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周天勇

　　一個國家的資源配置體制，究竟是采取計劃，還是選擇市場，才能夠良好地發展經濟？如果說自從亞當·斯密《國富論》以市場看不見的手配置資源為主的近代經濟學體系誕生，這個話題可以說，先產生了馬克思與馬歇爾在經濟學價值和價格理論上的分野，再發生了米塞斯和巴侖之間的相互辯駁，一直到凱恩斯創立需要國家調控的宏觀經濟學至今，相互爭論至今。筆者就此結合蘇東國家轉軌，發表一組專欄文章，與網友們分享。今天發出之一。

　　由于人們需求的無限性與用于生產財富的資源有限，資源供給總是呈現為稀缺狀態，于是有了人類關于資源如何有效配置的思考。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提出勞動分工提高了生產率即資源利用的效率，全國的產品由勞動工資、資本利息和土地地租構成；分工形成交易，如何生產則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去調節資源的配置。亞當·斯密從經濟運行結果方面認為，市場交易能夠促使所有個人的利益相互協調。個人之間基于市場的利益交換具有一種天然協調的特點，只要實現充分的自由競爭，個人私利就能夠自動地達到社會總體的和諧。市場交易導致個人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時促進社會的利益。[1]讓·巴蒂斯特·薩伊在其《政治經濟學概論》一書中認為，在這樣的經濟體系中，生產和供給會自動地創造需求，一般不會發生任何生產過剩的危機，更不可能出現就業不足。學界稱之為市場經濟的薩伊定律。[2]

　　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對均衡價格進行了論證和引申。馬歇爾認為，凈產出由勞動力、資本和土地各要素的貢獻以及生產組織者的要素組織而形成。以均衡價格論為基礎建立其生產要素市場供求定價分配論。在他的分配理論中，他運用連續原理、邊際分析與局部分析等基本方法，將分配理論和價值理論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從市場交換的角度，使商品價格的決定與生產要素價格的決定統一于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和生產者利潤最大化，以及實現這兩個最大化行為目標的市場供求關系的理論分析框架之中。由此，他將供求均衡價格理論從一般商品到生產要素，從價值論領域到分配論領域，貫穿始終，從而以生產要素定價的形式解決國民收入的分配問題。無論是產品、資源和要素，其市場價格主觀上決定于需要者的邊際效用，客觀上決定于供需雙方的力量均衡；反過來說，價格和供求機制調節資源和要素的配置。[3]

　　他們都認為，政府只需要制定規則，成為市場經濟機制的守夜人，資源配置則由市場的供求和價格機制自動調節，通過各經濟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和行為，去決定一個社會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生產。其結果會有效地利用資源，給整個社會的全體成員帶來滿意和不斷增進的福祉。

　　然而，19世紀和20世紀中，歐美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國家中發生了生產過剩和商業蕭條，暴發了程度不同的經濟危機。卡爾·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等著作中認為，勞動創造價值，資本利潤和土地地租是資本和土地所有者對勞動剩余價值的一種轉移，并且在轉移過多時，會造成勞動者工資過低，使得工人群體的總消費能力相對于社會化大生產創造和供給的總產品購買力不足，結果就是生產過剩，進而暴發經濟危機。這是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所致。[4]

　　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則認為，人們的消費邊際傾向遞減，人們投入資本的邊際效率遞減，人們有愿意用貨幣形式保持自己收入或財富的心理動機—流動性偏好。這些客觀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使人們在行動上不再多拿出貨幣來消費和投資，結果使整個國民經濟于流動性陷阱中。投資和消費需求不足造成了生產的過剩。在此基礎上，凱恩斯建立了就業、總價格水平、貨幣供求和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等為主要內容的宏觀經濟學。他于20世紀30年代提出與薩伊定律截然相反的結論，即流動性陷阱是資本主義經濟依靠自動的市場調節所無法解決的矛盾，但需求能創造出自己的供給，需要政府主動采取措施刺激需求以穩定經濟。這被學界稱為凱恩斯定律。[5]

　　就失業、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這一資本主義經濟數百年難題，馬克思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消除生產和生活的私人占有制，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取消商品、貨幣和市場；由中央機關來有計劃和按比例地組織勞動和生產資料投入生產，工廠和農莊是全社會的生產車間和農場；并有計劃地實物分配最終產品，在社會主義階段按勞分配，在共產主義階段按需分配。這樣，既不會出現分配不公，也不會形成生產過剩。而凱恩斯主義的方案則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不變，微觀分配資源的基礎仍然是市場機制，但強調政府干預，財政增加赤字，在社會支出不足時，擴大項目建設和公共服務等支出，擴張總需求，熨平經濟周期中的下行波動，進而實現充分就業和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關于計劃與市場，西方和東歐的經濟學家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進行過爭論。然而，他們爭論的角度卻與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完全不一樣。他們的爭論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爭論，而我們的爭論，包括延續到今天的爭論，卻更像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爭論。這場爭論不再在這里贅述。然而，如果將西方經濟學家與東歐經濟學家們的理論爭論和現實中的問題介紹一下，有助于我們了解傳統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支柱——計劃經濟體制是怎樣失敗的。

　　社會主義能不能既有效率，又實現資源配置的均衡，西方和東歐的經濟學家進行過長期的爭論。西方經濟學界20世紀30年代有過一場關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論戰。論戰的背景是當時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這里生產資料公有，沒有生產資料市場。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L·Von Mises）教授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計算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經濟不能解決它資源的合理分配問題。其理論依據主要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結果是生產資料市場的消失，這樣，生產資料的價值便不可能用貨幣表現出來，市場就不能從貨幣度量的價格信息傳遞和買賣雙方的供求不斷均衡中起調節作用，從而貨幣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就不可能起到它在競爭市場上反映產品價值方面的作用，用貨幣形式進行計劃就不可能了。這使社會主義無法確定生產決策和投資的經濟效率，從而也無法合理配置資源。[6]

　　米塞斯的這一觀點遭到了西方經濟學界巴倫（E·Barone）的反駁。巴倫根據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論反駁說，即使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中央計劃當局也能夠通過解聯立方程的途徑推算出同競爭經濟中固有的市場價格起相同職能的計劃價格。巴倫的發現使得社會主義反對者對社會主義的攻擊退到“第二道防線”，即不否定計劃經濟條件下有合理配置資源的理論可能性，而是否定其實際可能性。哈耶克（Hayek）和羅賓斯（Robbins）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他們認為運用巴倫的方程，需要有收集和處理龐大信息的能力，這在實際中辦不到。[7]例如，羅賓斯說：“在紙面上，我們能設想這個問題用一系列數學計算來求解。……但實際上這種解法是行不通的。它會需要在幾百萬個預算數據的基礎上列出幾百萬個方程，而統計數據又根據更多百萬個個別計算。到解出方程的時候，它們所根據的信息會已過時，需要重新計算它們。根據帕累托方程可能實際解決計劃問題的提法，只說明提出這種主張的人不了解這些方程意味著什么。”[8]

　　為了批駁哈耶克、羅賓斯，當時旅居美國的波蘭經濟學家蘭格在《經濟研究評論》雜志1936年10月號和1937年2月號上發表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一文，作為對社會主義經濟反對派的一次反擊，同時也考慮了蘇聯戰時共產主義產品經濟暴露出來的問題，提出了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蘭格開拓性地探索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經濟均衡的主客觀條件、運行機制及其具體方式，他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證明社會主義經濟中價格的決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過相繼試驗錯誤的方法來實現的，因而有客觀的性質的。中央計劃局可以把這種價格作為經濟計算的工具，實行資源合理配置，達到經濟的均衡狀態。蘭格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理論構畫，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市場機制、沒有商品貨幣的產品經濟設想，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模式，而是一種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模式。

　　蘭格的計劃模擬市場制定價格、調節運行的思想提出后，遭到一些經濟學家的質疑，指出中央計劃手段的有限性與實際經濟運行的復雜性不相適應，因而中央計劃局不可能代替市場的功能，不可能模仿出逼真的市場分配資源的機制。例如，哈耶克當時對蘭格和狄金斯方案就提出了尖銳的質疑。蘭格當時也清楚其理論上的這一弱點，他知道如果不能解決計劃手段問題，而僅僅靠中央計劃局去對千百萬種產品試錯，等計劃當局的計算和計劃出來，實際的經濟運行已經過計劃期了，那么他提出的運行模式就會缺乏實際運用的價值。

　　正當蘭格在苦思中，20世紀40—50年代，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前后的期間，出現了一系列嶄新的科學技術和有關理論，它們是電子計算機、控制論、信息論、系統工程、運籌學、投入產出平衡表等。這些科學技術的成果，首先被運用于軍事領域和工程領域，如控制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應用于自動高射炮的研制中。而后，它們又被擴展到生產領域和大型工程項目的組織管理中。蘭格據此寫出《計算機與社會主義》，通過計算機的價格試錯，求解千千萬萬個聯立方程，中央計劃機關就可能有計劃按比例地分配資源。[9]

　　[1]亞當·斯密：《國富論》，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65。

　　[2]讓·巴蒂斯特·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陳福生、陳振驊譯，商務印書館，1998。

　　[3]周小亮：《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體制下利益協調機制的理論演進》，《經濟評論》2005年第2期。

　　[4]卡爾·海因里希·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8。

　　[5]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2005。

　　[6]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7]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8]孫景宇：《奧地利經濟學傳統下的社會主義及相關爭論——“社會主義經濟大論戰”的反思與啟示》，《制度經濟學研究》2012年第2期。

　　[9]奧斯卡·蘭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來源： 天勇談經濟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