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出口成為中國經濟的亮點,但投資、消費增速下降仍構成拖累。近期,越來越多的觀點認為,需要進一步采取擴張性的財政和寬松的貨幣政策。
在近日舉辦的第六屆外灘金融峰會期間,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他表示:“我自己的簡單推算顯示,鑒于今年上半年消費增速明顯低于2023年、房地產投資增速持續大幅下降,為實現今年的GDP增速目標,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應比2023年有大幅度提高。但為此所需的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與今年財政預算資金之間存在巨大缺口。為了彌補這一缺口,除了加快特別國債的發行速度外,還應該考慮進一步增加國債發行規模。”
事實上,目前在是否應該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刺激有效需求這個關鍵問題上,國內學界已經趨于一致,但在如何刺激有效需求問題上還存在明顯分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刺激消費,因為中國投資過度、投資效率低下;但余永定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中國還應該依靠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啟動經濟。
應對有效需求不足
最新數據顯示,按人民幣計價,中國8月出口同比增長8.4%,進口增長同比持平。2024年前8個月,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8.58萬億元,同比增長6.0%,出口成為經濟的亮點。
但經濟“三駕馬車”中的投資和消費仍有待提升。1~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7.37萬億元,同比增長3.5%;受制于房地產投資下滑,2024年1~7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6%。
“按粗略估計,消費和投資在GDP的占比高達97%~98%,凈出口約為2%~3%,即使出口亮眼,但對GDP增速的貢獻充其量僅有0.1%左右。”余永定表示,因而進一步刺激有效需求至關重要,關鍵則在于加大投資力度。
余永定認為,目前在如何刺激有效需求的問題上還存在明顯分歧。在他看來,考慮到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光靠拉動消費很難啟動經濟。去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是82.5%。用1~7月社零消費的增速代表最終消費的增長,全年消費對GDP增長預計貢獻大約2個百分點。
對此,余永定提出,中國政府應該以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和公共投資為突破口,創造“擠入效應”帶動各個領域的企業投資,特別是民間企業投資。經濟增速提高將帶來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收入預期的改善,從而提升居民的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增加將彌補總需求不足的缺口,緩解通縮壓力,并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使中國經濟保持5%~6%的年均增速。
基建投資增加有利于經濟整體效率提高
對于增加基建投資,不乏觀點認為,當前基礎設施項目飽和、基礎設施投資效率低下,以及這將加劇產能過剩等。
對此,余永定對記者表示,中國是世界上基礎設施建設最為發達的國家之一,在許多領域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是超前的。但是也應看到,中國可以投資的基礎設施項目俯拾皆是。除傳統基礎設施項目外,2020年4月,國家發改委提出“新基建”概念,其中包含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202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此外,在公共投資(教育、醫療、養老)領域,中國的投資缺口也是明顯的。
就投資效率和回報來說,余永定建議關注基礎設施的“公共物品”屬性,這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但一般情況下,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率很低且難以產生現金流,因而是民間投資不愿涉足的領域。
“基礎設施投資,首先應該考慮的是社會、經濟效益,而不是利潤和現金流。由于基礎設施投資的非盈利性,中央政府應該承擔為基礎設施投融資的主要責任。總需求不足時期恰恰是大力開展基礎設施投資的最佳時機。”他認為,總需求不足、就業不充分本身是最大的浪費。事實上,投資效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加有利于經濟整體效率的提高。
此外,針對產能過剩的擔心,余永定表示,在宏觀經濟層面,產能過剩與總需求不足可以說是同一個概念,為彌補有效需求不足而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不會導致宏觀層面的“產能過剩”。
但他并不主張特定行業的政府干預或刺激。“政府不應干預行業層面的問題,同時,產業政策不能外溢到貿易政策上,如果違背了WTO規則,可能加劇貿易摩擦,因此不應該把產業政策變成出口導向。”
加快項目儲備和國債發行
若要加大投資以促進消費,當前有沒有好的儲備項目?今年財政預算資金與實際需求之間存在巨大缺口,國債、地方債發行速度亦慢于預期,若要加大財政力度,資金缺口如何解決?
余永定認為,當前有兩個重點投資方向,一是城市更新和鄉村建設。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城市化快速推進,很多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已經到了需要更新的時候。而在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后,鄉村建設已成為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任務。
另一個是新興產業培育。從電動汽車、集成電路等產業的發展歷程來看,通過前端政府基金投入引導、公共平臺配套、后端政策激勵和應用場景開放等一系列舉措,可以把一些重要產業做起來。
進入第四季度,余永定認為,亟需加快項目儲備和國債發行。此前,中金公司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新增地方債累計發行額為1.6萬億元,發行進度僅為35%。其中,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累計發行1.3萬億元,發行進度約34%,低于2022年與2023年同期。
余永定稱,“當前,財政擴張的制約雖然提升了財政韌性,但在特定時期可能導致經濟動能不足。事實上,如果利率足夠低,更多發債并不會導致赤字率攀升。”
為了彌補資金缺口,他建議,除了加快特別國債的發行,還可以考慮進一步增加國債發行規模。
“超長期特別國債銷售的成功,說明機構對國債的需求旺盛,以及市場對于中國長期主權信用的信心。中國依然有相當大的財政擴張空間,擔心國債數量巨大、市場難以消化是沒有必要的。”他稱,一直苦于“資產荒”的商業銀行和資管機構并不缺少購買國債的意愿和資金,更何況央行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防止國債增發導致收益率曲線上升,以及對民營企業的“擠出效應”。
余永定表示,當前除了政府儲備項目,亟需一攬子政策,包括財政、貨幣刺激計劃,充分利用所謂的“宣示效應”(”announcement effect”),提振市場、投資者和公眾的信心,為明年經濟的較好增長打下基礎。
來源:第一財經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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