字勢在必行，央行的表將接力商業銀行的表，繼續為社會注入貨幣和信用。

　　在增長動力上，民生型政策+創新型經濟+消費型社會構成新的“三駕馬車”，艱難彌補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深度調整產生的動力缺口。

　　而在資產配置上，房地產將在國民財富組合中減配到四成，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資產和經典的實物保值資產。這個切換過程不僅是資產和財富的切換，還需要債務的重組和化解，這也需要足夠長的時間。

　　當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帶領下，逃脫埃及的奴役準備走向新的生活時，他們也不知道這場旅程需要在危險的曠野中流浪四十多年，才能找到下一個安身立命“流著奶和蜜的迦南美地”。那一代一直在路上的以色列人，史書上通常稱其為“過渡的人”——也是國運轉折中的一代人。

　　中國經濟事實上從2015年開始，先后經歷了2015年結構性供給側改革、2016年防風險攻堅戰、2018年中美貿易戰、2019年扶貧攻堅戰、2020年抗疫、2021年三條紅線、教培清理、平臺整頓、共同富裕，2022年中國式現代化，用盡十年的時間，開啟了從高速度粗放發展模式，向高質量創新發展模式的深度轉型。具體的表現是，掙脫房地產和地方債的“綁架奴役”，走向高質量發展與新質生產力的“迦南美地”。這個過程，也是一次事關百年國運的“出埃及記”。

　　而拉長視野，先是放到新中國成立后的近一個半甲子年，則是計劃統制經濟向市場經濟與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這也是一個過渡階段，因此采取的是混合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走的路徑也是一個合成道路：中國式現代化。在這個過程中，社會進步的動力由既統一又矛盾的辯證關系決定：在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動態平衡，在中國式與現代化之間的微妙取舍。當經濟低迷的時候，就采用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方式，當經濟過熱的時候就采用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的手段。這期間的沖突和張力，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后七十多年的社會經濟進步與波折。迄今來看，這種富含中國中庸之道智慧的“第三條道路”被證明是相對成功的。

　　而我們這幾代人，也是中國經濟社會深度轉型，穿越歷史三峽和文明曠野的“過渡的人”。我們夾在鄉土與城市之間、農業與工業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既充分的享受了現代工業和城市文明帶來的優越物質生活，又因為脫離原來的鄉土和家族血緣在走向原子化的城市生活后精神上茫然無依。鄉關何處是一代人的靈魂拷問，意義虛無則是更新一代的年輕人面臨的精神危機。幾代人就在現代化的最關鍵階段，有擱淺在荒原和曠野上的危險。像以色列人，冒險逃出了埃及的囚籠，進入了荒無人煙的曠野中。但他們并不迷茫，因為他們知道鄉關何處，就是那個作為應許之地的迦南美地。中國轉型的目的地在何處？共同富裕？民族復興？還是一個成熟穩定的現代社會？宏偉樂章當然重要，但對老百姓來說需要的可能只是具體的技術路線。

　　遇到現代化危機被擱淺到轉型曠野上的國家有很多，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或“失敗的國家”，比如一些南美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歲月靜好，而是崎嶇不平、危機四伏。當一個后發的現代化轉型國家遇到危機后，是繼續向前走最終走向現代文明社會，還是回到原來的老路，重新退縮到原來被證明錯誤的囚徒之路，決定了會不會在曠野上永久的擱淺。伊朗失敗的現代化轉型就是一個例子，當它遇到現代化的危機后，沒有繼續沿著法治化、民主化、多元化的道路繼續向前，而是向后轉從宗教的原教旨信仰中尋找藥方，最終導致歷史倒退轉型失敗。

　　當前全球處于政治衰退大潮之中，無論是轉型國家還是成熟的現代國家，都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國家都面臨著失敗的可能。在歐洲，無論是英國還是法國、德國，舊有的現代政治結構已經不再穩定，在加拿大、美國，在韓國、日本，政治也遭受重大的沖擊，更不用說敘利亞等本就不穩定的非現代國家。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國家為什么會失敗》的作者，可能就是因為考慮到全球治理體系的不穩定性，國家模式——無論是現代化已經轉型的發達國家，還是尚處于現代化轉型中的國家，都在經歷重重考研。歷史并未終結，然而歷史將走向何方，可能仍然處于一種蒙昧狀態。

　　今天，中國正在從房地產和地方債的“綁架”中“出埃及”，然而那個應許之地在哪呢？三條紅線等“破”了很多，但“立”的地方在哪里呢？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似乎是，但問題：一是破的領域都很具體，比如地方債、教培、醫藥改革等行業整頓，然而“立”的領域比較抽象，高質量發展與新質生產力怎么形成實物工作量，這個還缺乏具體的技術路線；二是“破”的量太大，房地產和地方債都是百萬億元級，“立”的那些高新技術領域太小，短期內杯水車薪，很難彌補房地產和地方債治理引發的需求和信用缺口，因此導致了歷史上最嚴重的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

　　一切困難都可以認為是暫時的，轉型的陣痛或許也難以避免。現代化既是解決傳統國家諸多問題的必然道路，同時本身也會經歷種種危機。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是一種嘗試，計劃經濟與集中管制的成本如此高昂，社會動員的效率如此之低、風險如此之大，以至于無法再繼續走下去。于是形成了中國當代史最大的歷史資源——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市場化是唯一的道路。然而，如果認為市場化之后就一勞永逸，那也缺乏對歷史進程復雜性的深刻認識。特別是，自2009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之后，中國采用另一種近似“大投資”的方式，以債務驅動型的城市化消化后工業化時代積累的過剩產能。

　　事實上，這種以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整個社會資產負債表大幅擴張的財富效應為激勵的動員模式，的確帶來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突飛猛進——中國以十幾年的時間走完了早期現代化國家上百年的歷程。近八億人浩浩蕩蕩的從鄉村向城市遷徙，這個過程不僅是城市不斷“攤大餅”、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資產負債表大幅膨脹的過程，還伴隨著2012年后的環境污染（PM2.5霧霾）、2015年的金融動蕩（股災匯災）、2016年后的社會思潮紛爭（民營企業退場論）、2017年后的中美關系惡化、2018年的社會主義新時代和以內循環為主導的新發展格局確立．．．．．．時代的鐘擺總是很難靜止。

　　2020年進入三年抗疫，中國以制度優勢率先恢復了供應鏈，在全球搶占了2%的出口增量份額。進入2021年，在火熱的出口支撐下，中國經濟在全球一枝獨秀，甚至是出現了過熱的現象。抓住這個穩增長壓力較小的時間窗口，在二十大前所未有的治理結構切換之前，“新三座大山”的問題排上了議事日程。從三條紅線到教培整治，從共同富裕到醫藥集采，從游戲清理到平臺規范等等這一切，疊加繼續深化的反腐和地方債務的治理，中國經濟社會開始進入前所未有的深度轉型期。與所有國家的轉型一樣，需要幾代人來承擔轉型的成本。

　　未來和希望在哪里呢？鄉關何處，中國的應許之地在何方？當房地產和地方債行將朽木，沉舟側畔與病樹前頭是什么？我們無法確切的預知未來，但是基本的方向我們大體可以窺伺到：

　　在發展模式上，集約式、精細化、在某個細分領域深耕的商業模式將成為主導。多元化經營只屬于某幾個大型集團，中型規模的機構最難受，產業經濟進入“啞鈴型結構”，即大型有實力的國有集團和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的民營混合實體，加上數量眾多、優勝劣汰較快的小微企業。這恰恰是轉型時期，宏觀大分化力量在產業結構上的影射。我們必須學會與容易搞錢的時代的告別，與時代紅利告別，只有埋頭苦干、精心鉆研，才能在一個內卷時代打造有競爭力的產品。

　　在治理結構上，由形式上的強中央—弱地方模式，逐漸轉為地方各顯神通、分化加劇，區域經濟增長和貧富差異將越來越明顯。大一統的土地財政結束，原來的分稅制注定需要改革，否則地方政府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將嚴重短缺。在經歷一系列真空和陣痛之后，各個地方政府的自治理、地方社會的自組織模式逐漸增強，率先找到財稅循環新模式的地區將率先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南北差異進一步加大，需要中央轉移支付的地區越來越多，央地矛盾轉化為地地矛盾。東西差異也在展開，西部承載著國家安全的使命，東部承擔著經濟發展的使命，但國家資源的投入逐漸轉向前者。成渝、新疆、內蒙等地將承載越來越多的東部產業遷移使命。

　　在財稅改革上，深度轉型期必然是赤字財政，而且是中央赤字替代地方赤字。青黃不接的歲月，中央應該擔負起應該擔負的責任。大發展時代，地方政府主導唱戲。轉型是一個事關國運的大公共品，從法理上來說必然要求中央主導。過去那種“中央發文地方落實”的模式會發生深刻轉變。伴隨的則是，以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替代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商業銀行的表先進入高質量管理階段，從規模驅動向質量驅動。一批金融機構將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產清算出清過去的歷史包袱不可避免。財政來源來自赤字，赤字率將從3%的時代進入4%、5%的“新常態”。財政用途，一是補充地方財政，特別是地方欠款，二是用于民生。因此未來一段時間的財政模式將是“民生+赤字財政”。把赤字用于民生領域并非壞事，而是重塑國家無形資產，民生凝聚民心，民心是最大的國家無形資產，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內核。

　　在增長動力上，必然轉向內循環為主導，而且是消費為主導，現代化轉型的最終形態是“民生型財政+創新型經濟+消費型社會”。最近兩年的中國經濟深度轉型期，之所以表現的比其它國家有韌性，主要是因為還有外需支撐，以消化過剩的產能。但中國要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需求和市場還需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內需為主導，不能需求也受制于人，一直為別人做嫁衣。內需包括投資和消費，投資已經近乎飽和，大型基礎設施處于投無可投、建無可建的階段，只做好維護和折舊投資工作就好了，其實這么龐大的基礎設施，維護與折舊投資費用就是每年幾萬億。因此只能向消費要動能，消費型社會不僅是一種增長模式，還是一種深刻的社會變革。以消費者為中心，是以人為本的法治型、福利保障型社會，政府將預防性儲蓄買斷，老百姓才會釋放消費活力。從理論上來說，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是消費，投資也是為了最后的消費，中間只是隔著多層的資本品和迂回生產。雖然社零數據依然不佳，但是新的集約式、體驗式的消費模式已經悄然興起。從過去大發展時代時間昂貴變為今天的時間便宜，旅游、娛樂、文化、游戲、寵物、社群等新的時間密集型消費形態也將興起。

　　在財富結構上，隨著國家安全的意識不斷提高，國家財富和資本的再積累成為傾斜的對象。民眾的財富過去主要累積在房地產上，這種情況也將大幅變化。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房地產被徹底放棄，而是在財富組合中處于減配的地位，從過去七成以上的超配，逐漸變為四成左右的中配，期間的財富缺口，大約百萬億資金，需要金融資產和大宗實物資產（比如黃金）來承接。我們必須還要注意另一各問題，就是房地產帶給民眾的不僅是資產和財富，還有負債和利息負擔，這是很重要的問題。這意味著民眾財富端切換并不那么容易，超額的財富和剩余流動性并沒有那么多，有六成以上還要“配置”到債務的管理上（考慮到三成首付），這將嚴重制約股票等金融資產的配置空間。所以深度轉型期，還要經歷一場痛苦的債務周期緊縮階段的去杠桿過程，這個過程也并非我們想象的那么輕松。地方政府要化債，社會民眾也需要化債。從通縮型去杠桿到和諧型去杠桿再到通脹型去杠桿，需要五年以上的時間。當前決策層已經啟動和諧型去杠桿的進程，由于量級太大，現在還是以時間換空間，寄希望于經濟和通脹起來后逐漸稀釋債務。對于這個過程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我們應該有心理準備。

　　總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深度轉型的關鍵階段，社會轉軌的“三峽河段”和“出埃及”時間。發展狀態上，從高速浮躁的增長轉變為先是低速焦慮但注定還會回歸平和的增長，這個過程看上去像“蕭條”，但并非如此，而是一個經濟體走向成熟，年輕人經濟體走向老齡化階段的客觀表現。同時，各地區的發展差異將會越來越大，“鶴崗型”城市已經完成了著陸，一些東南沿海城市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承載著新質生產力的夢想。在社會治理上，由于告別高速增長，各種矛盾和風險開始暴露和出清，轉型的陣痛不可避免。在財稅體制上，增加中央赤字勢在必行，央行的表將接力商業銀行的表，繼續為社會注入貨幣和信用。在增長動力上，民生型政策+創新型經濟+消費型社會構成新的“三駕馬車”，艱難彌補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深度調整產生的動力缺口。而在資產配置上，房地產將在國民財富組合中減配到四成，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資產和經典的實物保值資產。這個切換過程不僅是資產和財富的切換，還需要債務的重組和化解，這也需要足夠長的時間。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