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廖群

　　2024 年 3 月，國務院印發《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設備更新，就是新設備置換舊設備；消費品以舊換新，則為以舊產品換新產品，兩者本質上都是“去舊換新”。“去舊換新”對于今后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意義不可低估。

　　就有效性而言，在需求不足形勢下，要促使經濟繼續增長，就要創造需求，且為更快地達到供求平衡也需減少供給。“去舊換新”正是達到了以上兩個目標。“換新”直接地創造了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去舊”減少了供給，既為“換新” 騰出了空間，打開了需求之門，又促使 供求加快平衡，為今后的經濟增長創造條件。除此邏輯上的顯然性之外，更應該看到，“去舊換新”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性在我國顯著地高于在他國。這是因為，我國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一個重大區別是，發達經濟體產品質量比較均衡，新、舊產品質量上的差距不大，“去舊換新”的需要、動機和邊際效應不那么強；而我國雖產品總量供過于求，但產品質量分布不均，新、舊產品之間質量差別很大，“去 舊換新”的需求、動機和邊際效應明顯更強。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相比，我國也有很大區別，即在這些經濟體雖舊產品質量比我國更差，但新產品質量也顯著低于我國，因而“去舊換新”的需求、動機和邊際效應也低于我國。的確，在我國，一方面，很多舊產品質量難以令人滿意，比如城鎮居民住房存量中有一半左右是質量上離現代化住房標準尚遠的非商品房；另 一方面，新產品質量卻達到了或引領世界前沿水平，如新能源汽車、互聯網、光伏、 手機、家電等，新、舊反差明顯。這意味著，我國“去舊換新”具有比其他國家更高的有效性。所以說，“去舊換新”對癥下藥，是有效緩解當前我國經濟供需矛盾 和經濟增長壓力的良方。

　　不僅有效，而且必要。過去 40 余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需求動能在 2000 年之前是由商品供不應求和人口增長所驅 動的內需數量型擴張，之后是由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效應所帶動的外需數量 型擴展。但現在內需方面數量型擴張勢頭面臨供求關系的根本性改變和人口增長由正轉負；外需方面國際經貿摩擦日益加劇，快速擴張勢頭也難以持續。在這種形勢下經濟如何才能實現中高速增長呢？ 那就要通過質量提升來創造新的內需。在過去的經濟增長動能減弱或消失的情況 下，要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和持續崛起，“去舊換新”不僅是良方，而且是必由之路。有鑒于此，應像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那樣，在我國范圍內形成一個“去舊換新”的經濟浪潮，促使全國各地和各行業推進和實施“去舊換新”，以夯實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

　　令人鼓舞的是，政策層面“去舊換新”戰略的實施方案正在陸續出臺。比如，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共同支持，根據地方財政實力，中央財政對東部、中部和西部省份汽車的“以舊換新”分別給予 50%、60% 和 70% 的財政補貼，重點支持新能源汽車和 2.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車；超過 50 個城市已經推出了住房“以舊換新”方案。在設備更新方面，中國人民銀行推出的 5000 億元人民幣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已經落地，激勵引導 21 家商業銀行加大對科技型中小企業、重點領域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項目的金融支持力度，同時中央預算內投資、轉移支付和專項補貼等支持設備更新的支出勢必加大。2024 年 7 月 25 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和財政部又專門發文，統籌安排 3000 億元左右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加力支持“去舊換新”。

　　但要形成一個“去舊換新”的經濟浪潮，僅靠政府的支持措施是不夠的。浪潮的載體是消費者和企業等市場主體，而且其體量及所涉及的資金規模也非政府所能獨自承受，需要市場主體共同承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活動也必然要遵循市場規律，依靠市場主體來培育、推進與實現。2024 年 7 月 26 日，人民銀行、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金融監管總局聯合召開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金融工作推進會，會議強調要堅持市場為主、政府引導，堅持鼓勵先進、淘汰落后，堅持標準引領、有序提升；在遵循市場規律的基礎上，政府出臺激勵政策，金融機構自主決策、自擔風險，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發放貸款，切實提升金融支持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的能力和質效。因而，雖由政府啟動、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仍是“去舊換新”浪潮形成的決定性因素。

　　如何使得市場主體形成“去舊換新”的經濟浪潮？首先是資金問題。“去舊換新”意在創造需求，解決需求不足問題。需求或有效需求關乎支出意愿和支出能力兩個方面，具體情況因人和企業而異：對低收入居民和低盈利企業而言，是支出能力不足問題；但對中高收入居民和中高盈利企業而言，則是支出意愿不足問題。筆者認為，對當前我國經濟而言，主要是支出意愿的問題。將我國的國民儲蓄率（國民儲蓄占 GDP 的比重）與他國比較，這一情形就應該比較清楚了。2022 年我國國民儲蓄率高達 46%，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都大幅領先，比位居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印度尼西亞、韓國和越南分別高 9 個、12 個和 13 個百分點，比西方發達國家高16 個百分點以上，比美國更是高出 28 個百分點。同時，1979 ~ 2023 年全國居民儲蓄存款年均增長 21.2%，大大快于名義GDP 的增速。可見，當前我國市場主體的儲蓄意愿強烈，相應地支出意愿不振。因而，當前我國經濟需求不足，主要不是因為市場主體的支出能力不夠，而是其支出意愿不足。

　　“去舊換新”提供了一條解決需求不足的途徑，也要通過市場主體來實現，其能否成功關鍵也在于能否實質性地提升市場主體的支出意愿。

　　提升市場主體的支出意愿，除了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補貼予以激勵，更需政府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市場主體在消費或投資觀念上、銀行在金融支持上作出改進努力。

　　第一，市場主體須改變消費觀念或投資觀念，削減數量滿足感和提升質量追求感，以接受“去舊換新”的理念。按傳統觀念，“去舊換新”是浪費，舊的還能用，為何要換新呢？這種觀念在供不應求的產品短缺年代可能是美德，在供過于求的產品剩余年代卻不值得提倡。能用不見得就用得滿意，如很多設備陳舊落后，產出效率低下，產品質量不佳，還需經常維護。“去舊換新”如果意味著消費或產業升級，是向現代化方向又邁進了一步，就是值得的。試想，按我國現在所制定的戰略發展目標，到 2035 年我國要達到中等發達經濟體的水平，屆時不應該是仍有很多個人和企業還在用陳舊的設備和產品，而是經濟和社會由具備現代化標準的新產品全面覆蓋，從而經濟和社會整體性地煥然一新，才能說我們實現了這一戰略發展目標。

　　第二，政府應將支持形成“去舊換新”浪潮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之一。首先應降低銀行的存款利率，以減弱市場主體的儲蓄意愿，相應地提升支出意愿。當前我國銀行業的存款利率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處于較低水平，但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仍然偏高。除了近兩年由于通脹高漲美國及歐元區大幅提高利率，在大部分時間我國的一年期存款利率都大幅高于美國、歐元區、英國和日本。

　　當前我國的名義利率水平，如一年期存款利率 1.35% 的水平已不算高，但若考慮到通脹率較低，實際利率水平在當今也不算低。我國的通脹率 21 世紀以來一直較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的漲幅也不斷走低，前者從 20 世紀 90 年代上半期的兩位數下降到 2% 以下，后者則從兩位數跌入負值區間。

　　通脹率較低一方面是需求不足的結果，另一方面又是導致實際利率水平偏高從而支出意愿不足的重要原因。高通脹固然有害，但過低的通脹率也危害不淺，一方面使得消費者不愿消費，另一方面又致使企業預期銷售和盈利前景暗淡從而不愿投資，導致儲蓄增加，支出減少。降低實際利率水平將為“去舊換新”創建一個友好的宏觀金融環境。

　　第三，商業銀行可在提升市場主體的支出能力和支出意愿兩個方面都作出重要貢獻。應該意識到，融資能力對于市場主體來說，既關乎支付能力也影響支出意愿。如前所述，低收入居民和低盈利企業的支出受到支出能力的限制，得到融資將直接增強其支出能力，同時也由于今后財務預期的改善而提升其支出意愿。對高收入居民和高盈利企業而言，能得到融資則在支出能力和支出意愿兩個方面都促使支出規模杠桿性地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的確，對于“去舊換新”，無論是設備更新還是消費品以舊換新，特別是前者，融資的意義是不可低估的。我國間接融資占主導地位，銀行貸款是主要的融資渠道，因而商業銀行為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提供貸款將是對“去舊換新”的重要支持。其實，技術改造貸款就包括或主要就是設備更新貸款，消費信貸也自然可以擴充至消費品以舊換新領域，兩者已分別是商業銀行重要的公司業務和零售業務之一。技術改造貸款可以說是傳統銀行業務，與基本建設貸款共同構成固定資產投資貸款，只是近年來隨著工業技術改造需求的放緩而走軟，應抓住大規模設備更新的機遇而振興發展；消費信貸在我國雖也已開展多年但仍算是新型銀行業務，相對來說仍是我國商業銀行業務的一個弱項，應趁消費品以舊換新的東風培育新的增長點。

　　(本文作者介紹：信和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海南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