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梅新育

　　東北正迎來近代以來第三次大發展機遇，而且這一次與前兩次的發展環境存在兩大截然不同之處，如能切實把握機遇，完全有希望實現躍升。

　　東北第一次大發展機遇是晚清全面開放東北封禁與東北建省，以1907年東北建省為標志；第二次大發展機遇是新中國全面啟動工業化，以“一五”時期國家重點建設工業項目集中落地東北為標志；當前正在經歷的第三次大發展機遇是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這是全球經濟、政治、軍事格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東北創造的大發展機遇。

　　晚清東北建省抓住國際牛市周期

　　清朝前期，東北發展長期嚴重滯后，在很多方面比明朝時期明顯倒退，關鍵原因在于清政府長期封禁東北，禁止漢人流入，導致晚清時沙俄輕而易舉攫取了這塊清朝“龍興之地”近六成領土。面對東北六成領土淪喪的慘痛代價，以及財政經濟壓力，1907年晚清全面開放了東北封禁，并在東北建省，從而實現了東北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飛躍。

　　從全球經濟視角看，盡管當時中國已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開放封禁與建省為東北抓住了國際煤、鐵、大豆牛市周期機遇，東北得以從一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落后、經濟產出在全國無足輕重的邊陲蠻荒之地，一躍成長為近代工礦業、外向型農業、城鎮化水平位居全國前列的重要經濟區。

　　在近代礦產采掘業方面，19世紀中期，西方國家爆發以鋼鐵、化工等重化工業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鋼鐵等重化工業產品產量猛增，帶動對上游礦產等需求高漲。鋼鐵成為那個時代的先驅前沿科技與產業。

　　1870~1900年（同治九年~光緒二十六年），世界鋼產量從剛剛超過50萬噸猛增至2800萬噸，30年里增長55倍之多。有學者評價，從歐美大規模開始貝塞麥煉鋼法生產后的1870年代起，世界進入了鋼的時代；更有學者評價，對資本主義國家來說，鋼的采用，是打破世界大門，為貿易和開發上升到新水平達幾十年之久的主要因素。鋼使殖民地附屬國和不發達國家變得更加有利可圖，促進了資本的擴張，是上世紀末新型帝國主義的物質基礎。

　　以煤炭產業為例，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煤炭需求突飛猛進，僅第一次鴉片戰爭后開始的從帆船到輪船的水上運輸工具變革就創造了與日俱增的煤炭需求。根據國內外文檔記載，1860年代中葉，僅基本上行駛長江航線的旗昌輪船公司一家，每年就耗煤二三十萬噸，行駛沿海航線的外國輪船每年耗煤40萬噸；從1850年代中葉到1870年代初葉，每年輸入上海的煤炭從3萬噸增長至16萬噸。而且，能否取得中國煤炭供給，對輪船航運業的盈虧影響巨大。

　　旺盛的需求推動中國煤炭和鐵礦石開發、出口都取得了長足進展。東北建省的1907年，中國煤炭出口額不到5萬關兩，1927年已達2941萬關兩。

　　在農業方面，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國際市場需求推動大豆、芝麻、花生、菜籽、棉籽、胡麻籽等植物籽實及植物油行情高漲，躍居中國出口大宗商品。其中，以黃豆為主的豆類出口增長特別迅速，而東北氣候、土壤、人地關系等條件特別適合大規模發展大豆種植，因而成為中國大豆出口的先驅與主力，豆餅、豆油等加工產業及其出口也隨之發展起來。

　　1858年（咸豐八年），豆類曾被列為出口禁品之一，后來雖然撤銷了禁令，但出口數量不多。20世紀初，全國每年豆類出口量約一二百萬擔，最高年份不到267萬擔，主要銷往日本。東北建省翌年（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正值西方棉籽和亞麻籽缺貨之時，一家外國商行向歐洲試銷東北大豆，大獲成功，西方肥皂制造業界迅速接受了豆油，中國大豆、豆餅、豆油出口爆發式膨脹，1909年（宣統元年）中國豆類出口就猛增數倍至1443萬多擔，價值3278萬多關兩，超過茶葉成為中國第二大出口商品。到1928年，中國豆類出口量已達4039萬擔，價值14734萬關兩。

　　對照晚清光宣時期政府財政收入規模，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當時豆類出口收入規模之大。在晚清貨幣體系下，1海關兩合白銀37.68克，1庫平兩按1908年清政府規定合白銀37.301克計算，則1海關兩合1.01016庫平兩；1909年中國豆類出口額3278萬多關兩，約合3311萬多庫平兩，同年清政府歲入總額26321.97萬兩，即該年中國豆類出口額相當于全國財政收入的12.6%。如此巨額出口硬通貨收入大部分注入東北，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可想而知。

　　1894年豆餅出口量約51萬擔；1913年已達1182萬擔，價值2496萬關兩；1926年達2605萬多擔，價值超過7000萬關兩。在海關開始單獨統計豆油出口的1910年，中國豆油出口57萬擔；1926年達到266.7萬擔，價值近3000萬關兩。在豆餅、豆油出口貿易的帶動下，大連發展成為東北地區油坊業集中地，號稱“油坊之都”。

　　新中國全面啟動工業化是第二次機遇

　　新中國工業化從“一五”時期全面啟動，對20世紀下半葉以降中國國運乃至全球經濟格局影響深遠。在這場工業化前期，亦即新中國前三十年發展中，中國在先后遭遇東西方陣營全面封鎖、貿易禁運的環境下初步建立了一個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實現了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產業結構的根本性巨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從舊中國接過來的是一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結構極不合理的爛攤子。1949年，中國國民收入僅358億元，人均66元；國民收入中工業比重僅12.6%；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只占26.4%。相比之下，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為50%左右。

　　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工業品產量上，當時中國不僅瞠乎西方發達國家之后，甚至連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望塵莫及。1949年中國鋼產量只有15.8萬噸，而1950年美國鋼產量為8785萬噸，蘇聯為2733萬噸，日本為484萬噸，聯邦德國為1212萬噸，英國為1655萬噸；1949年中國現代能源生產總量（折合標準燃料）為2371萬噸，美國1950年為116620億噸，日本為6232萬噸，聯邦德國為14106萬噸，英國為22149萬噸。

　　在新中國前期，中國初步完成了工業化，為歷史新階段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從規模看，從完成經濟恢復的1952年至197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679億元增長至2943.7億元，增長333.5%，年均增長6.30%；1952~1978年間年均增長6.65%。

　　從結構方面看，1952年，中國第一、二、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依次為50.5%、20.9%和28.6%。1970年開始，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永久性地超過了第一產業。自此，這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傳統農業國脫胎換骨步入工業國行列，在國際社會“叢林”中地位發生了質的飛躍。到1978年，三次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依次為28.1%、48.2%和23.7%。從工農業主要產品實物產量看，這一時期增幅更是動輒數十上百倍。

　　新中國全面啟動工業化成為東北近代以來第二次歷史性大發展機遇。以“一五”時期“156項”為標志，東北是這一波大規模建設的最大贏家，黑龍江又是東三省中第二大贏家。在“一五”時期全國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落戶遼寧24項，落戶吉林11項，落戶黑龍江22項（其中落戶哈爾濱13項），黑龍江一省基建投資占全國工業投資總額的10.3%。改革開放之前東北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中國國際經濟政治地位提升

　　隨著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戰略的提出，東北正迎來近代以來第三次大發展機遇。與前兩次相比，這次發展機遇具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特點，首要特點是中國和東北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截然不同。

　　東北迎來前兩次大發展機遇時，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處于歷史性低位。東北當時得以實現經濟大發展，相當程度上緣于從發展水平領先的鄰國中汲取要素和知識。但國勢決定中國區域、省份、城市在世界經濟版圖中的地位，整個國家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處于低位，必然給國內區域發展設定相當低的天花板。當時即使中國最發達城市上海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也相當低下，新中國建立之前，上海米價決定于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首府西貢和英屬印度殖民地緬甸首府仰光，更不用說東北了。

　　如今，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已經發生根本性巨變，東北雖然在國內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比建國前期相對下降，但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大幅提升，相對于周邊鄰國地位的提升尤為顯著。東北正在從汲取經濟、科技、社會組織等發展水平領先于中國的鄰國要素和知識的前沿，轉化為向相對落后于中國的鄰國輸出要素和知識的前沿。

　　以對近代東北影響巨大的俄羅斯為例，這個國家曾長期追求與歐洲接軌，現在則在與中國的經貿、文化全方位交流中發現“新大陸”。1990年，中國GDP僅占世界1.62%。這一年，美國GDP占世界22.5%，日本占7.6%，德國占4.3%，整個西方占54.4%，西方七國集團占46.9%，歐共體占18.5%，而整個亞洲僅占17.7%。到2022年，中國一國實際GDP占世界18.4%，整個歐元區占12.0%。

　　在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及其鄰國均需與歐美接軌對標，即使是毗鄰國家間的經貿往來也常常要通過歐美中心進行。在這樣的環境下，東北常常成為中國開放經濟發展的“口袋底”。而在中國日漸回歸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心高地的進程中，周邊國家越來越多地可以直接與中國市場接軌對標，在這樣的環境下，東北日漸成為面對東北亞開放經濟發展的“袋口”。

　　國勢上升，必然會推動一國時尚品位走向世界，其他國家的民眾會自覺不自覺地對強勢國家的流行品位追捧。牛仔褲、格子襯衫等原本出自美國體力勞動者階層，流入巴黎這類世界時裝之都后，曾長期被當地時尚男女嗤之以鼻，但隨著一戰之后美國崛起，這些昔日“粗俗”的商品被巴黎時髦男女競相爭購，流行至今。隨著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上升，哪怕是漢服這種最中國的文化符號，也在海外贏得越來越多的擁躉。而對于東北而言，這意味著什么？

　　邁阿密在美國城市中經濟體量、產業結構等發展水平并不出眾，但因為臨近拉美而號稱“拉丁美洲的首都”；那么，在中國國際經濟政治地位的歷史性巨變和東北第三次發展機遇中，沈陽、哈爾濱、大連，誰能成為東北亞的“邁阿密”？

　　中國躍居全球自由貿易旗手

　　中國在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西方則在“脫鉤”“去風險”名義下“反全球化”，這一趨勢決定了東北這次發展機遇的第二個特點，即中國事實上已經成為全球自由貿易旗手，至少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二戰以來美國長期扮演的角色。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依靠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從近來一系列政策舉動，包括印發《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總體方案》，成功舉行第二十四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簽署《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升級議定書，向多國開放互免簽證，中國駐外使領館按現行收費標準75%收取來華簽證費……可以清晰看出，中國不僅在持續推進深化改革開放，鞏固全球經濟增長“發動機”地位，而且作出了持續全面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高標準開放經濟的鄭重承諾，實際上越來越顯著地發揮著全球自由貿易旗手的作用，在動蕩和衰退陰影下為中國和世界維護發展動力。

　　從更長時間跨度考察，我們可以對黨和政府持續推進建設高標準開放經濟的一以貫之的意志看得更加明晰。2013年9月18日國務院最初批準印發的上海自貿區方案只不過是在局部設立的“試驗田”，隨后逐步在全國其他省市設立類似的“試驗田”，而這一次是把開放度最高的“試驗田”的許多措施向全國推廣實施，其中包含了眾多在全世界堪稱前沿的新興貿易和方式和金融工具，從電子支付所需的數字身份跨境認證與電子識別，到“單一窗口”建設數據跨境交換系統，到推動電子提單、電子倉單等電子票據應用，到人工智能應用……幾乎盡數囊括。

　　與此對比鮮明的是，美國議員在大聲疾呼“中國大蒜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美國政府在與墨西哥簽署協議專門審查涉及中國企業的外國投資。這些在推進自由貿易方面言勝于行、不斷構筑“小院高墻”的做法已經蔓延到了其他西方大國，即使英國這個近現代自由放任經濟哲學和自由貿易理論的故鄉也不例外。

　　從特朗普時期到拜登時期，中國正是在一步步向全球自由貿易旗手的方向發展，這一趨勢，正在為東北創造在更高層次上發展開放型經濟的歷史性機遇，讓我們努力奮斗抓住這個機遇。

　　(本文作者介紹：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