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趙建

　　改革開放近半個世紀，中國經濟創造了兩大奇跡，成為經濟學理論界的謎團：

　　一是高速增長之謎，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城市化與貨幣化歷程，GDP增速很長一段時間保持在8%以上。

　　二是“無危機增長”之謎，在幾十年的高速增長過程中，除了外部危機的傳染（比如1997東南亞金融危機、2009年次貸危機），自身沒有發生大的危機，與發達國家基本十年一次的崩潰形成鮮明對比。

　　為什么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沒有發生大的危機，屢屢打臉“中國經濟崩潰論”？原因何在？一個直觀的解釋是：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高速發展解決了發展中的問題。

　　比如1997東南亞金融危機傳染到中國后，中國出現了三角債危機，銀行壞賬高企，國企破產下崗，因此不計一切代價加入WTO，用全球化解決了危機，并進入了新的發展周期。

　　比如2009美國次貸危機傳染到中國后，中國基于全球化的外循環體系（出口）遭到破壞，出口崩塌，因此大力推動國內各地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城市化（房地產開發）的“大借貸—大投資”的內循環替代了外循環的收縮走出了困境。

　　而且讓人感到慶幸的是，每一次危機都讓中國的改革開放邁上一個新臺階。

　　1990年經濟遇到困難后，1994年中國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民企創業、外資進入中國創造了開明穩定的制度環境。

　　1997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困難重重之下于2002年加入WTO，真正融入全球化體系。

　　2009年全球次貸危機后，2012年旗幟鮮明的確定了“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占決定性地位”的改革開放最強音。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后，中國對外貿易占世界的份額反而大幅提高，各種結構性貨幣政策支持中小民營企業，確立了高質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

　　挫折讓一個人成長，危機讓一個國家進步。當然前提是，要堅定一個正確的方向，擁抱世界主流文明。

　　更重要的是，要謙遜自省，建立一個可以包容多樣化的結構——多元意味著韌性，意味著更有效的緩沖危機。很可能，恰恰是“中國崩潰論”讓中國避免了崩潰。如果有一天只剩下一種聲音，那才是最危險的。

　　從制度層面看，中國特有的二元結構，在重大沖擊發生時緩釋和消解了危機，這或許是獨具特色的中國模式：

　　1，城鄉二元。當經濟下行，城市大量失業人口可以回到老家暫時渡過難關，鄉土中國承載了勞動力回流蓄水池的作用。除此之外，鄉鎮還可以消化城市過剩的產能，比如家電下鄉，汽車下鄉，鄉村振興等。

　　2，國民二元。國企規模大，工作穩定，當發生外部沖擊的時候，不會像民企那樣破產（國企即使虧損也很難破產）。因此，當經濟上行期，勞動力向工資高的民企流動；經濟下行期，勞動力向財政投資主導的領域流動。國企和財政主導的項目雖然效率低，激勵不足，但是可以在經濟下行期承擔社會保障的作用。當然，這很可能以犧牲長期經濟效率為代價。

　　3，數實二元。最近十年，中國數字經濟、平臺經濟快速發展，為實體經濟失業的勞動力提供了“靈活就業”的機會。據統計，當前依附在網約車、直播、微店、在線服務、外賣、快遞等數字平臺上的就業人口近兩億人。

　　4，內外雙循環二元。次貸危機后的十年，出口大幅下滑，加上中美貿易摩擦，中國經濟形成了“外循環（主要是對美國出口）+內循環（主要是房地產投資）”的雙循環格局。這種經濟雙循環二元格局對應的貨幣雙循環是：美聯儲擴大資產負債表（印美元）創造消費需求從中國進口，中國商業銀行擴大資產負債表（印人民幣M2）創造信貸和投資，形成了一輪前所未有的超級債務周期。

　　然而當下，這四大二元結構都在收斂和中斷。城市化率接近70%，大量鄉鎮凋敝，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回不去的家鄉”；國企越來越龐大，債務越來越沉重，地方財政處于極限狀態，無法大面積創造就業項目，體制內門檻越來越固化，國企-民企之間的流動越來越難，國進民退到了一個臨界點；數字平臺吸納靈活就業的人口也幾乎飽和，何況最近幾年對數字資本和教培行業的清理，造成了大量額外的失業。

　　至于雙循環二元結構，受到三大外生沖擊：

　　1，中美貿易戰。中美之間的雙循環并不是平衡的，長期處于雙失衡狀態，即中國對美的經常賬戶與資本賬戶中的FDI都是順差，意味著不僅中國的出口企業賺取了美元順差，美國跨國企業因看好中國也向中國大量投資。這種經濟的雙失衡格局被特朗普轉化為政治資源，發動中美貿易戰以賺取選票和支持率。而拜登時代，則采取了更加凌厲的攻勢，加速了產業鏈的外遷。而新建立的外循環結構，無論是俄羅斯還是非洲，很難承載中國制造如此大的產能。外循環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2，全球新冠疫情。新冠疫情的沖擊有兩個，一個是原生災害，造成大量人員感染、生病、死亡，全球有上千萬人病亡，嚴重影響了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積累，造成生產和消費等活動萎縮。另一個是次生災害，也就是疫情防控措施導致企業停工停產，個人無法線下消費，經濟大幅收縮。疫情爆發后兩年，中國依靠嚴格的防控措施最先復工，出口創造新高。

　　3，俄烏沖突。俄烏沖突引發了各國政府的供應鏈安全意識，全世界都在考慮如何擺脫對單一國家進口商品的依賴，開始在中國之外尋找“中國+1”。中國似乎進入了入世前的處境，需要再次尋找自己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位置和角色。畢竟，今天的中國，無論是經濟產業結構還是政治治理結構，都與二十年前有天壤之別。

　　中國的發展階段，也不應該繼續通過二元結構來緩沖危機。因為經濟現代化的過程，本質上就是讓二元結構收斂和消解的過程，不能總是通過結構性的扭曲代價來應對總量的風險：

　　城鄉二元固然可以在危機時容納失業的勞動力，但是卻在長期付出了城鄉發展分化的代價。國企固然可以在經濟下行期不隨便裁員，保持了社會的穩定，但是卻消耗了大量的國有資源維系一個低效率體系。數字平臺固然可以吸收靈活就業人口，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兩頭在外的雙循環體系，如果不能繼續保持開放的心態，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體系，那么也很難維系內循環的穩定性。

　　值得重復一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四十多年沒有發生大危機，可能恰恰是因為“中國崩潰論”不絕于耳。正是這種言論，讓決策層充滿危機意識和冷靜判斷，“戰略上藐視風險，戰術上重視風險”。現代經濟的危機主要發生在金融領域，中國依靠金融機構國有控制的獨特優勢，可以將很多隱患化解于無形。

　　然而也要注意，這種風險國有化、社會化的特征，很容易導致普遍的道德風險，即將風險人為的轉移給集體和國家。預算軟約束的存在，固然可以集中力量投資建設一大批產生社會效益的基礎設施，但也帶了巨大產能過剩和大量的壞賬，扭曲了實體經濟的供給體系，造成了越來越多的市場失靈。因此，通過國有控制的方式解決重大風險，只能在特殊時間使用，不能成為一種常態。畢竟對一副牌來說，“王炸”不是很多。

　　今天，中國經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各種長中短期問題疊加，各界對中國經濟的看法眾說紛紜，中國危機論、崩潰論又甚囂塵上。我們的看法是，中國經濟的確遇到了巨大的問題，但依然有應對和消化的空間。事情都是兩面的，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而不是用問題的眼光看待發展。今天的形勢或許可以概括為：“成就很大，問題不少”。

　　要看到中國經濟工業化、城市化的偉大成就，也要看到全球化、貨幣化中的問題和風險。今天，所處的環境更加復雜，面對的問題更加嚴峻，面對的是幾十年一遇的深度調整。

　　要發展肯定會出現問題，關鍵是用什么樣的思路看待問題和風險。是繼續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向前通過發展消化問題，還是為了問題風險清零披荊斬棘另尋他途？答案恐怕已經在最近幾年經過試錯得出，但是難在知行合一，難在統一思想。無論說法有多少，但至少有一條是大家毋容置疑的共識，也是“中國道路”的第一性原理，那就是：必須堅持用法治化、市場化、國際化的思路，沿著改革開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道路解決當前的所有問題和風險乃至危機。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