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王一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4月20日，全國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指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人口工作。會議要求，加快建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大力推進普惠托育服務發展，加強人口監測和戰略研究，做好計劃生育特殊家庭扶助保障，深化服務管理改革，積極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受長期低生育率和預期壽命延長等內生性因素影響，2022年末我國人口出現自1961年來首次負增長，預示著人口負增長進入常態化階段。

　　不過，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認為，短期內，人口負增長對經濟增長影響是溫和的。

　　王一鳴在近期召開的CF40?孫冶方悅讀會第18期“人口負增長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與機遇”上表示，總體上看，未來一段時間，我國人口規模巨大的優勢不會改變，低齡老齡化人口增加開啟了人力資源開發新的機會窗口，新的人才紅利將對沖傳統人口紅利衰減。

　　“但長遠看，人口負增長對經濟增長會產生一定沖擊，對此，必須做好充分準備，積極有效應對。”王一鳴表示。

　　他為此提出八點建議：用好人口規模巨大的優勢，把鼓勵生育政策落實到位，加快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繼續支持人力資本積累，增加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發展替代勞動的智能技術，發展養老產業和“銀發經濟”，深化改革創造新的改革紅利。

　　*本文為作者在2023年3月30日的CF40?孫冶方悅讀會第18期“人口負增長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與機遇”上所做的主題演講。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作者所在機構及CF40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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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出現1961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如果說1961年的人口負增長是由自然災害等外部沖擊引發的外生性負增長，這一次人口負增長則是受長期低生育率和預期壽命延長驅動的內生性負增長，這意味著我國人口負增長將進入常態化時期。

　　人口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人口負增長出現于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起步期，形成了與改革開放后經濟高速增長期截然不同的人口基礎，從人口數量快速增長轉向人口總量不斷縮減和人口結構加快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將帶來長遠影響。

　　如何看待人口負增長時代？

　　人口負增長是工業化、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不可避免的人口過程，是世界上發達國家普遍經歷的人口現象。人口負增長既是人口總量的縮減，也會帶來人口結構的變化，即老齡化進程加快，人口總量和結構的變化與我國人力資本快速積累相互影響，使得中國人口負增長具有不同于其他國家的非典型特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從總量看，中國人口負增長是在巨大人口規模基礎上的負增長，這決定了人口負增長的影響相對平緩。由于人口基數大，在負增長的早期階段，人口規模巨大的慣性作用依然存在。假設未來生育率保持不變，我國人口總量在2035年前仍將保持在14億左右，2050年前保持在13億左右。盡管勞動年齡人口將從目前的9億人左右降至2050年的6~7億人，但屆時仍將多于發達國家勞動人口總和。雖然印度人口將超過我國，但我國仍將是全球十億級人口規模的兩個大國之一。因此，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人口規模巨大的優勢不會改變。

　　從結構看，人口負增長將加快人口老齡化速度，帶來結構性挑戰，但也要看到其進步意義。2022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約2.8億，占比19.8%（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2.1億，占比14.9%），已進入中度老齡社會。據預測，2035年60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30%，進入重度老齡社會。但也要看到，人口老齡化加快既有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更有人均預期壽命增長的因素。

　　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8.2歲，反映了我國人民生活質量改善和醫療保健水平提高，這是巨大的社會的進步。此外，現有60歲以上老齡人口中大部分為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口，這部分人群有著豐富的閱歷和經驗，為開發老年人力資源提供了新的機會窗口。

　　從質量看，盡管傳統人口紅利在減弱，但我國人力資本快速積累，為形成人才紅利創造了有利條件。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生育政策調整和科教興國戰略實施，全社會和家庭對教育和人力資本的投資空前增長，促進我國人口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快速轉變。

　　截至2021年，我國有約2.4億人受過高等教育，占總人口17.0%。2022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1076萬人，今年將再創新高，達到1158萬人。按此趨勢預測，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繼續提高，人力資本存量在2035年前仍將持續增加。

　　清華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按照2020年的人口當量計算，由于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用人力資本折算，到2050年中國總的人力資源當量相當于17億人口。高速的人力資本積累不僅能有效對沖人口數量遞減，也為我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持久動力。

　　總之，未來一段時間，我國人口規模巨大的優勢不會改變，低齡老齡化人口增加開啟了人力資源開發新的機會窗口，新的人才紅利將有效對沖傳統人口紅利衰減。我們既要高度重視人口負增長帶來的挑戰，更要把人口增長的壓力轉化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

　　人口負增長對中國

　　未來經濟增長的挑戰

　　人口既是消費主體，又是生產主體。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基礎變量，通過需求側和供給側共同作用于經濟增長。

　　從供給側看，人口負增長通過勞動力供給，以及勞動力與資本投入、技術進步等要素的相互作用影響經濟產出，從而影響潛在增長水平。

　　事實上，在出現人口負增長之前，2011年就已經出現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而出生人口出現負增長的時間還要早18年。從經濟增長曲線來看，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速隨潛在增長率下降而逐步回落，從2010年的10.6%下降到疫情前2019年的6%。對供給側潛在增長率下降，通常稱其為“新常態”。

　　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速度加快，對潛在增長率的影響將進一步增大。首先，人口負增長，將改變勞動力供求關系，提升勞動力成本。其次，老齡化加快還將增加社會養老支出，降低儲蓄率，導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趨勢性下降，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深刻變化。

　　黨的二十大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其中一個綜合性指標，就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從世界銀行標準看，發達國家人均國民收入的門檻值為2萬美元，平均水平高達4.8萬美元，剔除體量偏小的經濟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大致在3.5~4萬美元。

　　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均GDP首先要邁過2萬美元的門檻，進入到發達國家行列，這要求2021~2035年GDP年均增速達到4.8%左右。根據蔡昉等的預測，在其它要素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負增長將導致潛在增長率從4.8%下降到4.53%，這對實現既定目標將帶來挑戰。

　　當然，上述預測的前提是假設其他要素條件不變，若改變其他要素條件對沖人口負增長的影響，仍可以提升潛在增長率。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深化改革，消除資源配置扭曲，把勞動力等要素配置到生產率更高的領域，使經濟增長達到潛在可能性邊界。當前，我國農業勞動力占比仍達23%，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仍有潛力，非農產業勞動力仍將保持增長，這將對我國潛在增長率的提高帶來積極作用。

　　此外，我國人口負增長與新一輪科技革命形成歷史性交匯。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不僅可以替代體力勞動，還可以替代腦力勞動。雖然人口負增長時期勞動力供給下降，但經濟對勞動力需求也會下降，同時生產率仍將繼續提升。只要加快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先進技術的擴散，就能大幅提升生產率，使潛在生產可能性邊界達到國際前沿水平，進而提升潛在增長率。總之，從供給側看，可以通過改革和科技創新提高潛在增長率。

　　從需求側看，既要看到人口負增長意味著消費群體規模收縮，對食品、住房等基本需求會帶來“收縮效應”，但也要看到隨著消費水平提升和消費結構升級，對消費需求也會帶來“增長效應”。當“增長效應”超過“收縮效應”時，社會總需求仍將上升。

　　當然，我同意蔡昉的觀點，人口負增長最大的沖擊是對需求特別是消費的影響，人口負增長通過人口總量減少、人口結構變老影響消費需求。從需求看，老齡化程度加深將降低居民消費傾向，形成“低欲望社會”，促使社會消費規模擴張速度放緩，進而擠壓投資和生產擴張空間。老齡化還將加重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費用負擔，增加社會和家庭的養老壓力，減少勞動年齡人口的消費支出。

　　但也要看到，中國擴大消費具有特有的“制度性潛力”。中國有近3億在城市居住的農業轉移人口尚未實現市民化。2021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46.7%，戶籍人口城鎮化率18.02%，缺口18.02個百分點。

　　根據OECD的研究，若這部分人擁有城市戶籍并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實際消費水平將提高30%左右。從中長期看，通過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共服務制度改革，釋放這部分新市民的消費潛力，將減緩消費擴張減速的壓力。

　　綜上所述，短期內，人口負增長對經濟增長影響是溫和的；但長遠看，人口負增長對經濟增長會產生一定沖擊，對此，必須做好充分準備，積極有效應對。

　　應對人口負增長挑戰的對策建議

　　面對人口負增長帶來的挑戰，要科學認識、主動適應，積極應對，做好相應的政策設計并增強針對性。

　　第一，用好人口規模巨大的優勢。在人口負增長初期階段，人口規模巨大的慣性仍然存在，勞動力供給仍然充足。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穩定勞動參與率，減少勞動力下降帶來的不利影響。從中長期看，要把人口負增長內化到經濟增長過程中，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制定中，更好協調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政策。

　　第二，把鼓勵生育政策落實到位。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有針對性地幫助育齡人口解決實際困難，包括延長產假、方便托育、就業支持和生育補貼等，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并切實把政策落實到位。

　　第三，加快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2035年前，60~69歲低齡老年人口占老年總人口比重均在50%以上，超過半數老年人是低齡老人。對于有知識技能、有繼續工作意愿和能力的低齡老年人，應鼓勵支持再就業和靈活就業。力爭在五年內將非體力勞動行業退休年齡提高到65周歲，同時給予職工在60-65歲之間退休的選擇權。

　　第四，繼續支持人力資本積累。充分發揮我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的優勢，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統籌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協同創新，建設全民終身學習型社會，深度開發人力資源，以人力資本紅利對沖人口紅利削減，進而推動經濟發展質量持續提升。

　　第五，增加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通過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推進消費結構升級和繁榮消費市場，進而緩解人口負增長對需求側的約束。

　　第六，發展替代勞動的智能技術。把科技進步作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大舉措，推動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開發人工智能、智能機器人等新技術新設備，緩解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壓力，同時為科技創新和產業技術進步注入新動能。

　　第七，發展養老產業和“銀發經濟”。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大、增長快，老年產品和服務市場潛力巨大。隨著老年人消費需求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消費層次不斷提升，智慧家居、旅游度假、文化娛樂、醫療健康等產業將擴容提質，有效拓展國內需求，孕育經濟增長新動能。

　　第八，深化改革創造新的改革紅利。在應對人口負增長進程中，無論是推動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還是實現基本養老保障和基本醫療保障全覆蓋、持續提高保障水平，都要持續深化農村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務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這將創造新的改革紅利，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

　　總之，我國人口負增長是世界經濟體量第二大國的人口負增長，是在巨大人力資本積累基礎上的負增長，是在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快速發展階段的人口負增長，這就決定了我國人口負增長不僅具有中國特色，也具有應對這一挑戰的特有優勢和條件。應辯證看待人口負增長帶來的挑戰，變壓力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動力，確保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如期實現。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