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徐王嬰

　　陽春三月，北京。

　　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的記者會上，李強總理再提浙商“四千精神”，猶如一陣春風來。總理的話音，令遠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大地感受到了盎然春意。

　　“四千精神”，是浙商群體的精神圖騰，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所有民營企業奮發向前、敢拼敢闖的集體寫照。正是靠著“四千精神”，浙商們篳路藍縷、披荊斬棘，成長為中國第一商幫。

　　為什么是浙商？為什么是浙商“意象”了中國民營企業族群，寫照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

　　浙商的“草根性”，點燃了民本經濟的“星星之火”

　　中國商幫歷史悠久。數百年前，就有晉商、徽商、潮商等十大商幫的活躍與興衰。

　　晉商、徽商等近代商幫衰落之后，以浙商為代表的現代商幫為何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快速崛起？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浙商的草根性：

　　45年前，改革開放的春風激活了浙江大地成千上萬“窮則思變”的“泥腿子”們，他們“敢闖、敢冒”， “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點燃了個私經濟、鄉鎮企業的“星星之火”……

　　其實，早在改革開放之前，“草根”們的創業夢想就已蠢蠢欲動。

　　上世紀70年代初，橫店的“掏糞漢”就已領著鄉親們盤下當地一家瀕臨倒閉的繅絲廠；蕭山24歲的“打鐵匠”變賣了全部家當創辦起農機廠；杭州筧橋30歲的“農家女”帶著村民們創辦了絲綢廠……到了1978年，原本潛伏“地下”的商業力量開始登臺亮相。徐文榮開啟了率領橫店人大刀闊斧的創業歷程，如今橫店集團已是總資產近900億的超大型民營企業；沈愛琴則與全廠員工滿世界跑推銷，而今由其女兒接班的萬事利集團已成為中國民營500強企業；魯冠球則在1979年開始專攻“萬向節”，此后憑著小小的萬向節，成為全國第一家上市的鄉鎮企業，第一家進入國務院試點企業集團的鄉鎮企業……

　　誠然，改革開放45年來，浙商從走街串巷“雞毛換糖”到踏

　　出國門“買賣全球”，從首批民營航空公司開航到首條民營控股高鐵開通運營，從中小企業鋪天蓋地到世界級企業頂天立地……他們憑借一股開拓進取、敢為人先的“弄潮兒”精神和“四千精神”，開啟全國民營經濟之先河，書寫了一個又一個令人振奮的創業傳奇……

　　有數字顯示， 2022年浙江經濟總值（GDP）77715億元，同比

　　增長3.1%。其中浙江民營企業增加值15385億元，比上年增長5.2%，占規模以上工業的70.3%，貢獻率達83.2%……

　　毫無疑問，由“草根”浙商率先點燃的“民辦、民營、民有、

　　民享”的民本經濟，其“星星之火”已然是“燎原”之勢。

　　浙商的“游牧性”，譜寫了“地瓜經濟”的傳奇詩篇

　　從古時的“無寧不成市”，到今天“無浙不成市”的傳說，浙商都是最具“游牧性”的商幫。

　　有數據為證：改革開放以來，浙商走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在全國各地投資創業的浙商超過了600萬，還有近200萬浙商走出國門，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生逢其時的浙商，不僅得益于“江南地氣暖”的先發優勢；還有吸天地之靈氣、藤曼四處延展的“地瓜經濟”。

　　在政策支持下，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浙商，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商機。而浙商，也成為全國各地經濟建設和發展的一股中堅力量。比如，上海2021富豪榜上，排名前10位的富豪中有5位是浙商；又比如安徽陽光電源創始人曹仁賢、深圳大疆無人機創始人汪濤等都是浙江人。另有報道顯示：截止2022年上半年，在江蘇投資的浙商，其市場主體達146.38萬戶、總投資額超2萬億元；截止2019年，在疆浙商達26萬人，累計投資超過5000億元……還有正泰在德國的太陽能工廠、華立在泰國的羅勇工業園區、紅獅集團在老撾等四國的水泥項目、錦江集團在東南亞的綜合電廠等等，地瓜的藤蔓早已延伸到世界各地。

　　是的，素有“東方猶太人”之譽的浙商，譜寫了“無浙不成市”的傳奇，打造了遍布海內外的“義烏市場”“浙江村”“溫州村”；并實現了浙江市場的迭代更新、轉型升級……

　　新年伊始，借著浙商 “包機出海”的東風，浙江部署實施創新、改革、開放三大領域的三個“一號工程”。其中，“地瓜經濟”提能升級“一號開放工程”被廣大浙商寄予了良好的期望。

　　因為，與其說是地瓜經濟的“藤蔓”拓寬了浙商發展與騰挪的空間；不如說，浙江政府對民間力量的鼓舞與利用，對改革開放的堅持與深化，對營商環境的不懈努力與優化，是浙商得以持續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浙商的“革新性”，走出了迭代升級的“嬗變”之路

　　如果說，“停不下來”的改革精神，是浙江得以實現跨越發展的永動機。創業不停、創新不止，則是浙商不斷實現自我突破，從草根浙商到數智浙商、創新浙商的成功密碼。

　　依靠“行商天下”積累第一桶金的 “草根浙商”們，以貿帶工、“前店后廠”地“點火”浙江制造業，至2003年之前形成了諸如溫州皮鞋、打火機，嵊州領帶，義烏襪子，寧波家電等塊狀特色產業。進而帶動了諸多浙江小商品市場的繁榮。

　　但“8億件襯衫才換回一架空客、10億雙襪子才能換回一架波音”的“低端”與“末梢”，畢竟不是浙商制勝的王道。為此，浙江在20年前就提出了“八八戰略”，開啟了 “騰籠換鳥、機器換人、空間換地、電商換市”和培育“名企、名品、名家”的“四換三名”工程；浙商也由此開啟了轉型升級戰。

　　也是這個時候，浙商的隊伍里注入了“浙大系”、“阿里系”、“海歸系”等新鮮血液。比如杭州立昂微電子的王敏文、寧波江豐電子的姚力軍、錦浪科技的王一鳴，他們率領著企業深耕半導體、光伏逆變器領域，突破多項技術壁壘，解決“卡脖子”難題，成為細分行業的領軍企業；比如領跑科技的朱江明、每日互動的方毅、遙望科技的謝如棟等等，他們不斷探索新源汽車、數字經濟、直播電商等，在新經濟領域風生水起。

　　一邊是科技型、新經濟新浙商的不斷涌入；一邊是諸如李書福、南存輝、汪力成、王水福等“不倒翁”的 “與時俱進”。“常青樹”們不斷地“自我革新”，演繹了浙商群體迭代升級的壯麗詩篇。

　　比如西子聯合控股集團的王水福，在40多年的創業歷程中，他率領企業從生產農機配件到電梯、鍋爐，再到核電設備、航空部件、深海電機，實現了從“浙江制造”到“中國智造”的跨越。

　　正是許許多多善于創新突破的浙商，跨越了轉型升級的萬水千山，推動了浙江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進而推動浙江邁入了高質量發展的軌道。

　　浙商的“先進性”，展現了“兩個先行”的“頭雁”風采

　　猶記得，胡慶余堂的“關門弟子”，中國青春寶集團的創始人馮根生曾多次提起胡慶余堂的“戒欺”匾額，并說：“誠信戒欺是我的規則，也是浙商精神的靈魂。”

　　是啊，“義利并舉 、經世致用”的浙東事功學派深深影響了生于斯、長于斯的浙江商人。而“誠信戒欺”、“義行天下”，也成了浙商普遍遵循的信條。

　　2020年疫情發生后，遍布世界的浙商用實際行動，書寫了“情系故里、回報桑梓”和“大愛無疆”的動人故事。據不完全統計：疫情期間，浙商企業捐贈超萬元的達7300多家，捐贈過百萬元的400余家，捐贈過千萬元的50多家；浙商企業設立基金和捐款捐物累計已超33億元，其中設立基金14.57億元，捐款捐物總額18.65億元。

　　而當浙江省工商聯發出“同心共富”的倡議，浙商可謂是“一呼百應”。他們爭先恐后地投身山區26縣和海島縣高質量發展、“萬企興萬村”行動、定向招工式“共富工坊”建設等活動。他們一方面構建員工共富生態，讓員工變股東，切好共享“蛋糕”；一方面以產業為引領，并以產業幫扶的方式，積極構建可持續發展的上下游產業鏈生態，做大共富“蛋糕”。

　　比如，花園集團董事長邵欽祥40多年如一日，堅持“以工強村”，將花園村這個遠近聞名的貧困村打造成擁有8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和1家上市公司的美麗富饒的“大花園”，帶動了數以十萬計的老百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又如，娃哈哈集團截止2021年，先后在中西部和老少邊窮地區的17個省市，投資86億元建立了72家分公司，占總量的近四成；直接吸納當地人口就業近13000人，累計實現銷售收入2119多億元、利稅377多億元，有力拉動了當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毫無疑問，植根于民間的文化覺醒，才是浙江“兩個先行”最內生的底蘊。如是，以“四千精神”和“誠信戒欺”、“義行天下”為文化底蘊的浙商，才是真正推進浙江“兩個先行”的排頭兵和生力軍。

　　又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的春耕時節，在中國經濟邁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重提“四千精神”，對浙商來說，無疑是一種初心的回望、更是一種力量的蓄積。

　　是的，回望“草根”創業的初心，用浙商迭代升級而來的新動能，鋪展“地瓜經濟”的藤蔓，并在發展中不斷詮釋浙商精神，浙商，一定能夠扛起浙江“兩個先行”排頭兵的獵獵旌旗，迎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無邊勝景！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浙商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浙商總會浙商學術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學企業成長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