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連平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金融強國建設目標。2024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指出金融強國應當基于強大的經濟基礎,具有領先世界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同時具備一系列關鍵核心金融要素,闡明了金融強國的主要內涵。筆者認為,金融強國強調國家總體概念,至少包含境內外兩方面四個層次的能力:一是對內向實體經濟提供的金融服務能力;二是對境內金融市場、機構和行業的管理能力;三是為非居民交易提供的金融服務能力;四是國際金融治理的主導和參與能力。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開放,中資走出去企業越來越多,中國金融服務的非居民交易中很大一部分其實是中資企業的境外經貿活動。因此,在境外發展我國離岸金融的同時,還有必要構建以服務非居民和中資境外機構為主要特征的境內離岸金融體系。對于推動金融強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1.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打造強大的貨幣
貨幣的強大不僅體現在對內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上,也體現在非居民對其的認可和使用程度上,即貨幣的國際化程度。在沒有法律約束的情況下,境外主體主動選擇使用某國貨幣進行貿易和金融交易的程度,將直接體現該貨幣的強弱。當前,人民幣國際地位與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不相匹配。盡管中國經濟體量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人民幣在全球支付、儲備和交易中的份額不但與美元的份額差距較大,與歐元、英鎊等相比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在全球支付領域,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最新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7月,占比位列前四的為美元、歐元、英鎊、人民幣,分別占47.8%、22.5%、7.%和4.74%。在外匯儲備領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期公布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一季度,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的占比為58.85%,其后依次為歐元、日元、英鎊、加拿大元、澳大利亞元、人民幣等貨幣。在外匯交易領域,國際清算銀行(BIS)三年一度的調查顯示,2022年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人民幣分別以6.64萬億、2.93萬億、1.25萬億、9686億、5264億的日均成交額躋身全球外匯交易最活躍的前五大貨幣。可見,盡管十六年來人民幣國際化不斷取得進展,但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與主要國際貨幣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
迄今為止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有限的原因很多,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人民幣在資本和金融賬戶下尚未能完全可自由兌換。發展人民幣境內離岸金融市場,聯接全球人民幣離岸交易網絡,有助于在資本賬戶沒有完全開放時,形成人民幣離岸交易循環,提升人民幣的國際使用頻率;有助于增加人民幣流動性供給,調節全球人民幣市場供求關系,防控人民幣匯率風險。
近年來,中國不斷推動與紐約、倫敦、新加坡、香港和迪拜等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合作,希望以此推動境外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的發展。然而,這一路徑并非一帆風順。其原因一是境外金融市場構建由市場化主導,市場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在美元仍占統治地位的當下,人民幣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并不明顯,希望依靠市場自發力量持續壯大人民幣離岸市場,會遇到不小的困難。二是人民幣不是當地的法定貨幣,當地政府沒有義務推動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形成。在某些國際政治經濟局勢動蕩時期,在某些國家,還會受到有關國家政府的有意無意的阻擾。三是在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初始發展階段,鑒于人民幣出現階段性升值,經常項和負債型的人民幣國際化得到了快速增長。而當人民幣出現階段性貶值后,人民幣跨境使用則快速收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夠開辟境內離岸人民幣市場,境內人民幣離岸市場與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遙相呼應、相互配合,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形成離岸人民幣交易網絡中的中心節點,并以此節點為核心向外發展人民幣離岸交易;依靠我國有關方面的主動行為,增強境內離岸人民幣市場對境外人民幣市場的影響、調節和制約能力;提升人民幣的離岸功能,以境內離岸人民幣的利率和匯率來影響全球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利率和匯率,推動人民幣持續邁向強大的貨幣。
圖1:構建境內離岸金融體系,推進金融強國建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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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官方文件制作。 |
未來一個時期,盡管美國可能進入降息過程,但因為美聯儲很可能采取的是預防式降息方式,幅度會較為有限,美元利率可能仍會在一定階段內高于人民幣利率。在此種情形下,可以利用人民幣低利率、低成本的特征,吸引投資者在境內人民幣離岸市場舉借人民幣負債投資于中國境內,推動人民幣成為全球重要的融資貨幣,形成人民幣的國際回流與循環,以此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2.管理全球人民幣離岸流動性,構建強大的央行
一國央行的強大在于既能貫徹國家戰略意志,又能盡可能以市場化手段調節國內外宏觀經濟金融環境,其功能往往體現在對本國貨幣價和量的管理方面。上世紀七十年代后,隨著歐洲美元市場的發展,大批美元流出美國本土,進入歐洲各國,歐洲美元信貸市場和歐洲美元債券市場不斷成長壯大。為更為有效地在全球管理美元流動性和匯率,不讓美元的“肥水流入他人田”,美國于1981年12月建立了境內離岸美元市場即“國際銀行業務便利”,目的是增強美聯儲對全球美元的管理功能,推動美元回流美國本土。1986年12月日本緊步美國的后塵開設了東京離岸金融市場。長期以來,我國央行對國內宏觀經濟發揮了有效的調節功能,但對于離岸市場上人民幣的價格與流動性的管理功能尚待進一步提升。2010年初至今年7月,香港隔夜人民幣離岸利率波動(方差)值為5.02,同期境內銀行間同業拆借隔夜利率為0.77,前者為后者的6.55倍,足見人民幣離岸市場波動之劇烈。人民幣離岸市場利率和匯率較大波動必然會影響到在岸市場,央行對全球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管理有必要加強。
雖然我國貨幣當局能夠有效地管理境內金融市場和人民幣利率匯率,但中國境內沒有成熟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在岸人民幣市場與境外離岸人民幣市場基本隔離。在資本和金融賬戶尚未完全開放的情況下,貨幣當局對全球人民幣離岸市場的調控能力必然受到制約,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難以直接、有效地管理國際外匯市場上人民幣流動性及其利率和匯率。通過香港金融市場,我國央行可以運用某些工具來調節市場上人民幣頭寸數量,影響人民幣利率和匯率,但仍是較為間接的,工具也較為有限。人民幣作為一種發展中的國際貨幣,服務雙邊經貿投資活動和第三方之間的交易,協調和管理人民幣在岸和離岸市場是央行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課題,也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基礎領域。
境內離岸金融主要涉及境外非居民之間人民幣離岸交易。央行可于境內(主要國際金融中心)設立境內人民幣離岸管理機構,負責管理境內人民幣離岸交易。通過境內人民幣離岸市場與境外人民幣離岸市場直接連通的特性,溝通和影響全球人民幣離岸市場,針對性地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在全球范圍內調節離岸人民幣的流動性,發揮央行管理全球人民幣流動性和利率匯率、協調離在岸市場的功能;由此構建面向全球的現代化央行,進而實現強大央行的目標。
3.推動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塑造強大的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的強大服務能力是金融強國的重要體現。一國金融機構的服務能力達到高水平,就能獲取和影響更多的金融資源為本國經濟服務;金融機構便捷、高效和安全的性能將吸引全球資本不斷為該國所用。大量資金的循環流動和有效沉淀又會進一步提升該國的吸引力,使得更多跨國企業入駐該國,實現金融與投資的正向循環。中國是個大國,且經濟金融開放程度較高,中資金融機構應當具有很高的國際經營水平,很強的跨國經營能力。唯有如此,才能更加有效地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
長期以來,中資金融機構大而不強。國有大型銀行雖然在全球金融機構排名中能夠依靠規模占據前列位置,但其國際化經營水平較之全球同業卻遜色不少。根據中資銀行國際化指數(Bank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BII)2020年的數據,我國大型金融機構中,僅有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的國際化水平超過全球前20名銀行機構的平均值,但其境外資產占比和收入占比均僅為全球前20名均值的一半不到,難言真正意義上的跨國銀行。而全國其他銀行中,國際化程度最高者的國際化水平又不及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的一半。中資證券業更是鮮有機構上榜國際排名,在香港開展經營的中資金融機構的子公司投行亦規模很小,競爭力十分有限。總之,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經營水平較低。
分析其原因,主要可能有三方面:一是相對而言國內經濟發展速度較快,中資金融機構以服務國內經濟為主,國內業務發展持續推進中資金融機構規模擴大,以至于向外擴張的積極性不高;二是中資金融機構參與國際業務具有天然的弱勢,這種弱勢主要來自于非本幣交易,在廣泛使用美元、歐元等貨幣的國際環境下,中資金融機構境外展業,有較高的信用培育成本和跨境運行模式的轉換成本;三是近年來美國在國際上持續打壓中國,包括限制中資銀行業務發展,制造了不利于中資金融機構海外發展的不利環境。
越來越多中資企業走出去、一帶一路建設和人民幣國際化持續推進,為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然而,過去很長的一個時期內,境內金融市場以“剛性兌付”為主要特征,中資金融機構難以培育出真正的“經營風險”能力。而發展境內離岸金融,則可以利用境內離岸與國際市場聯通,以人民幣交易為主,依靠身后監管部門的支持,在境內為中資金融機構創建一個國際化經營同時又具有人民幣優勢的“練兵”場所,由此提升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由于境內離岸金融市場地處境內,對在岸金融亦會形成正向的外溢效應,促進在岸金融的發展。
事實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四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已經開始運作境內離岸金融業務,即通過在總行設立離岸業務單元,依托國內市場,面向國際金融市場經營離岸金融服務。近30年運行下來,四家銀行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同時也存在一系列不足,包括監管方面的問題。未來境內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可以已經存在的中資銀行離岸業務為基礎。
4.發展和開放境內金融市場,建設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
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要增強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經過多年發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已初具成效。2021年,上海宣布已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根據英國智庫Z/Yen集團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2020-2021年間(GFCI28-29),上海超過香港、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三。然而,至2024年一季度(GFCI35),上海的排名已經降至第六。在上海展業的外資金融機構數量較為有限,其金融資產和收益占比也較小。國家金融監管總局數據顯示,截止至今年6月,我國外資法人銀行數量為41家,絕大部分聚集于上海,其數量與紐約、倫敦、新加坡和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相比有較大差距。2024年上半年,外資銀行實現凈利潤149億,僅占我國銀行業整體利潤的1.2%。
相較于其他國際金融中心,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國際化”成色不足,其程度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上海金融國際化不足主要體現在服務非居民的金融能力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所服務非居民的資產規模占比相對于其他國際金融中心要少得多,其背后的原因是資本流動尚未完全開放、人民幣在資本項下尚不能完全可兌換,使得非居民的金融需求難以完全釋放。央行數據顯示,截止到今年6月,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的中國債券余額為4.36萬億元,占中國債券市場托管余額的比重僅為2.64%;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的中國股票市值2.7萬億元,占中國股票市場總市值比重僅為3.33%。其占比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20%以上的水平,還明顯低于一些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
基于各種原因,短期內中國資本賬戶難以完全開放,這就使得上海金融國際化持續發展存在一定難度。通過政策調整,在上海推動形成境內離岸金融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繞開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程度不足的制約,形成境內“外-外”型離岸金融市場,推動更多境外金融機構落地上海,更大規模地直接服務非居民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金融需求。這一方面有助于直接提高上海金融的國際化水平,另一方面為資本賬戶開放積累經驗、探索新路徑,以便在適當的條件滿足之后,可以在更為有效地實施管理和風控的條件下全面開放資本賬戶。境內離岸金融的發展還將進一步解鎖離岸貿易的發展瓶頸,實現離岸貿易與離岸金融的相互促進的發展局面,進一步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逐步實現強大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
5.提高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實現強大的監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金融監管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正如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的,金融監管在諸多方面依然存在不足。如監管不嚴,權威性和威懾力不夠;全面和系統性監管不足,監管未能做到全覆蓋,穿透力不夠,存在空白和盲區;自律監管缺失,監管協同以及立法滯后等等,金融監管急待改善和提升。
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是中國對世界經濟金融運行產生影響力的有效方式。通過參與金融規則的制定、更新和修改,改變原有被西方世界所主導的全球金融治理模式,使之更多向發展中國家傾斜,這也是中國金融發展的時代使命。一直以來,中國通過參與國際金融組織、倡導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與機構體制改革、引領區域金融合作、構建國際金融交流平臺、協調國際金融政策等方式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在此過程中,中國不斷提高自身金融監管能力,體現在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以對標國際、提高監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強化金融行為監管、構建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體系、協調國際金融合作等諸多方面。
當前,依托在岸金融市場的規模巨大,中國在全球金融治理中雖然占有一席之地,但受制于整體國際金融能力有限,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不足,對全球金融治理規則制定的話語權有待提升。構建境內人民幣離岸金融體系,利用在岸巨大體量對離岸金融需求和人民幣的“主場”優勢,吸引全球金融主體進入,從而形成具有規模的境內人民幣離岸交易市場。通過更大范圍和更多數量的跨國金融機構的針對性監管,不斷積累和提升國際環境下的監管能力和經驗,推動境內金融監管轉型、創新、提升和完善。在境內離岸市場上不斷探索中國監管規則與國際監管規則的交融路徑。一方面吸收先進國際經驗,推動中國境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的制度型開放;另一方面結合中國國情形成我國主導的全球金融治理的總體框架和實施方案,以此參與全球金融治理交流,進而大幅提升中國的全球金融治理參與能力,在境內形成成熟且有效率的金融市場模式與管理制度,構建清晰職責劃分的監管架構,強化行業自律組織的約束力,推動金融行業的國際合作等。
根據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精神,應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全面強化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和持續監管。未來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重點是明確界定國家戰略、宏觀調控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的關系,強化監管責任和問責制度,加強中央與地方監管協同。
6.吸引和培養國際金融人才,培育強大的人才隊伍
構建境內離岸金融體系是促進中國國際金融人才隊伍發展壯大、素質提升的重要舉措。金融發展對于具備高級知識和技能的人才有著極高的依賴性,理想的人才結構包括了能夠理解和運用國際規則、擁有全球化視野及豐富實戰能力的各類高水平專業人士。當前我國在國際金融人才的引進和培養上存在不小的挑戰,這主要是由于高級人才的流動性大,這些人才傾向于向其提供更多發展機遇、待遇優厚、職業生涯發展空間大的區域轉移。金融人才的培養不僅關乎個人的職業生涯規劃,更是影響金融市場和整體經濟活力的重要因素。金融人才需要經過充分的實踐、不斷的市場操練,在擁有深厚的理論素養的基礎上,推動實際能力不斷成長。由于種種原因,境內金融市場和金融業高級金融人才培養的環境存在一系列不足,需要加快創新和轉型的步伐。
構建境內離岸金融體系,在開辟很高國際化程度市場的同時,不僅可以吸引新的國際資本、提高金融市場效率;而且還能打造多元化和專業化的實戰平臺,給予金融人才國際業務操作場景、合理的試錯空間和持續出現的成長機會。近年來,由境內金融市場創新業務其中主要是衍生產品業務較為有限,部分高端交易人才因無事可干選擇回到紐約和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構建境內離岸金融體系可以在保持政策和監管靈活性的同時,促進金融創新,吸引國際金融機構和人才,為國內人才提供與國際金融市場高度接軌的平臺。境內離岸金融市場還能對在岸市場帶來正面的外溢效應,即促進國內金融服務水平提升,加速金融體系的開放和國際化進程。通過這些機制,可以培養出更多懂得國際規則、具備國際視野和專業技能的本地金融人才,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尖端國際金融人才到中國從事相關金融業務,促進這兩類人才的交流融合,進一步加強中國金融的競爭力和吸引力。
綜上所述,無論是對內發展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還是對外提高中國金融的國際參與能力,構建境內離岸金融體系都是金融強國建設的有效抓手。離岸金融是金融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金融業態。建設境內離岸金融體系有利于提升人民幣離岸功能、打造強大的貨幣;有利于管理全球人民幣離岸流動性,構建強大的中央銀行;有利于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發展,塑造強大的金融機構;有利于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建設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有利于提高我國金融監管能力和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實現強大的金融監管;有利于吸引和培養國際金融人才,培育強大的人才隊伍;最終有利于系統、全面、深入地推動中國金融強國建設。
(本文作者介紹: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院長、中國首席論壇理事長、華東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部名譽主任)
責任編輯:秦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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