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劉俏

　　保持節點行業的投資強度甚至超前投資、保持制造業增加值的GDP占比并提升中高端制造業比重、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推動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向上游邁進。

　　編者按

　　在“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系列《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有多大？》一文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劉俏提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大量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實現V形反彈的結構性因素，這些因素蘊含的力量一經釋放，將形成新一輪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

　　如何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能，劉俏在“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系列之二”中進行了進一步分析。他認為，保持節點行業的投資強度甚至超前投資、保持制造業增加值的GDP占比并提升中高端制造業比重、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推動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向上游邁進、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以及推動鄉村振興和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都將有力地釋放經濟增長潛能。

　　問題的提出

　　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空間取決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能否保持在2.5%甚至更高。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結束，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已從1980~2009這三十年間超過4%的年均增速降到2010~2019這十年間的1.8%。然而，中國經濟面臨的“生產率增長挑戰”，與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面臨的“生產率增長悖論”在本質上有所不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大量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實現V形反彈的結構性因素；而這些結構性因素所蘊含的力量一經釋放，將形成新的一輪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

　　與美國等工業化國家普遍面臨的大規模投資機會缺乏，投資相對不足等對生產率增長的制約不同，中國仍然擁有大量的潛在投資機會：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含住房資產）雖然已經達到6.7萬美元（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但僅僅是德國的42%和美國的55%——中國還有對節點行業和關鍵領域大量投資的空間，這為新舊動能轉換、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中國人均GDP雖然已經有一只腳踏進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我們的發展仍然是不充分、不平衡的：例如，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非常高，但在全球價值鏈上仍處于中、下游位置，在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底層技術等環節難以形成閉環，存在“卡脖子”問題；中國居民消費率不到GDP的40%，遠低于發達國家60%至70%的水平，未來很長一段時期依然面臨“如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這一挑戰；中國發展仍存在著城鄉、區域間的不平衡，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高達2.5左右，在經濟相對不發達地區甚至更高……直面并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將為生產率增長提供進一步的空間。

　　中國在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重要來源之一）方面改善空間依然寬闊：過去二十多年，我們上市公司平均投資資本收益率僅為3%~4%，遠低于美國上市公司過去一百年平均10%的水平；今年7月份公布的2023年《財富》全球500排行榜上，中國企業數量（142家）再次超過美國（136家），但是中國企業大而不強的問題依然存在——中國上榜企業平均利潤為39億美元，不到美國企業的一半（80億美元）；經過多年發展，中國金融行業增加值的GDP占比已經超過美國等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水平，但是金融中介成本仍然高企，融資難和貴的問題尚未解決。

　　基于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的強大推動作用，釋放經濟長期增長潛能，需要數量巨大的對基（礎）核（心）行業及領域的投資。這些領域往往處于國民經濟生產網絡的關鍵位置，牽一發而動全身，具有極高的社會回報，但是這些領域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投資的資本回報并不一定很高。如果只是依賴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與要素，這些領域將長期面臨投資不足的問題。例如，綠色轉型和建立數字化轉型網絡、收入與發展機會不平等、產業升級與科技進步、基礎研究等問題，單靠市場根本無法解決。而對關鍵領域投資不足不僅會帶來產業轉型的嚴重滯延，還進一步加深經濟社會發展的斷層線。

　　中國“政府+市場”的增長范式在釋放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潛能方面有獨特優勢。通過頂層設計和產業政策，保持投資強度甚至超前投資，引導資源配置在那些社會回報大于資本回報的領域，有助于形成推動生產率增長新的節點行業、解決那些長期桎梏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如果這一過程中發揮好政府投資和政策激勵的引導作用，有效帶動激發民間投資、推動各類市場主體不斷涌現和創新活力的迸發、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那么我國面臨的生產率增長挑戰就有可能得到化解，而經濟長期增長的潛能也能順利釋放。

　　保持節點行業的投資強度甚至超前投資

　　保持一定的投資強度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1）在經濟學的內生增長理論中，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效應推動生產率增長，離不開投資和生產規模擴大；（2）新技術通常附著在新資本中，投資有助于創新及其規?；\用。我們需要更加辯證地看待投資對于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我們不認同中國經濟已經從投資驅動增長的模式轉變為以消費驅動增長的模式這一判斷。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義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驅動增長，而提升全要素增長率增速需要一定強度投資的支撐。

　　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時，更需要增加關鍵領域和行業的投資強度。如果這些投資可以支持中國經濟動能轉換，有助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提升，超前投資做一些跨周期布局是可以接受的。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啟動高速公路修建，當時投資額較大，但是行使的車輛并不多；但當時人們沒有想到的是，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國進入了汽車消費的黃金時代。2000年中國汽車產銷量只有超過200萬輛，2022年這一數字已經達到2680余萬輛。更為重要的是，汽車行業具有非常長的產業鏈、供應鏈，具有典型的節點行業特性，汽車行業的大發展，帶動了上、下游眾多相關行業的發展，形成對總體經濟影響的乘數效應。高鐵投資建設、房地產投資的底層邏輯也與此類似。

　　保持經濟長期增長，我們必須保持投資強度，對于那些在新的發展階段的“高速公路”“高鐵”“汽車”“房地產”等領域甚至需要進行超前投資。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當下，全球經濟普遍面臨產業結構轉型、動能轉換，驅動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新業態和新行業不斷涌現的局面。

　　哪些有可能成為支撐經濟發展新的節點行業？美國宏觀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認為，能源、通信和出行方式作為兩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特征合在一起定義了文明的形態。例如，化石能源的使用、無線通信和現代交通工具區別了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運用羅伯特·戈登的邏輯進一步分析，我在圖一提出一個概念性框架：隨著清潔能源的廣泛使用和AI、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人類文明有可能進入一種新的形態。這個過程中，新的行業會崛起，嶄新的思想會出現，而幾乎所有的現有行業都可以通過“碳中和”和“數智化”再來一次——這是我們理解碳中和以及數智經濟的大背景。

　　以碳中和以及5G/6G的投資為例。碳中和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經濟學、管理學問題。實現雙碳目標，我們估測我國在2050年前需要投資近300萬億元。如果這些投資在未來三十年內平均分配，意味著我國每年對碳中和的投資相當于GDP的8%。這些投資將成為中國經濟動能轉換最大的推動力之一。而圍繞著節點行業的投融資、技術變革、產業政策及商業模式創新，將決定我國實現碳中和的路徑。

　　5G/6G作為我國再工業化基礎設施的核心組成部分，是需要投資的重要的基礎核心領域。我們的估測顯示，基準場景下，5G的行業導入在2021~2030年期間將帶來31.21萬億元的新增GDP。如果行業導入創新更積極，市場微觀主體的參與更踴躍，5G應用場景所帶來的新增附加值可能遠超過31.21萬億元，甚至達到60萬億元。而5G帶來的價值附加主要集中在2026~2030年，之后中國經濟將進入6G時代。

　　保持制造業增加值的GDP占比，大幅提升中高端制造業比重

　　中國在應對中國版的“生產率增長悖論”方面有一定優勢，原因之一在于中國制造業的GDP占比仍然高達27.4%（2021年）。未來保持制造業增加值的GDP占比有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經驗數據顯示，科技變革和規模經濟對生產率的推動作用在制造業領域要比在農業和服務業更為顯著。以美國為例，一定程度上，長期困擾美國經濟的生產率增長不足與其制造業GDP占比大幅下滑有關（圖二）。其實，美國在其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一直保持比較大的規模，1970年制造業增加值占到GDP的24.3%；但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在工業化結束之后一直在下滑，其GDP占比在1998年首次跌破16%，2020年僅為11.2%。

　　圖二顯示，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高于主要發達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2021年該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為17%，而同期日本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19.7%（2020年），德國為18.3%。中國制造業占到世界制造業幾乎30%，制造業增加值比排名第二至第五的美國、日本、德國和韓國加在一起還要高。

　　隨著經濟生活發展，制造業的GDP占比一般會逐漸下降，這與需求端的結構變化有關。隨著收入水平的增長，對商品的需求占比一般會下降，而服務消費的占比會逐漸提升。但是，中國有必要把保持一定的制造業GDP占比（例如23%）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戰略目標。一方面，中國是制造業大國，但還不是制造業強國，中國制造業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還需要加快產業升級和質量優化，鞏固競爭力和優勢；另一方面，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保持全要素生產率較高的增速，制造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智能制造業是未來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重要的來源。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9年），我國中高端制造業占制造業比重為41.5%，美國為47.1%，日本為56.6%，德國為60.7%。到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候，我們能否將中高端制造業比重從目前的41.5%大幅提升到55%？

　　有必要花一點篇幅討論生產性服務業，按照《行業分類國家標準》，交通運輸和倉儲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批發零售貿易業、金融業、租賃與商服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等7個部門歸類為生產性服務業。雖然被歸類于服務業而非第一、二產業，大幅投資生產性服務業領域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意義重大：（1）生產性服務業相較于其他服務業有較高的生產率增速；（2）發達的生產性服務業有助于高端制造業的發展，有利于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3）我國在生產性服務業方面還有很多短板，例如工業軟件、人工智能算法與算力等方面的巨大瓶頸、高企的物流和金融中介成本等。美國的生產性服務業占到服務業的70%、GDP的50%以上，而中國2020年生產性服務業只是GDP的31.7%、服務業增加值的58.2%，而且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的短板（例如工業軟件）。中國必須在保持制造業GDP占比的同時，大力投資生產性服務業，提升其在服務業中的占比。

　　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推動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向上游邁進

　　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受益于全球化的高歌猛進。我國積極參加全球范圍的產業分工，成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參與者。國際間在統計貿易數據是一般把一國出口中的國外成分的比例（一國的出口中用到了多少的外國中間品）和本國中間品比例之和定義為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我國目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高達62.6%，遠高于美國的46.9%和日本的47.8%（均為2018年數據），顯示中國參于全球分工的廣度和深度已經超過美國和日本等主要工業化國家，說明了國際大循環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在國內外環境發生劇烈變化的當下，我們更應該關注另一個指標，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程度。價值鏈上游程度定義為本國中間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上游指標）減去本國出口中包含的外國中間品比重（下游指標）。上游程度的取值越高，表明一國在國際價值鏈的位置越偏上游，這個國家在原材料、專利、核心零部件等領域有較大的控制權；而上游程度取值越低表明一國在國際價值鏈中位置偏中、下游，對外國中間品（例如，能源等原材料、核心技術、核心零部件等）的依賴度比較高。

　　2001年加入WTO以來，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一直在改善，逐漸從價值鏈下游向中游邁進。但是橫向比較卻提醒我們，我們在全球價值的位置相較于美國等主要工業化國家要不利得多。2018年中國價值鏈上游程度的取值為0.01，同期美國為0.29，德國為0.14，日本為0.08。如果只對數值進行機械解釋，美國價值鏈上游程度是中國的29倍，德國和日本的上游程度分別是中國的14倍和8倍。數值大小的劇烈反差表明美國等工業化國家在全球經濟分工中非常明顯地處于上游位置，控制原材料、核心技術、核心零部件等，能夠相對容易地對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下游的國家或經濟體形成“鉗制”。在逆全球化思潮之下，西方主要國家對中國采取一系列“去風險化”舉措，對關鍵原材料、核心技術、核心零部件等實施封鎖、禁運，而且范圍還在動態調整并傾向擴大，處于價值鏈中、下游位置的弊端暴露無遺。

　　中國必須向全球價值鏈上游邁進，在供應鏈產業鏈上形成相對閉環，以應對極端場景的出現。為此，我們需要加大創新投入，不僅增加研發強度，而且更需要優化研發結構，大力提升基礎研究的研發費用占比。我們的分析顯示，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研發強度（研發費用的GDP占比）和全要素生產率之間有高達90%以上的相關性，提升研發強度對推動生產率增長意義重大。

　　我國研發的GDP占比從1995年的不到0.6%快速增長到2020年的2.4%，達到了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2022年，中國研發費用首次突破3萬億元，研發強度也達到迄今最高的2.55%。然而，2.5%左右的研發強度和同期美國3.45%、日本3.26%、德國3.14%的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而且中國研發起步較晚、研發強度的起點比較低，研發投入所形成的基礎和沉淀還相對薄弱。既然大國博弈最終是科技創新方面的競爭，中國有沒有可能將研發強度提升到3%以上？

　　研發結構是更值得關注的問題。中國2021年基礎研究的研發占比（即研發中間的“研”）只有6.5%（圖四）。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和科技自立自強的根基。過去十多年，我國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不斷提升，基礎研究投入從2012年的499億元提升到2022年的1951億元 （占到總研發費用的6.3%，與圖四中2021年的數字相比略有下降）。作為對比，歐美發達國家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費用的比例基本穩定在12%以上，美國大約為15%（2019年數字），基礎研究投入大幅超過我國。

　　我國基礎研究占研發經費比例相對不足的問題亟待改變?！笆奈濉币巹澮寻训?025年將基礎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8%以上作為政策目標。如果我們能夠以這一目標或更大力度增加基礎研究投入（例如將目標定為12%甚至15%），將有力推進我國實現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為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創造有利條件。

　　基礎研究難度大、周期長、風險高，如何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

　　我們需要發揮好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積極作用。基礎研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大多是在沒有考慮實際應用的情況下進行的，它帶來了對自然、社會及其規律的普遍認識。大學和研究機構把大部分的研究工作投入到拓展知識的前沿，這些機構提供了最有利于創造新的科學知識的環境，它們不承受立即和實際成果的壓力，有利于原創基礎研究成果的產生。加大基礎研究投入，需要加強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基礎研究中心的支持，長期的公共資金投入尤其重要。我國具備大規模發行國債的條件和政策空間，而當前宏觀政策處于發力窗口期，可將發行長期“特別國債”等作為重要的政策選項，所獲資金直接用于支持基礎研究中心，大幅提升基礎研究在研發中占比。

　　加大基礎研究投入，還需要充分調動市場力量。圖四顯示，2021年我國76.9%的研發經費來源于企業資金，而由企業執行的研發也占到研發總費用的76.4%。然而，企業研發主要集中于研發的“發”（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而非研發的“研”（基礎研究）。基礎研究具有公共品屬性，是典型的社會回報大于資本回報領域，只依靠企業和市場，將面臨經典的投資不足問題。

　　提升企業投資基礎研究的熱情，需要將基礎研究中社會回報大于資本回報的部分以一定方式呈現出來并返還企業。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優惠和更有效率的專利制度為企業等市場主體提供激勵，以促進基礎研究領域的研發。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重塑資本市場估值體系，將企業的基礎研究投入納入市場估值，以溢價形式反映出來。目前，上市公司的ESG溢價正在形成，基礎研究帶來的社會回報大于資本回報部分應該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ESG構成部分，反映在企業估值之中。為此，需要大力發展以新的估值體系為價值引領的機構投資者，通過這些機構的投資引領那些重視基礎研究的企業的價值發現；同時，推出相關指數EFT產品，逐漸改變市場估值邏輯。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

　　“十四五”規劃綱要特別強調，建設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意味著強大的國內市場和不斷提升的居民消費率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將越來越重要。

　　建立新發展格局背后有兩個主要考慮。

　　首先，自從中國加入WTO之后，進出口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重要的引擎，集中反映在外貿依存度上。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一國或地區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2006年達到創紀錄的64%，其中出口占到GDP的35%，這意味著中國的產品和服務有35%是為外國消費者提供的。我們對OECD國家做的計量分析顯示，隨著人均GDP的提升，一個國家的外貿依存度會下降，這是大國經濟演進的客觀規律，也得到了來自中國的實證數據的支持：2006年至2022年我國GDP人均和總量都大幅提升，其中GDP總量更是從22萬億元提升到120萬億元，這一階段，中國進出口總值與GDP的比例從2006年的64%降到2022年35%，其中出口大約為GDP的18%——出口與GDP比例的逐漸下降是長期趨勢，與之相適應，國內市場和國內消費就變得越來越重要，國內大循環的重要性也就彰顯出來了。

　　其次，暢通國內大循環，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有重要價值。從基本面分析，我國居民消費率偏低主要與居民可支配收入低、消費供給側發展不充分、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長期滯后等相關。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消費供給端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端錯配的情況、改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等都需要數量巨大的投資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收入分配機制、金融體系供給側、戶籍制度、保障性租賃住房制度等改革（我在下文專門論述）。投資和供給側結構改革無疑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中國現在的居民消費率比較低，只占到GDP的38%~39%左右，而美國和日本等工業化國家居民消費率都在GDP的60%以上，美國2021年更是高達68%。當然，中國居民消費率偏低有統計方法的原因。例如，在統計GDP時，中美兩國都將居民自有住房的虛擬租金（即住房消費）納入統計，但中國計算租金時采用的是成本法，而美國采用的是市場租金。成本法根據建造成本乘以2%的折舊來計算虛擬租金，建造成本與住房的市場公允價值之間差額巨大，尤其是過去二十年房價快速上漲，用成本法大大低估了居民房地產相關的實際消費。我們估測如果按照市場租金法，中國的住房消費至少將增加7~8個百分點的GDP——由此調整的中國居民消費率將從統計數字中的38%增加到45%左右。

　　即使是45%的居民消費率，距離工業化國家平均60%以上還是有很大差距。我們預測，隨著強大國內市場的形成、消費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基礎作用的發揮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中國居民消費率將從目前調整后的45%增加到2035年的60%以上，其中服務消費在消費的占比也將從目前的50%左右提高到60%以上（美國目前私人服務消費占總消費67%左右）。在大幅提升的居民消費率中，服務消費的幾個大項包括醫療健康、金融服務、居民養老、餐飲酒店、文化教育等都將獲得極大的發展空間，這意味著中國產業格局將發生深刻的變化。

　　居民消費率不足與消費的供給側發展不足有關，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過低。圖五顯示2012~2021十年間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在42%~45%之間，大部分年份為43%左右，遠低于美國同期70%的水平。這個指標的全球均值為60%，在德國是61%。除了GDP占比低之外，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布也不均衡：國家統計收入五等份分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低收入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333元。也就是說2021年，有超過2.8億的中國人月均可支配收入還不到700元。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極大地影響了居民的消費意愿和能力。

　　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需要提高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所得的占比，這最終取決于勞動生產率（與全要素生產率高度相關）水平的大幅提升；同時，需要提升財政轉移支付的規模和效率，并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的積極作用；此外，我國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為人均GDP的4%，遠低于美國的16%。如果居民財產性收入達到美國的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可由目前的43左右%提升到55%，將極大提升居民消費率水平——這對金融供給側改革和住房市場改革的推進提出了迫切要求。

　　從18%到0：推動鄉村振興和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

　　收入和發展機會不平等一直是制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痼疾。然而，挑戰也是機會——直面并解決這一結構性問題將釋放出大量的投資機會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巨大空間。中國的收入和機會不平等集中體現為城鄉二元結構。圖六顯示，雖然我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自十八大以來一直處于下降趨勢，但是2021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仍然是農村居民的2.5倍。

　　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主要有兩個原因：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相對較低和農業轉移人口無法實現真正的市民化。

　　首先，如圖七所示，中國2020年農業附加值的GDP占比為7.4%，但是農業就業人口占到中國7.5億總就業人口的24.6%，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比例高企表明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比較低；龐大的農業就業人口和有限的人均用地也說明農村用地沒有真正流轉起來，妨礙了通過集約化生產提升農業的生產率；而土地使用權不能有效地通過市場進行交易不利于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提高——2020年中國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僅僅為可支配收入的2%，同期城鎮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為可支配收入的10%（如前文所述，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合在一起占我國GDP的4%左右）。

　　其次，我國數量龐大的農業轉移人口并沒有實現完全的市民化。我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已經超過65%，但是按戶籍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只有47%，兩者之間存在著18個百分點的差距——有2.55億人生活在城市但沒有城市戶籍。有無戶籍這個身份認同帶來稟賦資源（例如教育、醫療資源、就業機會、跨越階層的可能性等）的差異，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收入和發展機會不平等。以中國2.9億~3億農民工中近2億的異地打工者為例，因為城市戶籍或“市民”身份的缺失，他們的平均有效工作時間只是一個城鎮就業人員的一半左右。相較于城鎮就業人員一生平均45年左右的工作時間，農民工在45歲以后因子女教育、就業機會等原因將很難在城市里繼續工作，這減少了三分之一的有效工作時間（15年）；因為異地打工，每年春節或是農忙他們一般在老家要待兩個月，使得“春運”成了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的短期人口遷徙，相較城市就業人員而言又少了六分之一的工作時間。

　　只是因為身份差異，就帶來平均兩倍左右的收入差距；此外，我們的研究顯示，沒有戶籍的居民對自身的身份認知是非常敏感的，他/她們更關心當下，相對而言不愿對未來做長期投資（例如人力資本），對長遠的發展機會缺乏關注，這一切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幾年前我調研在城市打工的農業轉移人口時，有感于他們的生存狀況，曾感慨萬千地寫過，“城市無邊的夜色，圍裹著不曾徹底生活過的生命；他們像紙片一樣被折疊起來，悄無聲息地喘息在沒有色彩的夢里……”這些在宏大敘事中并不顯眼、令人忽略的細節，往往折射出一個時代的溫度，真正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偉大與否。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18個百分點差距能否逐漸減少并最終趨近0，應該成為衡量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指標之一。

　　消除收入和機會不平等與鄉村振興和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緊密相連。我們在圖七對2035年中國農業和農業人口做了預測。我們預測的基礎是假設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候，農業和農業就業人口大致與主要工業國家實現現代化時相似。如圖七所示，到2035年，我國農業增加值的GDP占比預計將降到3%左右，農業就業人口也將降到總就業人口的6%，這意味著未來十多年因為鄉村振興的各項舉措，我國對農村、農業、和農業人口的投資將大幅提高，大量資金、技術、人才、信息、設施、裝備等向農業產業融合聚集，將極大地提高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更為重要的是，到2035年，將有1.44億農業就業人口從農業轉移出來，實現跨行業甚至跨城鄉的轉移——他/她們中的絕大部分將完成向城市的遷移。

　　目前在城市常住但無戶籍的2.55億人與未來從農業轉移的1.44億人合在一起有4億人，實現這4億人徹底的“市民化”將徹底地證明“我國城鎮化進入減速階段”是個十足的偽命題。城鎮化一直都是經濟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生產率增長的重要來源。通過制度層面的改革，消除對這4億人的各類軟、硬性約束——比如戶籍制度改革、社保和公積金制度改革、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等——未來這4億新市民的生存與發展將帶來大量的投資機會和生產率增長的巨大空間。

　　原因在于：（1）人口向城市的聚集產生各種需求和滿足需求的供給，促進新的業態尤其是服務業的發展，創造出大量就業機會，提供進一步消納遷入人口的空間，形成人口遷移的閉環；

　　（2）真正徹底的市民化使得目前近兩億的異地打工者不用輾轉于城與鄉之間，這兩億人每人補上的二分之一的有效工作時間，是否相當于我國將多出整整一億的勞動力？與此同時，未來新增的1.44億農業轉移人口也將極大提供地有效勞動力；

　　（3）在城市真正生活下來之后，這4億人會產生進一步投資自身人力資本，沿社會階梯向上努力的內在動力；

　?。?）這4億人真正在城市住下帶來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體系、保障性住房等大量的投資機會。

　　以保障性租賃住房為例，基于對現有政策性人才公寓投資收益測算，我們的分析顯示每年4080億元投資租賃住房，能夠解決180萬個家庭住房問題（50平方米，三口之家），而且投資的收益率能夠達到8%左右。為4億人提供有保障的住房將在未來十二年（至2035年）帶來每年2.5萬億，合計30萬億元的投資。而且，按照支出法統計GDP，根據美國的經驗數據，歸類到消費的住房消費一般是歸類到投資的住房投資的2.5倍。以此為參照簡單估算，保障性租賃住房一年投資為2.5萬億元（注：這里的投資不一定是新建），帶來的增加值大約為1.4萬億元（按美國經驗數據），而相關住房消費帶來的增加值將達到3.5萬億元，每一年保障性租賃住房投資及消費合計帶來的增加值大約是4.9萬億元，仍將占到GDP較高的比例。房地產相關行業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仍將是中國重要的節點行業之一，但其商業模式和整個業態將發生根本改變。

　　尾聲：增長是一種信仰

　　投資和增長是理解中國經濟的關鍵。雖然中國有階段性的總需求不足問題，但對供給側的投資和結構性改革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重要的來源。

　　從更長的時間維度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風險還是在于因產業和經濟層面缺乏投資機會所帶來的投資率下滑和生產率增長的停滯。增長雖然不是萬能的，但沒有增長是萬萬不能的。我們必須把增長當作一種信仰，而當增長成為一種信仰時，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投資不確定性就變成一種必然：投資未來節點行業具有不確定性，聚焦解決關鍵結構性問題同樣具有不確定性。只有直面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機會和挑戰，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創新的方法解決那些重要的第一性問題，我們才有可能控制住“無增長”帶來的風險。

　　那么，推動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投資資金從何而來？如何保證投資能夠帶來預期的結果？新的發展階段，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宏觀政策框架？我將在《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系列之三》提供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作者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系教授）

　　(本文作者介紹：作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是亞太地區最優秀的商學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