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昉（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近日，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撰文分析人工智能發展對就業的影響。

　　蔡昉認為，與過往技術進步帶來歷史上反復出現的“技術性失業”幽靈相比，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可能真的不一樣，未來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出現對就業的沖擊可能是全方位的。

　　在AI沖擊下，也有尚未改變之事。蔡昉提出，人類應對崗位替代的兩條根本出路，迄今尚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第一，人力資本依然是抵御AI沖擊的底氣，但人類需要知道自身的所長和所短，把揚長避短作為基本策略。第二，社會福利體系仍然是根本性的托底制度，而且履行此類功能的物質條件日益增強。

　　如何在變與不變中尋策？蔡昉提出四個“同步”：一是保持崗位破壞速度與崗位創造速度的同步性，特別是在數量上最大程度使轉崗具有可行性；二是保持各行業生產率提高速度的同步性；三是保持AI替代勞動力的速度與培訓勞動者能力的速度同步性，盡可能縮短再就業摩擦期；四是保持生產率提高與生產率分享的同步性，這也是公平與效率統一的要求和體現。

　　在具體應對政策方面，蔡昉建議，首先是加快建設中國式福利國家，其次，大幅度延長義務教育或免費教育年限，最后，消除在兒童發展、教育與培訓、流動與就業、社會保障，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存在的制度性障礙。

　　本文原載于《第一財經》。

　　人們習慣于在始終存在、反復出現、一次又一次得到解決的經濟史現象面前，表現出盲目的樂觀態度。面對某些事件的積累，例如，金融危機之前的非理性行為和泡沫積累，盲目樂觀者會宣稱“這次不一樣了”；在面對另一些事件時，人們往往以“這在以前發生過”作為盲目樂觀的理由，以致不能在認識上和行動中做到與時俱進。人工智能（AI）對就業的影響，就屬于后一種情形。凡事預則立。面對可能的AI就業沖擊，需要澄清一些認識，確立若干政策原則。

　　這一次真的不一樣

　　技術進步對于就業的影響，從工業革命開始就是社會的焦點和研究的關注點。具有“盧德主義”性質的運動和思潮，曾經以各種面貌反復出現。不過，無論是從原因窮究結果，還是從本質看到表象，這一次是真的不一樣了。

　　首先，這一次不再是歷史上反反復復出現的“技術性失業”幽靈（spectre），而是可以替代幾乎所有職業的終結者（terminator）。從懂科學的企業家馬斯克，到關心AI發展的經濟學家薩默斯，都認為AI對崗位的替代將是全面的，一旦不久后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出現，簡單的、復雜的、體力的、智力的，無論何種崗位將無一幸免。

　　其次，AI技術進步的速度之快，越來越具有一日千里、一日三秋的感覺。例如，從“土耳其下棋機器人”（1770年騙局，可將其權且當作這個想法的起點）到圖靈1950年論文發表，經過了180年；再到1997年“深藍”戰勝卡斯帕羅夫，又經歷47年；再到名為“阿爾法狗”的國際象棋機器人于2016年戰勝李世石、于2017年戰勝柯潔，也相隔了約20年。而從ChatGPT問世到Sora的出爐，僅僅相隔一年。我們無須用任何復雜的模型來預測，只要看一看這個速度和加速度，即可得出對通用人工智能出現的合理預期。

　　最后，大模型AI的“發展悖論”注定了崗位的大規模喪失幾乎是必然的。陣營之間、國家之間、企業之間都認識到占據AI技術和產業的制高點，關乎生死存亡。這導致圍繞著AI的發展，形成一種類似冷戰時期太空競賽、軍備競賽、核武器競賽的競爭。并且，大模型AI的高度耗能、“燒錢”（如ChatGPT-4花了4億美元，據說ChatGPT-5需要25億美元）。挖掘模型用途、擴大用戶群、提高回報率的必然方向和方式，便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減少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使用。

　　哪些東西沒變？

　　然而，只要人類勞動還沒有徹底由人工智能替代或者決定，或者說“人機一體”尚未普遍實現之前，就仍有一些東西不會發生變化。而且，這些沒變的事物或方面越發彌足珍貴，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時間窗口。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仍然是主導的一方，仍然是“人告訴機器做什么”，這是使我們保持信心的根本。這一點既有技術上的涵義，也有制度上的涵義。也就是說，我們人類應對崗位替代的兩條根本出路，迄今尚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雖然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校正方向。

　　第一，人力資本依然是抵御AI沖擊的底氣，但是人類需要知道自身的所長和所短，把揚長避短作為AI時代人力資本培養的基本策略。迄今為止，人類智能或自然智能相對于AI，仍然具有優勢的方面在于：（1）軟技能而非硬技能；（2）非認知能力而非認知能力；（3）情商而非智商；（4）人文的理解力和同理心，而非數理化的解題能力，甚至不是編碼技能；（5）隱性的知識（tacit knowledge）而不僅是顯示性的技能。

　　第二，社會福利體系仍然是根本性的托底制度，而且履行此類功能的物質條件日益增強。馬克思從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看到，一旦勞動力成為商品，從制度上工人便難以擺脫受剝削的命運。北歐在建立福利國家之初，在制度設計中便突出“去商品化”，即弱化勞動力作為純私人要素的屬性，強化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社會權利。在AI的“崗位破壞”日益大于和快于“崗位創造”的條件下，這個理念和做法越來越重要。

　　就業對AI的反應方式及結果

　　無論是老辦法還是新思路，就業對AI替代做出反應的方式，不外以下幾種。在概括這些方式之前，我們先給出一個合理的預設前提，即AI的發展終究會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在此基礎上，勞動者通常并且可以有以下幾種出路。

　　第一，轉入更高質量的崗位。這是樂觀的經濟學家始終堅信的一種結果，自從歷史上發生“盧德主義運動”以來，也不斷被事實所證明。只不過這要求勞動者具有更高的技能與之相適應。換句話說，獲得這種新崗位的與失去舊崗位的，通常不是同一批人，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同一隊列的人，甚至不是同一代人。

　　今后，失去老工作和得到新工作的時間缺口只會更大。包括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已經從以前對技術進步創造崗位充滿信心，轉變為如今認為盧德主義自有其道理。鑒于另一位美國前財長姆努欽對AI的就業影響仍然“樂觀”，并且如今已經難得找到持這種態度的人了，我們可以稱這種似在虛無縹緲之中的崗位為“姆努欽式崗位”。

　　第二，轉到具有“逆庫茲涅茨化”特征的崗位上。這是指那些勞動生產率較低，從而報酬也較低的行業。從客觀上說，新崗位的正規化程度要低于原來的工作。從主觀上說，新崗位的體面程度也要低于原來的工作。總而言之，就業質量被降低。

　　當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提出何以處處可見計算機，生產率卻未見提高的疑問時，就觸及這種現象的本質。也就是說，當AI必然提高一些領域的生產率時，另一些行業則變得更“卷”，以更低的人均產出為代價吸納轉崗人員。故我們可以稱之為“逆庫茲涅茨崗位”。

　　第三，轉到具有“鮑莫爾成本病”性質的崗位上。這是指那些人們保持著巨大的需求，卻天然具有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特性的行業。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把表演藝術作為這種行業的典型例子。無論如何，這種類型的行業和崗位能否繼續存在，以及能否得以擴大的核心，在于人們對相應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及其彈性。顯而易見，這類崗位可以被稱為“鮑莫爾成本病崗位”。

　　第四，轉到由新的消費所誘致出來的崗位上。我們今天的消費內容，在若干年之前可能難以想象，在更早的時候索性就不存在。就業崗位也是如此。未來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們的品味在變化，新事物新觀念不斷涌現，因而消費的領域不斷拓展，職業類型花樣翻新。鑒于這類崗位的消費誘因，歸根結底由供給側生產率的提高引起，是一種“供給創造需求”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薩伊式的崗位”。

　　第五，轉到因重新定義而出現的崗位上。以前不符合就業定義的活動，如今在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支撐下，可以被社會承認為“就業”，并以轉移支付的方式得到補償，則可以被認為是就業。例如，如果一個人自認為是“作家”卻沒有作品出版并獲得酬勞，按照失業的調查定義，這種“在過去一周內未從事一小時以上有報酬工作”的狀態，則不被算作就業。然而，如果社會負擔得起，也完全可以認為這是一種就業。

　　與此相類似的情形還包括那些并不宣稱自己正在“工作”的人，即不再尋求就業的人群。這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當事人有供養來源，例如索性采取啃老等方式“躺倒”。另一種是無需就業，卻可以得到普惠性的社會福利支撐。例如，如果實施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制度，就形成一種環境，使受到就業沖擊的一些人選擇不再參與傳統意義上的工作。鑒于這與凱恩斯1930年著名的“我們孫輩的經濟可能性”一文提出的命題有關，我們可以稱之為“凱恩斯式崗位”。

　　在變與不變中尋策

　　根據經濟史上人類長期應對技術替代就業現象的經驗，可以提出幾個原則性政策建議，即通過制度建設、政策調整、體制改革引導技術發展以及市場主體行為，盡量做到幾個“同步”：

　　一是保持崗位破壞速度與崗位創造速度的同步性，特別是在數量上最大程度使轉崗具有可行性。

　　二是保持各行業生產率提高速度的同步性，避免索洛悖論情形的發生。

　　三是保持AI替代勞動力的速度與培訓勞動者能力的速度同步性，盡可能縮短再就業摩擦期。

　　四是保持生產率提高與生產率分享的同步性，這也是公平與效率統一的要求和體現。

　　從政府職能的角度保障落實以上原則，可以從若干既重要且緊迫的應對之策入手。

　　首先，加快建設中國式福利國家。對此應該強調幾點：

　　第一，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或者說以摩爾定律的速度加快完善社會福利體系。

　　第二，按照普惠的原則設計和完善福利制度。這意味著改變以往嚴格識別社會福利受益對象的理念，因為在崗位的加速流失時代，已經越來越無法區分一個人是否“躺倒”，而且AI驅逐勞動者本身具有強烈的外部性。

　　第三，用社會共濟、社會保護和權益保障，抵消非正規就業的蔓延趨勢及其對勞動者的不利影響。

　　其次，大幅度延長義務教育或免費教育年限。與AI競爭的需要，一方面對人力資本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更偏重非認知能力的培養。哈佛大學兒童發展中心的研究顯示，在人生的最初幾年，大腦每秒鐘能夠建立超過100萬個神經元連接，這在此后任何生命階段都無法重現。非認知能力的最佳培養時間在三歲和四歲，最理想的舉措是把義務教育延長到這個學前教育年齡。何況，勞動生產率的預期大幅度提高，可以顯著擴大教育公共資源，足以支撐更長的兒童在校時間。

　　最后，消除在兒童發展、教育與培訓、流動與就業、社會保障，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存在的制度性障礙。其中特別是消除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存在的制度原因。研究表明，對于孩子的人力資本培養，特別是對于非認知能力的獲得，以及他們終生的社會流動機會，父母的養育和照護具有學校和社會均無法替代的作用。因此，推動戶籍制度改革，解決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面臨的此類問題，應該置于最高的優先序。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