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報告把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抓手，提出加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的新任務。理解黨的二十大這一新表述和新要求，應該從供給側與需求側結合的視角，把構建新發展格局放到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層面，著眼于實現兩者的良好結合。

　　從2011年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以來，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供給側，需要著眼于提高生產率、轉換經濟增長動能，穩定和提高潛在增長率。中國總人口預計在2022年到達峰值，隨后進入負增長。這不僅將從供給側進一步降低潛在增長率，也帶來需求側的嶄新挑戰。人口總量、年齡結構、經濟增長、收入增長和收入分配等諸多方面，都會產生抑制社會總需求的效應，需求因素將成為經濟增長的常態制約，迫切要求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一、 從投資回報率入手擴大投資需求

　　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間，資本要素相對稀缺是發展的主要制約。同時，人口紅利阻止了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發生，因此，那時中國的投資回報率處于世界高水平。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更高發展階段，在資本相對稀缺程度降低的同時，人口紅利消失也導致勞動力短缺，資本報酬遞減律掙脫了勞動力無限供給這個韁繩，開始發揮抑制經濟增長的常態作用。在現實經濟活動中，傳統比較優勢的式微也導致固守既有經營方向和生產率水平的企業日益感受到投資無利可圖。可見，投資回報率下降是投資需求趨于羸弱的根本原因。

　　在整體投資回報率下降的同時，產業間、行業間、企業間和區域間仍然存在投資回報率的差異。撇開其他因素，生產率上存在的這種差異導致投資回報率大異其趣。如何讓真實的投資需求顯現出來，發揮投資應有的拉動內需作用，是一個亟待破解的政策難題。對于如何挖掘投資需求潛力這個問題，需要從全方位的視角來認識，進而通過全面的改革予以解決。

　　更加合理、有效配置資金，整體提高資本報酬率和投資回報率，是擴大投資需求的根本途徑。一個產業的份額是否應該遵循經濟規律而趨于降低，一個行業是否不再具有比較優勢，一個企業能否保持市場競爭力，并不應該由政策制定者說了算，經濟學家也無法給出準確的判斷。產業和行業的消長以及企業的去留，最終要在要素價格沒有扭曲的條件下，通過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來決定。歸根結底，投資需求來自于投資回報率，投資回報率則有賴于生產率和投資效率的提高。

　　只有在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中，疏通要素流動和重組的渠道，營造創造性破壞環境，資金才能流向真正的需求者，通過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擴大投資需求。這就要求削峰填谷，改變資本配置的不均衡現象。在投資需求疲弱的情況下，政府采取了諸如寬松貨幣環境、產業政策性補貼和特惠貸款等手段，旨在刺激投資需求。

　　然而，銀行信貸的發放和優惠政策的施予，無論是出于風險的考慮，還是從免責的角度考慮，往往導致資金向大企業、國有經濟和政府大型項目傾斜，甚至鼓勵這些領域接受并不需要的貸款，造成資金的閑置和浪費。與此相反，中小企業、非國有經濟和新創企業則始終處于貸款難、貸款貴、得不到足夠政策支持的境地。這種狀況同時是投資需求不足、資金配置效率不高和生產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制定和實施政策需要懂得：資源重新配置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所在，也是需求合理擴大的潛力所在。

　　順應發展階段變化挖掘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潛力，尚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從需求特點上說，基礎設施投資與市場主體的直接投資，既有一致的動因，也有不同的特點。相同之處在于，基礎設施投資也是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要求順應發展階段變化，按照經濟增長的新需求進行調整。不同之處在于，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是一種市場活動派生的需求，建設周期和回報周期都較長，更易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常常被作為刺激經濟的載體，因而易于成為債務累積和金融風險的領域。

　　根據這些特點，在基礎設施建設中，至少需要在兩點平衡關系上把握好分寸。首先，基礎設施建設不能與實體經濟脫鉤。更高質量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都會對基礎設施提出新的要求，即在優化布局、結構、功能和系統集成的基礎上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其次，從基礎設施建設本身仍然可以挖掘到獨特的需求潛力。作為一種派生的需求，基礎設施建設固然有賴于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和常態速度，然而，補齊現實中存在的基礎設施短板，仍然是立竿見影的當下需求。

　　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取得的顯著成就容易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足夠超前，以致需求潛力就相對有限了。為了避免高估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超前程度，以便看到該領域投資需求的潛力所在，我們可以利用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2019》的信息進行兩點比較。首先，在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的全球競爭力指數排名中，中國整體排在第28位，其中由人口規模決定的市場規模排名第一。也就是說，基礎設施這個支柱的排位還低于整體位次。其次，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在結構上也不盡平衡。這個支柱被進一步區分為交通設施和公用設施，前者的世界排名高達第24位，而后者排名則低至第65位。可見，無論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質的要求，還是推動戶籍人口城鎮化的要求，都意味著對公用設施建設和投資的巨大需求。

　　二、 從收入分配入手擴大居民消費

　　在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加深的時代，居民消費的增長速度將放慢，或者說受到自然的抑制。人口轉變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所以，由此產生的削弱消費的作用力，總體上無法人為改變。然而，除了來自人口因素的直接效應之外，還有一些與人口間接相關的因素，以及與之關聯度較低的因素，也具有對消費增長的負面影響，從這些因素著眼打破需求制約，盡可能降低負面影響，相關政策大有用武之地。

　　受到人口間接影響的消費制約因素被稱為增長效應或收入效應。隨著人口負增長時代來臨，中國經濟將在更大的基數和更高的水平上，以相對慢的速度增長。這個經濟增長減速從兩個方面降低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一方面，經濟增量的相對減小，直接限制可以轉化為居民收入的蛋糕規模。另一方面，較慢的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也制約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幅度。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人均GDP、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平均消費，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這三個指標的變化趨勢和相互關系，總體上遵循相同的軌跡，雖然在不同的時期，三者之間的同步性不盡相同。由這三個指標所表征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大體上結束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特別是在大規模刺激政策效應消失后，中國經濟增速便進入常態性的下行區間。也就是說，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的經濟增長減速，從此為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增長設置了天花板。

　　與此同時，自從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減速期以來，經濟、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增長同步性卻有了明顯的增強，表現為在對上述三個指標的增長率進行兩兩比較時，均可以發現顯著的正相關性。例如，在2011—2021年，人均GDP增長率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之間的相關系數達到0.913，居民收入增長率與居民消費增長率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931，人均GDP增長率與居民消費增長率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833。

　　與人口因素關聯度較低的消費制約因素是收入分配效應。理論和經驗都表明，處在不同收入分層的群體，邊際消費傾向大相徑庭。由于低收入人群尚有未予滿足的消費需求。因此，他們在收入增加的情況下，會把較大的比例用于消費，即具有較大的消費傾向。由于高收入人群已經難有尚未滿足的普通消費需求，他們只會將收入增長的較小比例用于消費，即具有較小的消費傾向。由此可以推論：社會收入差距過大不利于消費擴大。因此，任何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可以產生擴大消費需求的效果。

　　上述結論獲得很多實證研究的支持。例如，宿玉海等估算了中國不同收入群體在不同消費類型上的邊際消費傾向，即家庭收入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某種類型消費的增長百分點。計量結果顯示，如果以低收入群體在生存型產品和服務上的消費傾向為1，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則分別為0.56和0.13；在享受型產品和服務上，三個收入組的消費傾向之比為1∶1.55∶0.34，在發展型產品和服務上，三個收入組的消費傾向之比為1∶0.61∶0.30。

　　政策含義是：在無法通過逆轉人口轉變方向來遏止消費下行趨勢的情況下，從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入手，實施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調整，是保持穩定乃至擴大消費的可靠源泉。

　　三、 促進比較優勢的轉換和升級

　　在改革開放期間，中國享有巨大的經濟規模稟賦和邊干邊學的后發優勢，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和產業變革速度，在實現趕超的同時，也改寫了比較優勢。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在2007—2020年，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占制造業產品出口的比重，總體保持在略高于30%的水平，同期美國的這一比重從29.8%顯著地下降到19.5%。在2001—2020年，研究開發支出占GDP的比重，中國增長了155.3%，美國則僅增長了30.3%，全世界平均增長率為26.7%。

　　保持和發揮這些優勢，正是中國在繼續參與全球化的條件下，實現自身經濟增長和產業變革的底氣。在新發展格局下，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必然選擇。2020年，中國資本形成規模的世界占比為28.6%，最終消費的世界占比為13.1%，2021年GDP的世界占比為18.5%。也就是說，國內大循環的“大”字名不虛傳，無疑是實現高質量發展足夠大的舞臺。

　　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歸根結底在于新發展理念指導下的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革。其中，生產率的提高與分享是軸心，可以把所要達到的發展目標逐一緊密地連接起來。創新發展和協調發展是提高生產率的途徑；通過共享發展和綠色發展，可以在全體居民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以及不同代之間分享生產率；在統籌好發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新發展理念推動的高質量發展，也必然為更好地開放發展打下基礎。縱觀全球化的變化趨勢，從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特殊地位來看，中國未來的開放需要適應兩個趨勢性變化。

　　第一是國際貿易模式的變化。長期以來，中國參與世界經濟分工，以勞動力豐富這一要素比較優勢立足。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轉變階段變化，勞動力短缺成為常態，勞動力成本顯著提高，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勢必減弱。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也顯著提升了中國產業的配套能力、集聚效應和規模經濟，為適應貿易模式變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廣義而言，這可以看作比較優勢轉換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二是國際貿易的多極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抓住了全球化機遇，實現了較快經濟增長，贏得了趕超發達國家的機會。這同時也意味著包括貿易和投資在內的國際經貿活動已經并將繼續在多元化、多樣化和多極化的框架內進行。中國在這個大變局中扮演著重要主角，主導和推動著國際經貿格局的變化。以中國貿易伙伴的多元化趨勢為例，在2001—2020年，中國按現價美元計算的進出口總額增長了813.5%，與此同時，中國對世界230余個國家和地區進出口額的變異系數下降了26.9%。

　　中國在上述格局變化中的主導地位和適應性轉型，一直以來都是與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同步進行的。進一步對外開放也必然要求以自身的高質量發展為前提，實現比較優勢的轉換和提升。中國參與世界經濟分工的模式將在比較優勢轉換的前提下同時發生以下變化，都要求以高質量發展開創對外開放的更高水平和嶄新境界。

　　一個變化方向是遵循動態比較優勢趨勢，逐步成為高端產品的出口國。當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發生變化時，譬如說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相對于勞動力，資本的稀缺程度下降，該國的比較優勢就會更加接近于資本密集型產品，同時逐漸遠離勞動密集型產品。于是，這個國家在世界經濟分工中的地位也就發生了變化。中國無疑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生著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比較優勢的轉換，以及產業在價值鏈的位置提升，貿易格局的重塑也就是水到渠成的。

　　另一個變化方向是利用超大規模市場和超強生產能力，以規模經濟獲得比較優勢和貿易利益。這是一種把國內大循環、高質量發展與對外開放結合起來，內外聯動的擴大開放策略。與基于要素比較優勢的貿易相比，基于生產率提高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可以在中國與發達國家要素稟賦差異縮小的條件下，利用包括規模經濟在內的其他差異繼續開展國際貿易。同時，中國產業之間和地區之間仍然存在著要素稟賦和發展水平的差異恰恰對應著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差異性，可以成為中國面向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多元化貿易的基礎。

　　本文原發于《財貿經濟》2022年第12期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