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努力將經濟增長速度支撐在5%左右，是經濟能不能穩定恢復向上，長期關系到能不能初步實現現代化的關鍵。

　　一、經濟增長與技術創新發力的對策建議

　　有的給中央加快發展的對策建議提出，支撐經濟增長上行，主要需要供給方面生產技術的進步和產業的創新。從國民經濟循環、運行和增長的綜合看，對策如果往往是從一個點、一個領域、一個環節等局部提出的，都可能有理和正確，但合成起來可能變成謬誤，最后有可能出現雖然是好意，但給經濟恢復繁榮形成并不理想的結果。

　　供給的主要內容是從生產而來。因而，怎么供給，主要也是怎么生產的問題？如果從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的視覺看，在勞動年齡人口收縮、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方面考慮，通過高智能人力資本、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無人機工作等，快速地擴大生產能力，是加速經濟增長的關鍵。

　　我認為，中央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戰略，同時也提出了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為主的總需求，理順國民經濟國內國際大循環的戰略。這是一個戰略組合，缺一不可。部門和地方在促進發展與體制改革時，不能對戰略進行分割或者偏頗。

　　二、勞動力初次分配和都是一些什么樣的勞動力？

　　然而，生產不僅是生產本身，而且是一種對生產的初次分配。從投入、產出和分配視角看，一是其中勞動、資本和土地各自投入了多少，二是勞動報酬、資本利潤和土地地租各自是多少，實際也是各自分配多少。因此，生產和初次分配密不可分。

　　第一個就業結構的現實是，中國2023年74041萬就業勞動力中，16882萬人從事農業， 在農村中從事非農業工作的有9351萬人，17658萬人是農村進城從事非農業工作的農民工，總計43891萬人。整個低文化知識水平、低人力資本含量、低工作技能、低技術工作領域的就業，占了總就業勞動力的60%。

　　從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結構現實，以及國家統計局分類統計數據看，2022年在城鎮國有、集體和其他所有制單位就業的勞動力為16701萬人，私營企業就業為14501萬人（筆者根據相關數據推算而得）。我們將其看成是正規就業，其占總就業的42.67%，而非正規就業比例為57.33%。即使考慮農業中就業正常比例應當為10%和農民兼業工作情況，則非農業中非正規就業占中國總就業比例為47%左右。

　　三、勞動貢獻收入初次分配到了哪些群體及其各自的比例？

　　第二個要素投入產出初次分配現實是，因2023年一些數據在統計上還查不到，我們來看2022年工資分配的情況。一是城鎮各類所有制單位（除了國有集體外，包括上市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港澳臺公司和外資公司等等，不包括私營企業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為114257元，工資總額是190820億元。二是因為沒有統計公布的私營企業職工數據，我們先從人民生活統計項中將全國工資總收入算出來，可支配收入中居民工資人均收入是20595元，乘以當年141175萬人，是286006億元，減去城鎮各類所有制單位工資總額為私營企業職工工資總額95186億元，統計局公布的私營企業職工年平均工資為65327元，相除當年私營企業就業職工應當為14501萬人。也就是說，全國勞動者正規就業工資收入占當年GDP的23%。

　　四、選擇什么樣的“勞動→收入”循環流動鏈？

　　我們設想兩種循環：一是主要讓勞動更多地創造財富，使其在初次分配時，就獲得理想的收入；二是主要讓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更多的創造財富，特別是用無人工作技術替代勞動力創造財富，初次收入分配更多地流入人力資本含量高、技術、數字和高技術資本所有者的帳戶中，國家再通過收稅的方式，轉移給未能參與創造財富的低知識、技術、技能和資本所有者家庭。

　　我們分析到這里，問題就來了：技術創新創造財富與低人力資本含量和低技術領域就業的勞動力有什么關系？從供給方面看，加速經濟增長，僅從生產力看，力度最大的是，數字經濟發展、產業技術升級、實物產品智能制造、非實物智能服務，特別是加快無人制造和服務，可能會創造無限多的供給。但是，從生產的初次分配看，與24%左右的16882萬農業就業人員無關，與農村中9351萬從事非農業就業的人關系不大，與17658萬進城農民工等就業人員關系也不大。由于這些新的生產力基本是減少人就業的領域，可能會使更多的人失去工作。

　　緊接著是第二個問題：在初次分配與再次分配中怎么選擇？將重點放在生產財富在初次分配后，國家對創新利潤加大再次分配。通過數字經濟、智能制造、智能服務、無人工作等生產力，因為這些領域是高知識、高技能、高技術、高技術資本等要素在生產，雖然會創造無限的生產力，但初次分配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流向這些要素的所有者。那么，能不能向這些要素收入課以重稅？難度是，各地都在減稅讓利，發展創新產業；技術產業發展在全球競爭，你的稅高，創新競爭力就下降；要想從高知識、高技術、高技術資本所有者征稅過多，則創新技術、資本和收入等，可能向征稅低的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流出。

　　另外，一個國家大部分生產由技術和資本創造，勞動者對生產的貢獻越來越少，初次分配比例越來越低，再分配比例越來越高，將遇到這樣一些問題：生產力水平是不是已經很高？國家是不是想將很大比例本應當工作獲得收入的人口，全部用福利保障起來？國家財政稅收體制準備沒準備好？

　　四、現在勞動收入到消費需求的流動是什么格局？

　　目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流動到什么人口結構中的呢？2023年，居民可支收入占GDP比例為42.57%，其中全部轉移支付（包括橫向贈與、務工寄回等，還有縱向政府民生等轉移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8.51%，占當年總GDP的8.52%。筆者不知道其中橫向和縱向各占多少。假設各為50%，2023年政府教育醫療住戶等民生支出占GDP比例為7.7%，這里再將廣義上可能沒有計入的3.18%算進去，2023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為45.75%。這比樣板國家低水平55%，低了9個多百分點。

　　更大的問題發生在這樣的人口領域中，2023年農村常住人口47700萬人、城鎮農民工等常住流動人口24058萬人、城鎮戶籍市民人口67501萬人，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4720元、42208元和56450元，各自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總規模分別為70214億元、101545億元和381085億元。也就是說，33.83%的農村常住人口、17.07%的常住城鎮流動人口和47.88%的城市戶籍市民人口，分別分配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的12.70%、18.36%和68.93%。也就是說50.90%的農村戶籍人口只分配了居民可支配總收入的31.07%。

　　消費支出與生產及其過剩的循環關系是什么？2023年居民消費支出總額為377735億元，占GDP的比例為30%，即使加上政府轉移支付教育醫療住戶等的7.7%，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為37.7%。比標準樣版低水平國家低20個百分點。

　　更加扭曲的問題是，2023年城農村常住居民人口、城鎮務工等常住流動人口、城鎮戶籍居民人口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12218元、33873元和35892元，分別消費支出的總規模為58278億元、77174億元和242283億元，各自消費支出總額占GDP的比例分別為15.43%、20.43%和64.14%。也就是說，占總人口比例50.90%的農村常住和城市居住的務工流動人口，其消費支出占總居民消費支出的35.86%。

　　五、制造業產能怎么就利用率不足了？

　　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例從2006年的32.45%下降到了2023年的27%左右。當然，制造業比例在工業化后半段長期下降是一個趨勢。但是，從51%的農村和城鎮常住流動人口看，其一般消費品、耐用消費品、汽車、房屋家具、衛具、廚具、裝修和裝飾等工業化發展的享受水平，仍然處在中期階段，并沒有結束。

　　現在接著又來的問題是，能夠依靠人力資本高含量、高智能、高技能、高技術和高技術資本創造巨大生產力的人數可能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就算0.5%，也就700萬人，加上家庭其他人口，2100萬人口。他們的收入消費率很低，估計平均不到10%。如果24%左右的農業勞動力目前太低的收入水平提高不了，城鎮和農村47%非正規就業勞動力的就業不能穩定和收入不能提高，如果私營企業單位與國有集體公司外資等正規單位相差近一倍的工資水平得不到提高，那么從人口的消費支出結構就可以看出，消費需求不可能理想地擴大，制造業利用率不足的問題，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

　　六、51%人口的收入提高和消費增強應當依靠體制改革

　　技術進步等創新的巨大生產力發展，需要有居民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可能性邊界。從思路上，生產方面，要素投入要考慮80%低人力資本含量、低技術水平、低技術生產領域勞動力的利用。可能讓他們都就業，在生產領域就可以獲得初次分配的收入，在強力推進創新發展經濟的同時，70%的精力，還是要放在通過生產要素配置的體制改革，大量地選擇適度技術，發展勞動密集產業，穩定傳統生產領域方面。

　　中國目前的最主要問題，是總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中是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居民消費需求不足中是52%的農村戶籍居民消費需求不足。中國的生產力并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中國想主要通過創新生產力成果的再分配，去提升52%人口的收入和消費，能不能生產出巨額財富、國際競爭允不允許、稅收財政體制可不可行、新技術高稅收體制會不會向外擠出技術，都存在著疑問。

　　筆者并不反對強有力地推動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而且認為，中國經濟要在國際上有競爭力，依靠科技進步獲得巨大生產力，這是必然之路。

　　面臨的選擇是：提高這51%人口的收入和增強他們消費能力，是調動農民個人和農戶家庭的積極性，還是重新組織起來發展經濟，二者比較那個不確定性大和存在不能實現的風險，也需要慎重評估和預判。

　　農村城郊農民經濟的要素，基本上沒有技術、數字、人力資本等優勢，大量的就是普通勞動力和土地宅院。生產力一般由要素組合而形成。從目前來看，農業勞動與耕地相組合搞農業，虧損、微利和收入水平很低。而農村土地和勞動力組合，由于土地用途管制、規劃和計劃配置體制，雖然強調農村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但是，基本上土地要素配置不能自主，也不可能。農村城郊勞動力與土地分離，可以創造財富，在經濟學的道理上也講不通。那么，是不是選擇組織農村集體，勞動力與土地相組合，發展工業和商業？從實踐上看，農村存在辦企業人才稀缺、市場開拓、土地管理嚴格、土地租賃關系復雜、體制成本太高，失敗和被拆除等太多的問題。農民外出務工收入雖然要比農村高，但是，還是比城鎮單位職工要低得多，根本不可能富裕起來。

　　解決循環鏈上的一系列問題，出路在哪里？一是深化改革戶籍、教育、居住和土地黏性等體制，使生產率低、就業機會少、收入不高、消費力弱農村和農業中的人口和勞動力，向生產率高、就業機會多、收入不低、消費力強的城鎮和二三產業轉移。

　　二是改革農村城郊土地體制。將農村的土地宅院，在堅持集體所有不變的前提下，對使用財產權確權發證，除農民住用和承包的土地外，其他建設和農業用地給農民股份化；延長土地使用權，農業用地999年，農村城郊住宅和其他建設用地500到200年；使用財產權可以定價、交易、抵押、入股、出資、出租和繼承；農村的農業用地和建設用地，不再是無價值的生活和生產資料，而是有價值的資產；資產可以城鄉統一的競爭性的市場上交易，收入歸農民和集體，政府收取交易稅。

　　將土地的所有權、發展權交給農民，放開體制禁錮，盤活土地要素，放活土地與勞動的組合，農民可以以地為本就業創業經營，創造財富，提高其收入，增強其消費需求。其重要性，與技術創新發展同等。

　　總體上看，未來11年，三是除了前兩項措施外，還要從其他方面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居民自我可支配收入從目前的36%（除去政府的轉移支付）左右提高到55%；政府民生支出占GDP比例要從目前的7.7%擴大到20%，使居民的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從目前的30%，提高到45%，總居民消費從目前的37.7%提高到65%。這需要力度很大的生產結構、初次分配體制方面的改革，也需要很大力度發展模式和財政支出體制的轉型和改革。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