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楊偉民

　　大家上午好，非常榮幸能夠來到清華同衡學術周。

　　今天的題目是“十四五”下半場和宏觀形勢，“十四五”下半場題目很大、要干的事很多，我圍繞其中幾個重大問題講講。

　　今年以來，在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各地區各部門的強力推動下，在1.7億經營主體的奮勇努力下，經濟運行開局良好，實現了4.5%的增長。絕大多數行業好于去年四季度，服務業絕大多數行業好于去年一季度。目前我國經濟已經走出疫情沖擊，經濟社會全面恢復常態化運行，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得到緩解，經濟發展呈現回升向好態勢。但目前的經濟增長主要是恢復性的，內生動力還不強，需求仍然不足。

　　“十四五”下半場，應該進一步聚焦一些影響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長遠兼顧、綜合施策，為長遠發展奠定機制性基礎。

　　“十四五”下半場需要關注哪些重大問題呢？我講六個問題。一是居民消費問題。它是需求側拉動增長的主動力，拉動了GDP的38%。二是房地產，它是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去年是占GDP的6.1%，房地產不穩，其他行業很難填補。三是平臺經濟，它是數字經濟的核心，雖然目前數字經濟占GDP比重很小，但是數字經濟拉動經濟50%以上。四是民營經濟，它是重要的市場主體，占GDP和主要指標的50%以上。五是城市化，它關系需求和供給，城市經濟占GDP的90%以上。最后是進出口，它在需求和供給側都是拉動我們經濟的重要動力，出口占2.6%，進口占8%，但這兩個數字不能充分反映進出口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

　　一、居民消費穩定增長

　　疫情三年受沖擊最大的是居民消費。疫情三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實際增長0.8%。城鎮居民人均消費年均實際增長0.2%，購房消費年均縮減8.5%。

　　這些數據給我們的啟示是，疫情以來的需求收縮主要是居民消費的收縮，內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費不足。我們的發展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我們把改善民生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居民消費是民生改善的標志之一、實踐標準之一。疫情三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年均增長3.5%，但消費沒有怎么增加。所以，改善民生光有收入不行，還得把錢花出去，實實在在提高消費水平才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我國發展已經到了從生產大國向生活大國、從制造大國向消費大國轉變的階段，各項政策要隨之轉變。我們城市規劃要規劃什么？就是要規劃人民的生活空間。我們現在的規劃更多的關心生產，但很多地方的產業園區真正規劃人民生活的空間不夠。若生產與消費循環不暢，增長必然減速。

　　消費者也是市場主體，居民消費也是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為。讓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因此，對居民的消費行為，要不干預、少限制。發展市場經濟，既要不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也要不干預消費者的消費行為，這應成為各級政府的行為準則，成為各種文件的原則。

　　中央提出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它既關系增長動力，更關系到我們是不是堅持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目的。所以，要改變以擴大投資為主的擴大內需政策，實行以擴大居民消費為主的擴大內需政策。改善民生，需要加強公共服務，但要認識到，公共服務不是民生的全部，民生的主體是居民私人消費。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實行給居民讓利的金融政策，給居民減稅降費和加大轉移支付的財稅政策等。改變對住房、汽車等和部分高消費的抑制政策。改革身份證和住房兩大制度，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二、房地產市場穩定

　　最近十幾年，我國逐漸形成了以房價上漲為龍頭，房地產企業、金融機構、地方政府（平臺企業）三者相互支撐拉動增長的格局。過去十年哪個行業拉動增長最快？是房地產、金融、建筑業，拉動了我們26%以上的經濟增長，遠遠大于制造業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現在房地產行業有三個問題沒有討論清楚，首先是居住住宅供需是不是已經達峰？二是最大的剛需在哪里？是3億城鎮流動人口，其中農民工是主力。這些人口不回去，要不要解決他們在就業地城市的居住問題？現代化之時，他們的居住怎么辦？未來我們希望不再存在“農民工”這樣的稱謂。三是高房價的原因究竟在哪里？高房價的根本原因是居住用地少，北上廣深居民用地和人口增長失衡，居住用地占建設用地比例低，工業和辦公樓用地多。

　　二十大重申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房地產不僅是短期調控和風險管控問題，更是制度重建和發展模式重建問題。房地產是全局性、整體性、綜合性的，也不是地方和一兩個部門能解決的。應瞄準新的住房制度、房地產新的發展模式，多部門協同制定綜合性、長期性、制度性的房地產新政，明確與房地產相關的土地、稅收、金融、公積金、預售、租賃、租售同權等的制度安排。給購房者、租房者，給房地產企業，給金融機構、給地方政府長期的可見的預期，市場才能穩定，房地產業才能穩定發展。

　　三、平臺經濟健康發展

　　過去10年，信息技術服務業年均名義增長17.6%，其中互聯網近三年年均名義增長達36%，有力拉動了經濟增長、擴大就業、推動創新和民生改善。

　　疫情三年，信息技術服務業也經歷了大起大落。2021年一季度以來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開始減速，從2020年四季度的21%降到2022年三季度的7.9%、四季度的10%，今年一季度增長11.2%，同過去十年的17.6%和疫情期間的21.2%的高點相比，仍有加快的空間。

　　過去十年，信息技術服務業是吸收就業的主要行業之一，累計新增就業300萬人，間接帶動的就業更多。目前的大學生就業難，一定程度上是信息技術服務業吸收就業放緩。

　　2022年一季度、二季度中央政治局會議都強調了促進平臺經濟健康發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專門強調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當中大顯身手。今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進一步指明鼓勵頭部平臺企業探索創新。數字經濟是未來經濟的主要形態，平臺經濟是數字經濟的核心，平臺企業是平臺經濟的主體。如果我們在這個領域落后，未來經濟在國際競爭中肯定是落后的。

　　四、民營經濟預期好轉

　　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中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地位，同時，貢獻了50%以上的工業、50%以上的投資、50%以上的進出口。

　　“三重壓力”中的預期轉弱，主要是民營經濟預期轉弱。前兩年私營工業企業增長一直快于全部工業和國有企業，2022年后開始減速并低于國有企業，今年4月增長1.9%，仍在繼續下滑。2022年民間投資增長呈下降態勢，2022年年末降至0.9%，今年4月降至0.4%。

　　從上面數據來看，民營經濟預期轉弱問題得到了一定緩解，但是并沒有根本解決。針對這一輪民營經濟預期轉弱問題，黨的二十大強調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了要對一些不正確的議論和輿論要敢于“亮劍”，同時也提出了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

　　要從長遠上考慮，避免屢屢出現民營經濟預期轉弱的問題。在理論上，進一步明確民營經濟在中國式現代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性質、地位作用；在法律和司法上，進一步健全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的產權保護制度；在準入上，進一步明確民間投資的“紅燈“即負面清單，清除隱形壁壘；在政商關系上，進一步完善政商溝通制度，完善問責追責機制。同時，要著力幫助企業解難題、辦實事，這是政府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任務之一。

　　五、加快城市化

　　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較快，但城鎮化質量不高。目前我們面臨的一些問題很多是跟城市化有關系的，包括消費不足、農村居民收入低、人均消費量很低，都跟城鎮化政策有關。如，農民財產性收入過低（2022年人均500元），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之差高達10倍。農民錯過了財富快速增長階段，原因是宅基地、農民住房的非市場化。

　　由于農村戶籍與集體所有制掛鉤，決定了我國不能廢除戶籍制度。我提出要改革身份證制度，全國人口的身份證按常住地的住址登記，不再按戶口所在地的住址登記，并據此劃分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持有城市住址身份證的人口就是城市人口，登記的住址可以是產權房，也可以是租賃房。離開常住城市回到農村的，換發登記在農村住址的身份證。通過改革身份證制度，徹底解決城市戶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個人口統計，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不同口徑，以及由此帶來的城市治理難題。

　　要加快建立包括新市民的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讓包括3億農民工群體在內的全體人民住有所居。支持人口流入多的城市增加低價商品房和租賃房供給，通過擴大供給來抑制房價。當前的擴大內需中，應啟動主要面向農民工的安居工程建設，利用空置工業用地、過剩商業用房等建設或改造低價住宅。

　　六、進出口穩定增長

　　凈出口占GDP比重已大幅減少，內需比重提高。但是，不能用“三駕馬車”看待國內國際循環的地位，并不是國內大循環可拉動97.5%的經濟增長，國際循環拉動只拉動了2.5%，而是既要看需求和出口，也要看供給和進口。2020年我國16萬億進口中74%是用于生產。進口品占全部中間使用7%，若無進口，國內生產將縮減7%。進口已在生產中融入了國內大循環，國內大循環本身就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結果。我國自有資源不足，沒有初級產品進口的成倍增加并融入國內大循環，經濟不會增加10倍。

　　疫情前兩年，進出口是我國經濟得以增長和恢復的亮點。去年10月后陷入負增長，今年以來情況不容樂觀。中國經濟發展和實現現代化離不開進出口，構建新發展格局重點是“雙循環”的相互促進，我們既要擴大內需更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對外開放。雖然現在國際環境不友好，但是我們也一定要堅持這個基本方針，不能有任何動搖。

　　我們要學會在日益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擴大開放的本領，提高在矛盾挑戰增多的國際環境中擴大開放的能力，積極主動地營造有利于擴大開放的國內國際環境。我國已經到了必須擴大制度型開放，才能進一步擴大商品流動型、要素流動型開放的階段，要主動對接國際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深化國內體制改革。通過制度型開放，引領貿易和投資繼續壯大。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推動經濟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減少不當干預。研究務實管用的穩定進出口和外資企業的增量政策，想方設法留住外企、民企的出口龍頭企業。采取特殊政策彌補美國加征關稅對出口企業的損害。

　　以上，僅供參考，謝謝各位。

　　備注：

　　2023年6月11日，第九屆清華同衡學術周正式開幕。在重磅環節——“巔峰論壇”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楊偉民作了題為《“十四五”下半場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的主題報告，指出“十四五”下半場需要關注居民消費、房地產、平臺經濟、民營經濟、城市化、進出口等重大問題，長遠兼顧、綜合施策，為長遠發展奠定機制性基礎。

　　來源：清華同衡規劃播報

　　(本文作者介紹：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