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上回文章提到，按照現成的經濟學研究數理邏輯和分析方法，未來15年平均要素投入產出和增長回落到1.5%左右，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3.23%的希望也很渺茫。這樣，人均GDP翻一番，并且在2035年時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可能是一個小概率事件。理論推算上的悲觀結論，更會使我們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和增長失去信心。

　　我的研究工作進入2019年時，雖然當時沒有在學理上形成一套自己完善的邏輯和方法，然而觀察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數據，可以得出這樣一些結論：（1）1978年以來有過三次高增長周期，每一次周期性的經濟高速增長，都是由一次大力度外在安排的改革開放帶來的，并不是國民經濟從蕭條到繁榮的自我波動所形成；（2）每一次大力度改革開放形成的高增長，其動能是邊際遞減的，如果沒有下一次大力度的改革來接替推動，經濟增長速度將趨于下行。見圖1所示。

　　圖1  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國內有許多文獻研究中國改革開放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定性描述的較多，分析的還有很有道理，但不能描述出二者之間內在的數理邏輯關系。有一些定量的分析，大多采用改革前后數據比較法（黑箱法），或者以專家打分法將體制改革作為權重變量加入增長模型進行計算。

　　在研究中的遇到的前后邏輯問題是：如果上述（1）和（2）兩個判斷性的結論是對的，那么，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不是已經全部完成？假如沒有完成，如果安排第四次大力度的改革，是不是還會有一波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機會？

　　我認為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還沒有結束的第一個觀察是：中國在二元結構轉型的過程中，出現了結構轉換的劉易斯悖論。發展經濟學的結構轉型中，農業就業勞動力、農村進城務工者和城鎮職工之間的勞動收入，應當隨著二元結構和工業化的進程，城鎮職工工資增長最慢、農業就業人員（隨著農業本身規模化和專業化的進程）工資增長速率較快、農村遷移到城市工人的工資增長也較快，三者在工業化后期逐步靠近；工業化結束，農村剩余勞動力枯竭，三者收入水平逐步劃一。但是，中國轉型的實際是，改革開放初中國農村農民和城鎮職工的收入差距不大，農民工的工資高于城鎮職工的工資水平；而到了今天，外出務工農民工平均工資水平的是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一半，而農業勞動力收入則是城鎮職工工資的1/25左右。轉型中不同勞動者之間收入水平反劉易斯規律方向變動，實質是體制扭曲拖累了結構轉型，阻礙了結構性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使結構性的剩余勞動力變成了體制扭曲性的剩余勞動力，嚴重影響了經濟增長潛能的釋放。

　　市場化改革還沒有完成，改革還有增長潛能的第二個觀察是：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現實的情況是在每個領域都存在著大規模的閑置、浪費和低利用率，造成了巨大的國民經濟產出損失；如果加以充分利用，便是新增長的來源。而提高其利用率的途徑，除了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別無他法。

　　首先，在勞動力要素方面，按照國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2000多美元水平標準，中國農業就業比例的偏差太大，多淤積了1.8億勞動力在低勞動生產率領域。以不應當有這樣多的勞動力還在農業領域計算，造成了勞動方面巨額的產出損失。如果他們未來能夠順利地從農業領域向工商業領域轉移，從低收入5000無左右的勞動者成為能夠獲得較高收入30000元的勞動者，將會釋放4.5萬億元巨額新增的勞動產出。

　　其次，資本要素方面，國有企業資本的平均資本利潤率不到2%左右，民營企業平均利潤率需要6%，如果國有企業的總資產為250億元，低效率損失的凈產出為10萬億元。假定通過一種使國有企業能夠提高效率真正的改革，使其利潤產出效率提高到6%，則國民產出就會增加10萬億元之多。

　　再次，城鄉土地的閑置和浪費處處可見。如國有企業停業關閉的土地，要全國各地，特別是東北、西北和華北，大量存在；交通物流樞紐用地寬計寬用，各地各級產業園區空置率也不低，在40%以上，甚至更高；農村一方面農民創業得不到土地指標，糧食生產耕地短缺，而另一方面宅院空閑、鄉辦企業原址荒蕪、違建拆除后沒有利用、耕地撂荒等情況仍然普遍。如果能夠將這些土地要素通過改革盤活加以充分利用，也會形成新增的巨額的地租產出，其潛能也在10億元左右。

　　當然，改革不是一年內就能夠完成的，這25萬億元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增長潛能，也是一個逐步改革釋放的過程。但現成的數理經濟學邏輯和方法中找不到推演這些潛能釋放的算法。因為，其假定體制是既定的，分析的客體對象是市場經濟，描述的是其橫截面的運行狀況和動態的變化過程。

　　當時我想的反事實邏輯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應該有多少，但是現實中多得多或少得多，造成了產出損失；還原合理狀態邏輯是，按照市場經濟應該有多少的要求，通過體制改革進行還原，則會增加新的產出。通過這樣的思路，筆者曾經寫過一篇論文，結論是中國未來還有中高速增長前景。

　　現在看來，這一想法，實際就是我目前形成的差值分析法的雛形。雖然當時的分析較為粗糙，許多細部還需要進行大的完善，但不論怎么說，這一思路可能是對的。讀者若想知道，如何初步建立了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內生分析的數理邏輯和方法，如何進行了較大型的計算，學理的細部還沒有解決一些什么樣的問題，且讀后面的系列短文。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