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劉元春

　　很多人把消費不足和消費率過低這兩個概念混淆了。

　　消費不足導致總需求短期不足，可以通過逆周期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張的貨幣政策來進行對沖。但是，由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帶來的消費率過低，是更深層次的問題。用短期的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不僅不足以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會帶來更為嚴峻的問題，即過度刺激短期消費有可能導致跨期紊亂、通貨膨脹。

　　解決消費率過低的關鍵，在于政府和國有企業內生性投資轉化體系的改變。

　　—— 劉元春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

　　*本文整理自劉元春在第六屆虹橋國際經濟論壇消費分論壇上所做的主題演講，轉載自第一財經，原標題為《劉元春：解決消費率過低問題，關鍵是政府要從投資型轉向服務型政府》。

　　消費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

　　對于當前廣泛討論的促進消費問題，劉元春認為，實際上大家短期關注的是消費不足和消費恢復乏力，中期則是消費率過低，也就是消費占GDP的比重過低，消費在整個經濟增長的動能中占比過低的問題。

　　但是，很多人把消費不足和消費率過低這兩個概念混淆了，從而對如何解決這兩個問題出現了一些思路性的混亂，認為要抄作業，尤其是抄美國作業，通過大水漫灌和“天上掉餡餅”解決現在消費低迷的問題。

　　劉元春表示，消費不足導致總需求短期不足，可以通過逆周期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張的貨幣政策來進行對沖。但是，由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帶來的消費率過低，是更深層次的問題。用短期的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不僅不足以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會帶來更為嚴峻的問題，也就是說，過度刺激短期消費有可能導致跨期紊亂、通貨膨脹。

　　“按照抄作業的方式，也許我們未來的通貨膨脹可能就是兩位數，不僅治療不了消費率過低的問題，反而引來更大的問題?！眲⒃赫f。

　　劉元春表示，中國居民消費增速2000-2019年平均為8.24%，而美國是2.36%，歐元區是1.09%。且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每年的消費提升都是世界上最快的?！叭绻f消費不行，不能這樣講?！?/p>

　　但是，從反映消費不足的第一指標——被動存貨投資和價格水平來看，目前存貨占資本形成的比重在下降，同時CPI、PPI也在下降?！斑@個雙降要高度重視，也就是說，不僅是需求端在收縮，供給端也在收縮。這同時反映的一個情況是，短期疲軟可能引發了一些中期結構性問題，也就是潛在增長速度可能也在同步下降，這是最近要關注的?！眲⒃赫f。

　　另一個反映供需狀況的重要指標——工業產能利用率也顯示，疫情沖擊下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現象明顯。

　　“今年的產能過剩是我們面臨的老的新問題，產能過剩雖然好像是老問題，但新問題是，第一，房地產產能過剩又出來了；第二，鋼鐵、水泥的產能過剩也出來了；第三，新興產業的產能過剩飆升得更厲害?！眲⒃赫f。

　　因此，劉元春表示，中國消費不足并沒有科學的參照系，中國全面融入世界體系，形成出口-投資驅動的經濟模式，目前接近兩位數的消費增長是適宜的。但是，近期消費修復存在很大的差距，存貨上揚和物價下跌導致消費不足的問題凸顯，所以消費不足和消費恢復乏力的短期問題值得關注。

　　目前消費率過低是一個“雙低”格局

　　劉元春表示，中國面臨的核心問題不僅在于消費不足、總需求與總供給復蘇的不平衡，同時也表現為消費率過低。

　　劉元春說，中國最終消費率（最終消費/GDP）過低是一個既定事實。目前中國最終消費率是56%，而一般發達國家的最終消費率是80%，印度和泰國是66%、67%，甚至越南已經達到了74%。

　　不過，近幾年隨著中國經濟的出口-投資驅動型色彩在淡化，消費對GDP的貢獻提升。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83.2%，拉動GDP增長4.4個百分點。

　　但劉元春認為，這主要因為是我國出口下滑和投資偏低導致，并不足以改變消費率過低的判斷。

　　進一步分析我國的消費率，劉元春說，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政府消費占比較高，但居民消費占比較低。2019年，我國居民消費率為38.8%，遠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下的阿根廷（63%）、波蘭（53.6%）、西班牙（51%）、泰國（48.5%）。

　　因此，劉元春說，目前我國的消費率過低，實際是一個“雙低”格局：一是總消費占GDP比重過低，二是家庭消費、居民消費占GDP比重過低。

　　什么原因導致居民消費率過低？

　　他認為，我國居民消費率偏低的重要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占比較低。而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時，居民消費支出比例也持續下降。

　　在國民初次分配收入中，我國居民部門占比為60.6%，較世界平均水平低5.5個百分點；企業部門占比為24.7%，較世界平均水平高5.6個百分點；政府部門占比為14.7%，較世界平均水平高0.1個百分點。

　　同時，疫情帶來的疤痕效應和資產負債表的調整，對消費帶來了很劇烈的影響。

　　“目前房地產的調整到底對下一步消費有什么樣的影響，這是要積極研究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房地產價格的過度上漲一定會擠占消費基金，一定會導致更加差異化的財富基尼系數，從而導致總體的邊際消費傾向下滑?！眲⒃赫f。

　　不過，劉元春也強調，收入分配不公和財富存量分化對中國消費率過低有一定的影響，但不是唯一核心的因素。

　　在他看來，中國消費率過低的表象原因在于工資性收入和居民所得過低，而實質性原因在于中國趕超型經濟體所決定的強制性儲蓄過高。

　　這其中，投資型政府、投資型國有企業成了強制儲蓄和投資核心。而過度偏重投資，又導致政府轉移支付、社保支出不充分、不平衡，導致消費抑制現象較為嚴重。

　　數據顯示，18個歐盟國家市場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43，在社會保障的作用下，這些國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降為0.29。從下降幅度來看，歐盟國家政府的社會保障政策使得其基尼系數平均值下降了40%，但中國僅下降了12.3%。

　　政府須從投資型政府

　　轉向服務型政府

　　“消費率過低，是難以構建國內大市場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的。”劉元春說。

　　而解決消費率過低的關鍵，他認為，不在于短期消費政策，也不在于馬上降低基尼系數，而在于政府和國有企業內生性投資轉化體系的改變。

　　“政府、國有企業的強制投資決定了儲蓄率過低，因此對于政府功能、行為的改革，是調整的一個重點，同時也要進行國有企業分類性的改革。”劉元春說。

　　具體來說就是，政府必須從投資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通過提供保障性住房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費基金。而國有企業必須加強利潤的國民分享，防止過度壟斷帶來的超額利潤直接轉化為投資。

　　對于目前既有短期消費不足、消費恢復乏力，又有消費率過低的狀況，劉元春表示，中國目前需要組合式擴消費的政策，既要應對短期問題，也要應對中期問題；還要在結構性、體制性問題上著力。

　　“需要用相關的組合模式、新的‘雞尾酒療法’，而不是一項政策打天下，一招鮮的時代已經過去?！眲⒃赫f。

　　劉元春給出的組合式擴消費政策，包括：關注短期消費不足的問題和消費修復；消費修復關鍵在于收入、資產及其信心的修復；逆周期政策與中期結構性政策要兼顧，不同階段以不同主體為主；耐用品消費的促進和新型消費的促進有進一步修正的地方；收入分配改革極其重要，社會安全網是核心；穩消費-穩就業-穩產業-穩主體在國內十分重要；逆周期政策必須快速推進，結構性政策和體制性改革也需要重點推出。

　　劉元春表示，消費率、投資率的轉變，需要依靠凈出口率的變化。“宏觀動態平衡依然是判斷最優消費率的可信性依據?！?/p>

　　對于投資過剩問題，劉元春表示，這依賴于新發展格局的構建，依賴于深層次的改革，同時也依賴于在擴內需中彌補外需下滑的空檔。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財經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經濟學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