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殷劍峰

　　【編者按】11月30日，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殷劍峰發表題為《如何防治“日本病”》的演講，針對“日本病”的成因及中國該如何防治“日本病”進行了一系列的觀點論述。

　　以下為演講主要觀點：

　　一、通貨緊縮與總需求萎縮：資本過剩導致“日本病”

　　日本病一詞首次由1939年的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漢森在年會上提出。當時他指出，1939年大蕭條過去十年了，美國經濟規模還沒有回到1929年的水平，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人口增長率的下滑。人口增長率的持續下滑會導致對住房耐用消費品、城市公共設施的需求下降，進而會帶來投資的下滑，而投資的下滑會引發失業的上升，經濟陷入停滯，沒有任何一種自然力量能夠將經濟增長從低谷中拉出來，這就是長期停滯。

　　日本病的具體癥狀其一是總需求萎縮。在日本國民總支出的分項中，萎縮最厲害的是資本形成，幾十年時間萎縮了27%；其二是絕對價格效應——通貨緊縮。通貨緊縮是物價水平的絕對下跌。一般可以認為，核心CPI在1%以下就是通貨緊縮。日本在1991年以來的大部分年份，核心CPI都在1%以下，甚至是負的。日本的通貨緊縮和總需求萎縮是相對應的；其三，除了絕對價格效應，還有相對價格效應。比較日本PPI中的分項，可以看到，投資品價格萎縮的速度比消費品快，耐用消費品價格萎縮的速度比非耐用消費品快。簡單來說，就是資本的相對價格在持續下跌。

　　原因很簡單，生產函數中除了技術以外就是資本和勞動力，沒有勞動力，資本就會過剩，資本品價格就會下跌。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1991年達峰，勞動人口總數在1995年達峰，總人口達峰是2006年。

　　二、老齡化問題加劇“日本病”：供給側、需求側動力減弱

　　在日本幾十年的停滯時間里，他們并沒有束手待斃。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一位代表人物是1996年上任首相的喬本龍太郎，推行了日本版“金融大爆炸”改革，要把東京建成和紐約、倫敦相媲美的國際金融中心，實際上沒有完成。2001年上臺的小泉純一郎又將供給側改革推到其它領域，包括官僚政治領域。小泉純一郎的標志性口號是“沒有結構改革就沒有復蘇”。那么這十年的供給側結構改革效果如何呢？這是日本相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相對中國和美國衰退最厲害的十年。

　　小泉純一郎以后，日本陷入走馬燈的換人狀態，直到2012年換上安倍晉三，開始推行“安倍經濟學”：超寬松貨幣政策、擴張的財政政策、結構改革。可以看到，廣義貨幣M2/GDP自2001年起持續上升，政府負債/GDP也在持續上升。但是，擴張了幾十年的財政貨幣政策也沒有把經濟從停滯中拉出來。供給側不行，需求側也不行，日本的長期停滯看起來就是一個無法治愈的“白血病”。

　　供求兩側的政策都不行。因為日本病的病根子不是簡單的人口增長率下滑，而是少子化和老齡化。安倍晉三上臺的時候曾經提出一個政策，就是未來五十年要保持日本1億人口。但根據聯合國預測，本世紀中葉就會跌破1億，老年撫養比會上升到驚人的80%，差不多1個年輕人養1個老年人。

　　少子化和老齡化帶來資本過剩。物質資本包含自然資本、固定資本、流動資本、住宅等。根據日本內務省的統計，除去東京和大阪，2018年全日本的住房空置率13.6%。除了住房過剩以外，資本過剩還體現為高資本產出比，這是宏觀經濟學上衡量資本狀況和資本產出的指標，即資本/GDP。日本在人口陸續達峰以后，資本產出比就持續上漲。

　　日本病的主要機理可以理解為首先是少子化、人口負增長、資本過剩，一臺機器需要一個工人，工人沒了，機器就過剩了。其次是投資萎縮，資本過剩了，企業就不投資了。接下來就是失業率上升、工資下降、消費萎靡，投資萎縮、消費萎靡，就會導致總需求萎縮。供給一定的情況下，總需求萎縮，日本病的癥狀就出來了——通貨緊縮。名義利率一定的情況下，通貨緊縮就導致實際利率上升。實際利率上升，企業借錢的真實成本上升，企業更不會投資。

　　這些就是人口負增長導致的經濟惡性循環，到現在還沒有完結，因為人口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一定是相輔相成的，如果總需求萎縮，經濟長期停滯，年輕人連自己都養不活，生育意愿自然下降，人口負增長，就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有人說，沒有投資、沒有消費，可以創新。我見過一些很樂觀、很天真的技術派，他們說：“沒人沒關系，有機器人”。的確，沒有人烤面包可以讓機器人去烤，但機器人烤出來的面包機器人肯定無法食用。沒有創新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人口增長乏力，沒人了，社會總體的創新能力必定會下降。老齡化的創新能力一定比年輕人弱。社會總體創新需求取決于人口和平均每個人對創新產品的購買能力。社會總體創新意愿取決于人口和每個人的冒險精神。

　　日本已經成為低欲望的、風險規避型社會，這一點從日本家庭部門和保險養老金的資產結構就可以看出來。日本家庭部門持有的資產總額中，存款及固收類資產占比高達57%，日本的利率長期以來都是低的，甚至是負利率。在日本保險和養老金的資產結構中，持有的存款以及固收類資產占比也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從日本的家庭和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組合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風險規避型社會。風險規避型社會，創新無從談起。

　　三、防治“日本病”：強化數字資本、新能源資本與人力資本發展

　　中國肯定不會得“日本病”，日本得病的時候人均GDP已經超過美國了，中國現在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3，美國的1/6，所以中國不可能得日本病。

　　想要防治“日本病”，首先是Digital Capital，數字資本。國際經濟學界普遍認為人類正在面臨第三次重大的經濟革命：第一次是公元前一千年的農業革命，第二次是1760年的工業革命，現在是數字經濟革命。數字經濟革命美國是領頭羊，中國緊跟著，數字經濟革命的核心技術就是人工智能。

　　二是新能源資本，如果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還是緊跟著美國，那么在新能源資本領域中，中國是第一，沒有第二。中國的新能源產量是排在后面的美國、巴西等加起來的總和還不止。1760年英國引領了工業革命，成為全球的日不落國家，靠的一是核心技術蒸汽機，二是當時的化石能源煤炭，英國的煤炭產量最高可以達到全球的60%。所以在數字經濟革命時代，如果中國把人工智能掌握了，同時又有新的能源資本，那么中國的前景遠非當年的日本可比。

　　三是人力資本，以美國作為基準100，日本在人達峰以后人力資本指數是90左右，也就是說，日本退出生產函數的勞動力都具有較高的水平，每退出1個勞動力的產出損失都很大。而中國的人力資本指數在1970年只有40多，1980年只有50多，意味著中國勞動力退出生產函數的損失較低，這是人口負增長對中國影響沒有日本那么大的原因。總人力資本指數等于總人口乘以人力資本，可以看到日本在2000年后總人力資本指數持續下降，因為人力資本缺乏增長，同時總人口減少。如果按照聯合國中位數預測，中國直到2029年總人力資本指數都還是上升的，但是，如果人口問題不解決，還是會下降的。未來財政要補貼生育、養育、教育等領域。

　　來源：貿大金院（2023年12月04日）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