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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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7月7日,上海媒體界發生了兩件創新大事:《東方早報》創刊,第一財經問世。
2017年1月1日,《東方早報》出版了最后一期報紙,其生命力在澎湃新聞網上繼續綻放。澎湃是東早人2014年7月創辦的新聞客戶端。
東早由紙轉網的《告別詞》中說,澎湃新聞網將延續東方早報的新聞理念:對光明的贊美,對美好的感動,對新聞事件的專業調查,對真相的追問。
光明,美好,是媒體的希望。調查,追問,是新聞人的天職。
幾天前,我的大學同學,東早、澎湃、梨視頻的創辦人邱兵寫了一篇文章,《曾經飄落在我們肩上的,不只是新聞理想,更是一種叫作寬容的精神》。結尾寫道:“《東方早報》的二十年,這個國家的二十年,我們每個人的二十年,到底留下了什么?我想,拋開那些浮華世界的種種,一定有這人世間最寶貴的三個字:寬容、愛。”
我聽邱兵說,他的新創業項目“天使望故鄉”已經啟動。祝他再次成功。
邱兵辦東早時,我們同學中最出名的吳老師也是參與者之一,不過其主要精力是在創作《激蕩三十年》。他這幾十年,一直在創。從藍獅子到巴九靈,是創業者,從《大敗局》到中國企業史三部曲到《人間杭州》,是創作者。
他最新的一篇文章,還是關于創業。
“在今天,雖然經濟不太景氣,然而,如果你回到產業基本面,仍然能發現無數的新機遇、新需求和新的可能性。認真地想一下,對于那些有夢想的年輕人,唯一可以自我救贖的,很可能還是九死一生的創業。”
2003年7月7日,上海電視臺財經頻道和東方廣播電臺財經頻率整合為第一財經,走上了一條市場化、公司化、專業化、品牌化的道路。時任上海廣播電視臺臺長是黎瑞剛,比我們低一級的復旦新聞系系友。在其支持下,我推動了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參與投資和聯合主辦《第一財經日報》,最后自己也辭別《南風窗》,加入第一財經的隊伍,開始了一段新的職業生涯。
第一財經創辦20周年之際,總編輯楊宇東在社論中說,“當外部世界常識不斷被突破,底線紛紛淪落為虛線時,我們更要高舉‘專業、責任、科學、良知’的旗幟,唯有理性和客觀、真相和溫度,才是一財人最珍貴的內心錨碇,這也是我們何以堅守、以何堅守的最大勇氣和后盾”。
20年前,我們還是30多歲的年輕人,有幸參與了像第一財經、東方早報、澎湃新聞這樣有光、有態度、有溫度的媒體的創辦。一晃,我們已走到知天命和耳順之年的正中間,但仍未放棄讓自己活成一道光的努力,雖然亮度注定會慢慢減弱,不及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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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沒有發慌的時候。
在第一財經的最后幾年,移動互聯網大潮襲來。傳統媒體如何轉型?經常發慌,同時也有本領的恐慌。
現在做自媒體,怎樣可持續發展?有時也會心慌。
當下的中國經濟走勢,撲朔迷離,不少人的情緒也很慌。
專家學者的說法也莫衷一是。有人提出給居民發錢發券(消費券),有人建議放開房地產“四限”(限購、限貸、限價、限售),有人主張推出股市穩定基金買入中國核心資產,還有人計算,當前我國實體經濟部門總的債務在350萬億元左右,加上隱性債務是370萬億~380萬億元,降息1個百分點能減少利息支付近4萬億元,相當于擴大了3個多點的赤字率,對提振經濟作用非常顯著。
我很尊敬的經濟學家劉世錦先生,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不久前他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一個論壇上說,自2010年經濟增長從高速進入到中速的轉型期以來,當前是最為復雜和迷茫的階段。
他認為現階段中國有兩大增長引擎,橫向是需求空間,縱向是升級動能。
從橫向看,農民進城能帶動消費增長30%,如果基本公共服務到位,又可以增長30%。近9億中低收入階層如果能夠達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對現有產業將會形成很大的拉動。
從縱向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地依靠創新驅動,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企業家精神,不僅民營企業需要,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同樣需要,各級政府官員特別是主要負責人也需要。
我認同劉世錦的觀點,就是需求側和供給側都發力,需求側托底,供給側發光,激發企業家精神,推動生機勃勃的“企業家社會”的形成,以此破難局,開新局。
過去一段時間,企業家精神有些徘徊,有的行業甚至有些低迷。這是一種結構性現象。換個角度看,很多領域中的企業家精神充滿韌性,非常鮮活。
比如科創板。7月22日是科創板開市四周年。四年間科創板已有上市企業546家,募集資金8582多億元。這些企業的上市有效專利總量達11.8萬件,授權發明專利總量為6.2萬余件。截至7月21日收盤,科創板總市值達6.96萬億,占全A比重7.46%,且該比率自2019年以來一直在上升。
有了科創板,科技人員和創新項目在資本市場的價值得以體現,進一步激發了科學家的創新創業動能。據說科創板公司的股權激勵計劃所覆蓋的員工已有十幾萬人。另據上交所介紹,超6成科創板公司的創始團隊為科學家、工程師等科研人才或行業專家,近4成公司實控人兼任核心技術人員。
科創板服務于符合國家戰略、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市場認可度高的科技創新企業。對這些企業來說,過去這些年正是“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好光景。
又如中企出海。最近我看了第一財經研究院、德勤全球中國服務部、霞光社的幾份關于中國企業邁向國際化、全球化的報告,有的已經發布,有的即將發布。我發現一個共同的結論是,中國企業在機械設備、零部件、機器人、汽車、智能硬件、智能家居、手機通訊、醫療、SaaS、電商、金融與支付、泛娛樂、移動營銷等領域,已經大踏步且深入地走出去,精彩案例不勝枚舉。
再如新消費。從2021年起我參與了第一財經“中國消費品牌增長力大調查”的評審,三年間見證了新消費品牌從狂飆到調整、應變、再出發的起起伏伏,也看到了一大批年輕創業者用他們特有的創造力和想象力,正在重構、再造、新創當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三年疫情和需求收縮,的確讓不少新消費品牌備受沖擊,但我堅信真正的價值創新必能穿越周期。正如今年的評委之一、著名廣告人馬曉波在B站“后浪篇”文案中所寫的,“你們有幸遇見這樣的時代,但時代更有幸遇見這樣的你們”“你們正在把傳統的變成現代的,把經典的變成流行的,把學術的變成大眾的,把民族的變成世界的,你們把自己的熱愛變成了一個和成千上萬的人分享快樂的事業”。
這一段看了不少電影。《八角籠中》的韌性,《長安三萬里》的浩大,在企業家群落也在生動演繹,從未消失。走出影院,心里舒展和亮堂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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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祖墀教授,麻省理工學院學士、碩士,加州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是數家國際咨詢公司中國業務的開拓者,后來自創了高風咨詢。最近他撰文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在失業率走高、房地產衰退、許多人的心態都有些悲觀的背景下,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體究竟還能不能行?
他的答案是行。主要理由是,自改革開放后,中國不斷地透過“試驗、學習和調整”的機制,并運用它大規模的組織能力,使整個國家具備高韌性的發展,在困難中始終擁有一股向上的力量。
謝教授援引了曾任蘋果大學亞太區負責人的顧道格(Doug Guthrie)的話——蘋果的供應鏈能夠成功在中國建立和營造是基于三個原因:
第一,中國政府能在全國范圍內調控勞動力的能力;
第二,中國擁有“將一切聯系在一起”的一流基礎設施;
第三,中國許多城市有能力建立產業集群,形成龐大而復雜的供應鏈網絡。
蘋果公司在中國建立供應鏈不只是因為中國低廉的勞工成本,還是因為中國可以提供的整套配合優勢。
因為司空見慣,我們往往會低估由國家意志驅動的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價值。事實上,這種能力并非哪個想替代中國制造的國家能輕易擁有的。
世界海拔最高、線路最長、速度最快的高原鐵路是青藏鐵路,一期工程從西寧到格爾木,1958年開工建設,1984年5月建成通車。二期工程從格爾木到拉薩,2001年6月開工,2006年7月1日全線通車。整個工程由始到終接近半個世紀,是超越極限的天路奇跡。
上海奉賢人莊心丹(1915~2004),青藏鐵路首任總體設計師。1957年至1961年,他帶領11人的勘測小組在高原上奔波,因設備極為簡陋,踏勘基本靠雙腳走、雙耳聽、雙眼看。就是這樣的條件下,他一字一畫完成了300頁、幾十萬字的報告,全線需架設的長度15米以上的橋梁全都歸納在一個統計表里,細致到有多少里程,用什么結構,設多少孔,均一一標注。通過踏勘設計,他確定了格爾木至拉薩段的走向,提出了保護凍土的設計原則,鐵路正式建設時用的就是這一路線方案。20世紀70年代、90年代青藏鐵路的后兩次大規模勘測,也因他的工作少走了許多彎路。
“文革”中,莊心丹被罰去放羊。他把羊抱在懷里取暖,為羊建立檔案。因他的細心照料,羊很快由幾只發展到80余只。平反之后,他沒有落實職務,下放當測工。1976年退休,住在蘭州市花園路一間塞滿舊家具、光線昏暗的小房子里,度過了人生最后的將近30年。
我是最近在看《中國工程師史》時,注意到這套書的倡議者吳啟迪曾對媒體講過上海工程師莊心丹的故事。之后我搜集了更多像他這樣的杰出工程師的案例,比如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之一、中國油田分層開采和化學驅油技術奠基人王德民,他是大慶油田年產量保持在5000萬噸以上連續穩產27年的主要貢獻者之一。
王德民1937年出生,父親曾留美學醫,母親是中國籍瑞士人。因為這樣的“復雜”背景,1955年高考總成績遠超清華北大分數線的他,只有第五志愿的北京石油學院肯接納。1960年大學畢業后,他放棄留校的機會,主動申請到大慶油田,從此和石油事業一生相伴。
初到油田時,王德民被分配到基層,給十幾口油井測壓。晚上睡牛棚,白天和幾個工人一起扛著100公斤的絞車,從間隔500米的一口油井挪向另一口油井,用絞車把測試儀器送到井下。極端嚴寒時,井口被凍死,他和工人們解開棉襖,包住井口,又把冰冷的防噴管抱在懷里焐熱。等原油化開,儀器下井,嘴唇早已凍紫。在完成基層工作的同時,他還在思考科研問題,用了三個多月時間推導出符合大慶油田實際情況的“松遼法”,讓中國從此有了自己的油井壓力計算公式。
“不是我選擇了石油事業,是石油選擇了我。”王德民說。前幾年,他因逆天顏值走紅網絡,被稱為“中國最帥院士”“科學界的吳彥祖”,對此他淡然回應,“只有不正經的人才會談論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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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寫《風高浪急,心別太急》,結尾說,“緊張或焦灼的日子里,不妨安靜一陣,喝一杯茶,或一杯酒,聽一曲音樂,對自己說聲take it easy,笑對人生,然后再出發,go on and go on”。一位投資家看后微信我,說“go on and go on”不如這兩句,“the going gets tough,the tough gets going”。
無論怎樣的環境以及環境怎樣的變化,也許屢戰屢挫,屢挫屢戰,但總要往前走,往有光的地方走。
從莊心丹到王德民,他們遭遇的曲折艱辛,他們一生的奮斗貢獻,我輩皆遠不能及。沒有誰愿意重復那些不公平的境遇,但他們在艱難環境中的主體性選擇與作為,還是能給我們寶貴的啟示。
作為文科生,媒體人,我們并不能直接為社會創造多少物質財富。但我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從業30多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媒體是一種沉甸甸的,不容辜負也很難真正達成的責任。比流量重要得多的是存量,是能留下來、經得起受眾和歷史檢驗的價值。
“新聞學”現在經常被嘲諷,不過我真正擔心的問題只有一個——在這個時代,當人們充滿焦慮地尋找一些媒體和內容作為參考、向導時,會不會所托非人?
我深刻地知道自己有幾斤幾兩。所以有些話牢牢刻在心里:不懂的,就是不懂,能學多少,就學多少;但決不不懂裝懂,決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決不渾水摸魚,決不歪曲渲染,決不故作姿態,決不以假亂真。真就在那里,做一個踏實本分的觀察者和寫作者,于我足矣。
我尊重靠實干創造價值的人,以他們為師為友,為報道和研究對象。如果互聯網上的很多口水、戾氣、偽事實能轉化成價值創造的活水、活力、正能量,于國于民則是幸事。
我們左右不了什么,但心中可以有底線堅持。
前些年,那句“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曾引起很多共鳴,我不敢自詡I go high,但至少可以拒絕go low,拒絕心理的霉變,拒絕傷害他人,無論表現為現實的凌辱還是網絡的暴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為底線。
努力發光,總是追光,發慌時用寬容和愛調節自己,用勇氣和韌性應對挑戰,永不放棄,決不發霉。
以此,與同道者共勉。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責任編輯: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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