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趙建

　　摘要：中國正處于從傳統工業社會向發達工業社會轉變的后工業化階段。按照金融發展理論，產業結構的變化會導致金融結構的變遷。在后工業化階段，中國制造業呈現出綠色化、數字化、服務化、高端化的基本趨勢，對應著產生了綠色金融、數字金融、供應鏈金融、科技金融等金融需求。商業銀行為了更好地服務制造業升級，尤其是為快速涌現出的專精特新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務，需要在公司治理、經營管理、產品和服務創新等多方面進行系統性的轉型。其中，科技金融、數字供應鏈金融、綠色金融和財富管理是商業銀行在后工業化時代支持制造業升級的主要轉型方向。本文來源《新金融》2023年第12期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制造業。中國是工業大國，2022年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比重接近30%。同時中國也是全世界工業門類最齊全，產業鏈、供應鏈最完整的國家，2020-2022年間表現出的商品生產和供應能力就是最好的證明。回顧歷史，中國卓越的制造業是與勞動力要素稟賦、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原動力、發展中大國經濟的需求潛力等因素密切相關，也離不開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金融服務體系的支持。可以說中國四十年的工業化歷程，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和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歷程，是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現代化轉型的歷程。

　　今天，放在工業化的一般進程和中國獨特國情及特定發展階段的時空坐標下，中國已經進入從傳統工業向發達工業過渡的“后工業化時代”，制造業正面臨新的發展機會和更加復雜的國內外挑戰。中國金融體系的市場化也進入了關鍵時期，如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尤其是支持制造業產業升級，是新時代中國金融業的重要使命。根據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有非常高的關聯度，產業結構的變遷必定伴隨著金融結構的變遷（戈德史密斯，1994）。一般認為，一個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體必定也伴隨著以商業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而高新技術產業伴隨的則是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直接融資體系。這種產業—金融結構適配已經得到了理論和實證的證明（Rajan et al．，2001；Carlin et al．，2003）。很顯然，來自重工業的抵押品信用屬性與商業銀行的授信偏好天然匹配，來自高新技術產業的企業具有缺乏抵押品、高風險、高收益的特征與資本市場的風險—收益分布曲線又是高度契合。從另一個角度，如果金融結構不適應產業結構的升級，金融體系就很難繼續支持已經升級的制造業實業體系，甚至還會制約制造業產業的升級。這在一個處于后工業化進程中的經濟體表現得尤為明顯。

　　中國當前可能正面臨這種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不相適應的挑戰。一方面，中國的制造業快速發展，產業升級加速推進，從過去的高耗能、重資產、高杠桿的重工業模式，轉向低碳化、輕資產、低杠桿的創新型模式。另一方面，以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市場化雖然也在加快推進，但是整個經營管理模式陷入傳統金融模式的路徑依賴中，依然保持以抵押品和政府信用擔保為主導的低風險授信偏好，還不能較好的服務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李成青等，2019）。尤其是對于中國后工業化進程中涌現出的專精特新企業，商業銀行既缺乏服務的主動性（授信意愿），又缺乏相關的專業素養和風險控制能力。這種現象導致了今天出現的產融資源錯配問題：一方面專精特新企業缺乏足夠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在房地產和地方債務治理期間找不到合意的授信對象，造成了制造業融資難和商業銀行“資產荒”同時出現的奇特現象。

　　本文的出發點就是基于中國當前存在的這種產業—金融錯配現象，探討中國在向后工業社會演進過程中，中國制造業形成以專精特新大量涌現為主要特征的產業升級階段，作為中國金融體系核心組成部分的商業銀行，應該如何走出傳統授信模式的路徑依賴，以更好服務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這個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緊迫性。本文先從工業化進程的歷史視野分析中國制造業升級所選擇的方向和面臨的挑戰，然后探討制造業在升級過程中所產生的金融需求，最后提出商業銀行為能更好服務制造業升級，尤其是服務涌現出的專精特新企業，所需要在公司治理、經營管理和業務創新方面進行的轉型。本文認為，在后工業化和制造業升級的大背景下，商業銀行應該加快向科技金融、數字供應鏈金融、綠色金融和財富管理四個方向轉型。

　　二、后工業時代與中國制造業升級

　　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工業化歷程，中國已經從一個農業大國轉變成了工業大國。從各項指標和表現來看，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可以說是當前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后工業化意味著中國需要改變傳統工業時代以規模、要素數量和速度為主導的發展模式，逐步轉向以效率、技術進步和創新為主導的高質量發展模式。

　　（一）中國進入后工業化階段

　　丹尼爾·貝爾（2018）描述的后工業時代的圖景，雖然是以美國為藍本，但是表現出的基本特征與中國的情況基本符合，比如制造業的服務化，知識經濟和專家型人才的崛起，第三產業比重的上升等等。確切地說，中國并非已經進入了后工業社會，而是工業化進入了末期，表現出了后工業社會的一些主要特征。

　　按照丹尼爾．貝爾（2018）的說法，后工業社會有五個核心特征，一是產業結構方面，服務業開始崛起，社會資源開始從生產端向服務端轉移，傳統工業產能相對飽和，更多的要素需求在研發、設計、銷售、物流等服務領域。二是職業結構方面，專業技術人員，專用型人才和專家，取代企業家、資本家成為主角。三是工具結構方面，人們更加依靠知識、信息、數據來科學決策和規劃，而不是像傳統工業社會那樣主要依靠經驗。四是資源結構方面，知識經濟社會的特征表現得更加明顯，技術和研發資源成為社會的“中軸”。五是社會結構方面，科學家、工程師、專業技術人員、意見領袖等知識精英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總之，后工業化是從以機器設備、廠房不動產等固定資產、重資產為核心要素的生產型模式，轉換為以知識、信息、科技、人才等無形資產、輕資產為主導的服務型模式的演化過程。

　　中國當前還不是發達工業社會，但是已經進入了后工業化階段。后工業化是一個動態過程，是從傳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和發達工業社會轉型的過渡階段。其典型的表現是過去的低要素成本優勢已經難以維系，高附加值產品占比越來越高，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強，培育了大量的工程師、技術專家等知識精英和中產階層，高耗能產品占比越來越低，產品越來越注重質量和品牌，原創型技術和產品越來越多，不再主要靠模仿和學習，資本開始向外輸出，跨國公司影響力越來越大，等等。當然，也伴隨著后工業化進程中的各種問題，比如經濟金融化速度過快，經濟體系越來越不穩定；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口增速快速降低；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問題變得日益突出，出現了房地產泡沫，非貿易品價格通脹等。

　　（二）后工業化階段要求中國制造業必須加快升級

　　后工業化進程的一個最大特征，也是推動進程的核心動力，就是產業升級。從產業演進的一般規律來看，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演進到后期，必定伴隨著新舊技術、模式、動力的迭代升級。核心的機理有兩個：一是由于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結構發生變化，繼而成本結構變化導致生產可能性曲線發生變化，該國過去的比較優勢變得與過去不一樣，必須重構供給曲線以便與新的比較優勢相匹配，并消除或降低過去的后發優勢變為“后發劣勢”的可能性。二是國際競爭格局發生變化，新的競爭者崛起，原來的產品如果不能升級就有被替代的威脅；客戶需求也在不斷升級，對品質有了更高的要求。

　　中國當前正面臨著后工業化進程中典型的矛盾，也是推動進程的基本動力。中國制造業必須加快升級，才能順利走完后工業化進程進入成熟的工業社會。也只能靠升級發展才能消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的主要問題和風險。一方面，人口紅利已經不再明顯，要素成本近十幾年不斷升高，環境資源也無力支撐，依靠過去簡單粗放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維系，只有加快升級迭代掉過去的高耗能、重資產、高杠桿模式，才能繼續維持中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后工業化時代，中國也具備了推動產業升級的基本條件，包括成熟的產業鏈體系，深厚的技術底蘊，大量的產業工人，成熟的技術專家，統一的國內大市場，成規模的產業集聚園區，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高層共識等。這一切決定了，在后工業化時代，中國必須加快產業升級，也完全具備條件實現產業升級，繼續保持中國制造業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

　　（三）產業體系現代化、專精特新型企業涌現與中國工業體系重塑

　　在中國的后工業化進程中，一些新的特征開始出現，體現了中國制造業升級的效果。其中有兩個基本特征非常明顯，一是從總體上看，產業體系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主要體現在：產業集聚和技術外溢效應越來越強，產業鏈越來越完整，工業門類越來越齊全，供應鏈越來越有韌性且自主可控，具有國際影響力和跨國經營能力的大型民企出現，技術和產品標準越來越規范，數字化、自動化、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等。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建設和完善現代產業體系，是后工業化進程中一項重大的戰略任務。

　　二是有大量的專精特新企業開始涌現，這些企業不像傳統的制造業工廠，是在現代產業體系內部孕育生長出來的，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具有較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和巨大的發展潛力。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專精特新企業是涌現出來而不是設計出來的，是現代產業體系這個生態“森林”進化到一定程度，市場需求激發的結果。所謂“涌現”，來自復雜經濟學的語境，意指一種偶然的、不經意的、帶有一定隨機性和不確定性的狀態。專精特新企業的成長發展，雖然也有較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在里面，但是從本質上看它們主要還是靠市場的內生力量，是生長出來的而不是設計出來的。

　　這樣，我們就大體看出中國工業體系在后工業化進程中所塑造的一個新的圖景：一方面現代產業體系開始走向成熟，結構越來越豐富，各產業主體之間呈現出復雜的網絡關系，大型制造業龍頭企業和技術領軍企業崛起，通過產業鏈和供應鏈與上下游中小企業產生緊密的聯系和互動；另一方面，在這個龐大的現代產業生態體系中，涌現出了大量的輕資產、高技術、創新能力強，人力資本密集度極高的專精特新企業，這些企業雖然規模不大，還處于成長早期，但是有較強的市場敏感度和面對復雜環境的靈敏響應能力，更加適應后工業化進程中的不確定性環境。這樣，后工業化時代，中國工業體系呈現出“大型制造業龍頭企業/技術領軍企業+中小型專精特新企業”并存的啞鈴型分布狀態，共同塑造了一個更加富有韌性的現代產業體系。中國工業體系的重塑，也意味著其背后的金融需求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三、中國制造業升級中的金融需求

　　金融需求內生于中國后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結構變遷和技術升級。總體上看，服務化、數字化、低碳化、高端化是中國制造業升級的未來四大趨勢，相應著也引發金融服務需求的變化以及金融結構的變遷。在這個過程中，受制于路徑依賴的商業銀行可能面臨對新興的制造業產業服務不足的問題。

　　（一）中國制造業升級的四個趨勢

　　中國制造業在后工業化進程中必須解決四個方面的新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呈現出升級的方向和趨勢。

　　一是為解決高耗能、重污染的問題，在升級過程中必須走綠色化、低碳化的道路。現有的資源環境和碳排放空間，已經不允許中國繼續走高耗能的傳統老路，每個制造業企業都應該將低碳綠色生產作為一個剛性約束，根據低碳排放的要求進行技術設備的改造升級。二是為解決要素成本越來越高，不確定性因素越來越多的問題，中國制造業必須走數字化、自動化、智能化道路。面對不確定性越來越高的國內外環境，在經營管理方面應該提高數字化水平，通過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等手段對訂單、庫存、價格、原材料和市場環境進行實時分析預測，提前找到應對風險的策略。三是為解決客戶人性化體驗要求越來高，越來越豐富的問題，中國制造業需要走服務化、個性化的道路。制造即服務，已經成為成熟工業國家的基本經驗和重要信條。隨著客戶需求的升級，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也需要從傳統的生產型思維模式走出，面對客戶需求建立綜合化的服務型模式。四是解決如何在國際市場上提高競爭力并錯位競爭的問題，中國制造業需要向高增加值部分產業鏈進行遷移，實現生產研發的前沿化、高端化。以《中國制造2025》為標志，在頂層設計下中國開始向高端制造轉型升級。

　　（二）圍繞四個趨勢產生的金融服務需求

　　制造業升級帶來了產業結構的變遷，產業結構的變遷產生了新的金融需求。從中國制造業升級的四個方向和趨勢看，主要會產生以下四種金融需求：

　　綠色金融。圍繞制造業在綠色技術的應用和低碳化改造等方面產生的融資需求，主要由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綠色及新能源股票于基金、碳金融類產品等。由于綠色金融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在產業升級初期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如何將政策性金融與商業金融有效結合，是綠色金融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截至2023年3月，中國綠色信貸規模大約有22萬億元，綠色債券規模大約有2.5萬億元，還具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

　　數字金融。后工業化時代，新興科技的制造業企業在長期的數字化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數據，經過一定的技術處理后，便可以成為生產信用信息的數字資產。這些數字資產作為生產要素的一部分，對提高生產效率，降低能耗等成本起著巨大的作用。將數字資產應用到金融方面，可以按照風控標準的算法，從數字資產中計算出企業的信用能力與授信額度，還能相對精準地對企業的信用風險進行定價。

　　供應鏈金融。在后工業化時代，制造業企業之間的供應鏈聯系更加緊密了，相應的供應鏈金融產生的服務需求也變得更大了。再加上數字供應鏈平臺的廣泛應用，過去供應鏈金融中的一些技術難題，比如動產融資中的重復抵押與違規挪用問題，保理業務中的虛假票據問題等，理論上都可以用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來解決。

　　科技金融。一般來說，科技金融是圍繞著科技創新和應用產生的一系列金融服務。在后工業化時代，技術進步是制造業升級的核心動力和基礎支撐。科技金融與傳統金融不一樣的地方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為創新就是一個試錯的過程，蘊含著極大的風險；二是創新一般來自中小企業，大企業固然有較強的研發能力，但是創新的應用和產業化還需要中小企業利用其靈活的體制和高度敏感的市場反應能力，而大企業的組織固化和利益既定結構，很容易阻礙創新的應用；三是人力資本至關重要，不僅僅是技術專家，創新企業的創始人和企業家也尤為重要，而集工程師與企業家為一體的復合型人才對創新來說更是稀缺。這三個特征決定了科技創新對金融服務有特定的要求，并不是以抵押品和外部增信為主的傳統金融所能滿足的。

　　（三）商業銀行的路徑依賴與金融服務供給不足

　　商業銀行作為金融企業，是在成本和風險約束下實現利潤最大化。過去十幾年，商業銀行找到了三類資產能長期滿足綜合收益最大化目標：以按揭、開發貸、房產抵押貸為主的房地產貸款，以城投債、限額內地方債和地方政府平臺非標貸款為主的地方政府債務，以國債、金融債等為主的利率債和高等級信用債，這三類資產構成了銀行資產組合中的主要大類，為商業銀行提供長期穩定的利差收益。

　　這也導致了一種后果，那就是制造業企業尤其是風險較高的專精特新企業，很難進入商業銀行的資產組合，因為這對利潤最大化和做大規模傾向的商業銀行是不經濟的。同時信貸配給的存在，又使由信用市場供需均衡決定的風險利率無法成為優化信貸資源配置的手段，即利率即使再高也不會帶來更多的信貸供給。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房地產信貸資產與隱含國家信用增信的地方平臺貸款，就對制造業貸款產生了巨大的擠出。商業銀行愿意將更多的經濟資本和授信額度配置到這些隱含著“風險補貼”的低風險、中高收益資產上，形成巨大的資產負債表規模效應。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和經營行為形成了較強的路徑依賴，在客戶群體上逐漸失去了對制造業企業的興趣，也逐漸失去了對制造業企業尤其是專精特新企業的授信精準的金融服務能力。這樣的結果就表現在信用市場上，面向制造業企業的金融服務供給相對來說長期不足，且存在較為嚴重的信貸配給問題。

　　四、商業銀行如何服務制造業升級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商業銀行如何服務制造業升級是一個綜合命題，并非僅僅是產品和服務層面的創新。它涉及公司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形成一個有利于風險偏好提升的科學決策機制；需要經營管理模式的數字化，形成一個有利于服務技術創新的成本（包括風險成本）曲線；需要產品和服務設計的投行化，形成商業銀行文化與投行文化的兼容，以適應制造業升級過程中面向資本市場的各種跨界鏈接。

　　（一）公司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公司治理體系是商業銀行的“上層建筑”，是決定銀行發展戰略和經營決策的組織中樞。事實證明，公司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程度，是決定一個銀行發展質量和創新程度的“第一因素”。那些缺乏權力制衡，無法真正實現群策群力，無法有效發揮專業委員會和非執行董事作用的銀行，在經營發展過程中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風險問題，管理問題和合規問題。而那些股權結構合理，決策機制健全、科學，具有清晰的戰略規劃的銀行，則取得了較好的發展。服務制造業升級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從公司治理的基礎體系層面進行變革，才能適應后工業化進程中制造業升級出現的新形態。

　　銀行公司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第一，意味著“四會一層”的架構體系能真正發揮出權力制衡作用，防止出現經營決策“一言堂”，決策過程缺乏科學的論證過程，責權利無法有效匹配，造成個人與銀行組織無法做到激勵相容。由于服務制造業升級意味著銀行整個風險—收益結構的轉型，如果轉型過程中的經營風險無法有效地在決策層中分配，那么權力過度集中的決策層很可能就陷入保守的經營風格中形成長期的路徑依賴，會將有限的經濟資本分配到制造業升級中的創新企業和項目上。第二，服務制造業升級的金融領域需要較強的專業性，需要充分發揮專業委員會和非執行董事的專業作用。過去銀行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以抵押品和政府增信為主的業務，專業度相對不高，服務制造業升級不一樣。第三，對商業銀行來說，服務制造業升級是一項戰略轉型，董事會需要發揮出強大的戰略規劃和管理能力。在商業銀行戰略轉型過程中，股東大會在戰略方向上，董事會在總體布局上，專業委員會在規劃制定上，監事會在戰略風險上，黨委會在社會責任和總體引領上，員工代表大會在基層和客戶訴求的信息反饋上，都可以發揮出各自的作用，共同提高商業銀行服務制造業升級的能力。

　　（二）經營管理模式的數字化

　　數字化是制造業升級的一個主要方向，可以說是后工業化時代最核心的技術變革。如果制造業企業的經營活動都采用了數字技術，形成了大量的數據，數字成為新的生產要素，那么商業銀行的各項經營活動也應該加快數字改造。實際上，從各行業比較來看，銀行業是數字化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但是過去銀行數字化的主要領域在零售客戶，無論是客戶端還是數字風控，都是建立在零售客戶的行為與財務數據之上。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零售客戶的消費行為具有非常豐富的場景數據，通過適當的算法就能將其轉化為數字資產。為服務制造業升級，像零售業務一樣有效利用數字資產，商業銀行從現在開始必須有意識地向B端的金融數字化進行轉型。

　　與零售業務數字化主要集中在觸點、引流端和體驗層不同的是，面向制造業企業B端的銀行經營管理數字化主要集中在數字風控上。與以往不同，工業互聯網、數字營銷和客戶管理、數字供應鏈等大量數字活動的涌現，為企業形成了豐富的非財務性的行為數據。這些數據轉化為數字資產后，對銀行來說就是一種可供利用和挖掘的數字信用資產。這些數字資產在授信方面的應用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只是作為財務數據的輔助，只要用于對企業財務數據進行交叉印證；第二階段在數字積累到非常豐富以后，可以成為企業數字信用的主要來源，傳統的財務數據成為輔助驗證手段；第三階段銀行升級算法，將企業數據不僅運用在授信方面，還可以對企業進行全面的經營診斷，為企業提供綜合化的金融服務。可見，數字資產和數字信用的應用，對制造業升級尤其是那些傳統財務數據匱乏的專精特新企業尤為重要。

　　（三）以投資銀行理念做好科技金融

　　產業升級和金融發展密不可分，工業發達的經濟體也是金融發達的經濟體。中國的制造業升級實際上就是一次產業結構變遷，由重資產高耗能工廠向專精特新轉變，相應的金融體系也應該從以商業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體系，向以投資銀行為主的直接融資體系轉變。當前中國的金融體系仍然以商業銀行的授信產品為絕對主導，投資銀行的業務占比及其服務能力還相對較低，無法有效地為專精特新企業提供科技金融服務。要服務制造業升級，首先需要提高投行業務的占比。一方面，商業銀行要豐富金融業態，提高非銀金融占比，尤其是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為權益融資提供更好的退出機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商業銀行自身推動投行化轉型，將投行業務作為戰略重點，在機制體制人才等各方面給予支持，形成全面的“商行+投行”的投貸聯動，打造科技金融綜合服務平臺。

　　在這個平臺上商業銀行要做好銀投、銀政和銀企合作。商業銀行要與證券公司的投行機構加強合作，通過將商行和投行不同產品、系統、服務及風險文化互補，推出一系列面向專精特新企業的結構化金融服務。其中投貸聯動是最普遍的銀投合作模式，但是由于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過低，只能選擇有限的項目并提供有限的信貸資金，無法大規模的支持科技創新項目，也很難與投資銀行的服務理念和文化兼容。因此下一步在投貸聯動的業務合作中，商業銀行應該依靠其客群、資金和數據優勢，在其中占據核心位置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另外，在制造業企業升級過程中，各級政府一方面在產業園區管理中掌握了大量的基礎數據，可以為商業銀行提供稅收、海關、水電等公共數據服務，另一方面也成立了各種創新主題基金、產業基金及引導基金和母基金，形成面向制造業升級和專精特新企業金融服務需求的綜合平臺，商業銀行應該主動參與其中以擴大業務范疇。

　　（四）以創新理念做好供應鏈金融、綠色金融與財富管理

　　針對制造業升級中的分工細化和供應鏈管理的升級，商業銀行應以數字金融的理念大力發展供應鏈金融。供應鏈金融迄今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分別為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1.0階段，以核心企業為主導的2.0階段，當前是以數字供應鏈平臺為主的3.0階段，大量的專精特新企業在供應鏈平臺上留下了有價值的數據，逐漸替代了核心企業的增信功能。商業銀行應該從傳統的供應鏈金融中走出來，加強與供應鏈數字平臺的合作，成為數字供應鏈金融中的關鍵一環。

　　綠色金融的前景極為廣闊，面對“3060雙碳目標”，制造業企業將圍繞綠色和環保的主題進行全面升級。綠色金融的服務對象分為兩類，一類是專門提供綠色環保技術產品和服務的企業，這些企業往往也是具有專精特新特征的企業。一類是自身有綠色化、低碳化改造需求的制造業企業，這些企業在技術升級中有較大的資本支出融資需求，需要金融機構提供支持。商業銀行都可以為上述兩類企業提供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金融租賃等金融服務，未來有幾十萬億元級別的金融服務需求。當前綠色金融在中國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認定標準、評估方法、定價方式、風險處置等技術環節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由于綠色投資具有正的外部性，即會產生正的社會價值但是很大部分得不到經濟補償，因此需要政府部門的政策支持。商業銀行需要創新和開拓思路，整合各方面的主體和資源形成對綠色金融的服務和產品集成。

　　在服務制造業升級和專精特新企業過程中，商業銀行不能只關注資產端或資金使用端，還要在資金來源端進行優化調整，以適應面向制造業升級和專精特新企業金融需求的資產負債管理。總的來說，就是打造一張有利于服務制造業升級的廣義資產負債表。制造業升級需要的資金有兩個特征，一是風險大、收益高，二是期限長、耐性強。因此，這對銀行的負債端或資金使用端有不一樣的要求。首先，需要有風險偏好更高的來源資金，很顯然商業銀行的表內負債很難符合這樣的要求。雖然從單筆業務來看，是貸款創造存款，但是從總的資產負債生成關系來看，在流動性和錯配約束下仍然是負債端決定著資產端，這也是銀行長期堅持“存款立行”的根本原因。因此，為了更好服務制造業升級，商業銀行應該大力發展屬于中間業務的財富管理，將符合風險偏好要求的資金直接投向科技創新領域。在銀行代客型的財富管理業務中，整個資金融通的過程實際上相當于直接融資，銀行在服務制造業升級過程中可以更好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同時，商業銀行應該將共同富裕這一命題與服務制造業升級結合起來，既可以為社會大眾提高財產性收入找到優質的資產，又能在金融服務和促進制造業升級過程中提高社會大眾的收入水平。

　　五、結論

　　經過四十多年的工業化歷程，中國的經濟和工業生產能力今非昔比，已經不再是高速增長但產業形態簡單的初級工業化社會，而是進化到了從傳統工業社會向發達工業社會過渡的“后工業時代”。后工業時代的生產模式和要素組織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數字化、服務化、綠色化、高端化的大趨勢下，中國制造業處于持續的產業升級過程中，涌現出了大量的專精特新企業。按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初心，金融結構需要與產業結構相匹配，制造業產業的升級需要全新的金融服務模式。其中，科技金融、數字金融、綠色金融、供應鏈金融是制造業升級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四個領域。當前，在中國金融體系起著主導作用的商業銀行，在過去服務傳統重工業、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建設過程中，對重資產和公共信用形成了經營模式上的路徑依賴，在服務制造業升級和專精特新企業方面迫切需要加快轉型。

　　按照金融發展理論，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直接融資體系通過分散化的風險分配機制，可以更好地消化和管理產業升級中的各類金融風險。中國當前的金融體系仍然是以商業銀行為主導，資本市場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雖已初具規模，但是在服務制造業升級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不同金融機構、不同融資模式之間進行緊密協作。商業銀行要想繼續在“金融服務制造業升級”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就必須進行深層次、全面的經營管理轉型，否則當前的產品和服務無法與新的制造業企業金融需求相匹配。轉型是一項系統性的大工程，首先，要建立現代化的公司治理體系，從最高決策層形成共識，發揮專業委員會的科學決策作用，提升風險偏好并優化經濟資本的管理，為金融服務制造業升級提供堅強后盾。其次，加快推進經營管理層面的數字化轉型，以適應制造業企業數字化升級的大方向，尤其是對專精特新企業的授信，通過數字風控技術，從依賴抵押資產轉向依靠數字資產，通過數字和智慧金融的作業模式解決過去無法解決的輕資產授信難題。再次，以投行理念做好投貸聯動，發揮商業銀行在銀企關系和賬戶管理方面的優勢，為投貸結構化基金提供盡可能高的信用支持，放大權益資本的金融要素組織能力。最后，以創新理念做好綠色金融、供應鏈金融和財富管理，重點是加強與其他非銀金融機構、政府機構和第三方中介服務機構的合作，為制造業升級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務。

　　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地方債務與金融穩定性研究”（項目編號：20&ZD082）、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字經濟背景下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作用機制與實現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1BJY173）之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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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成青，劉靜遠，梁少麗，等，2019． 商業銀行信貸支持制造業發展研究——基于廣東制造業客戶市場調查，金融理論與實踐（9）：88-96．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