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二十大報告強調,“優化人口發展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生育問題”既關系民族復興,也關系億萬家庭的幸福。隨著生育推遲、觀念轉變、社會壓力增加,不孕不育率提升,部分人群面臨“生不出、生不好”的問題,輔助生殖技術逐漸成為育兒新希望。
8月16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7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指出推動醫療機構通過輔助生殖等技術手段,向群眾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成為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的一項重要支持手段。同時指出,將指導地方綜合考慮醫保(含生育保險)基金可承受能力、相關技術規范性等因素,逐步將適宜的分娩鎮痛和輔助生殖技術項目按程序納入基金支付范圍。
2023年起,杭州市商業補充醫療保險“西湖益聯保”將“試管嬰兒”費用納入報銷范圍,參保市民將最高獲得3000元的治療費用報銷。輔助生殖費用支持政策逐漸落地。
完善生育支持體系,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要綜合考慮各方需求,積極應對“不敢生”、“不能生”、“生不好”等一系列問題,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2020年我們呼吁“是該放開三孩了”,全網5.6億閱讀,推動形成社會共識和公共政策。我們近年深入研究國際生育規律和鼓勵生育經驗,位卑未敢忘憂國,做有溫度、有情懷、有責任的研究。
核心觀點
1、什么是輔助生殖?輔助生殖技術主要指以人工授精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等方式,輔助不孕不育夫婦完成妊娠。根據受精完成過程是在女性體內或體外,可將輔助生殖技術分為人工授精和體外受精兩類。我們常說的試管嬰兒是指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是輔助生殖的主要技術類型之一。
不孕率隨年齡增加而急劇上升。15-34歲女性的不孕率約為7.3%-9.1%,而35-39歲女性不孕率直升至25%-30%,40-44歲女性則達30%以上。按此比例計算,全球約2億育齡婦女被不孕癥困擾,其中有輔助生殖需求的約3000-4000萬,隨著育齡婦女高齡化、生育年齡推遲等因素影響,輔助生殖需求將進一步增加。
2、輔助生殖實際治療情況:中國輔助生殖使用率低,接受治療患者集中在35歲以下。從總量看,中國是全球輔助生殖周期數最多的國家,2020年輔助生殖治療周期超130萬個;從每萬名20-44歲婦女使用ART的治療周期數看,以色列、日本最高,均超270個。
大部分歐洲國家輔助生殖使用率與總和生育率成正比,由于輔助生殖可以讓一部分“不能生”的群體產生活產嬰兒,對提升總和生育率有積極影響。從分年齡段使用率看,日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35歲以上患者ART使用率高于35歲以下,中國目前35歲以下使用率較高。
影響輔助生殖需求釋放的因素有哪些?1)各國輔助生殖門檻不同,中國相對較高;2)安全性是首要因素,降低多胎率成國際共識;3)成功率受年齡影響,年齡越小、成功率越高;4)生殖中心的數量受牌照和準入規則約束,質量是根本;5)費用負擔是限制性因素,費用負擔低的國家、治療意愿相對高。
3、多項研究表明,政府對輔助生殖提供經濟支持凈回報為正,凈回報率3-16倍。輔助生殖的直接好處是增加單身女性或夫妻成為父母的機會,特別是40歲以下的婦女,并且由于活產而增加了國家年輕人口,對緩解少子、老齡化有重要積極影響。日本、韓國、瑞典等國家將輔助生殖技術作為解決生育率下降問題的重要方法。
為減輕ART治療的經濟負擔,許多國家政府提供各類公共資金支持,如醫療保險、補貼、稅收優惠等。國際經驗:1)日本將減輕不孕治療的經濟負擔作為應對少子化的對策之一,于2004年引入ART治療補貼,通過逐漸取消收入限制、擴大補助對象范圍,通過不斷增加補助金額、減輕患者經濟負擔,并于2022年4月將輔助生殖納入國民健康計劃,實現不孕治療的醫保適用,并且對不孕癥相關咨詢事業也提供資金支持。2)美國目前輔助生殖治療由商業保險覆蓋,資金支持成本主要是企業主負擔,公共資金支持體系尚未完成,有相關融資機構為不孕治療提供相關低息貸款服務。3)英國是試管嬰兒發源地,政府在政策上不斷加強治理體系建設,在發展期研究并推出了NHS補貼IVF治療,并逐漸放寬年齡限制到42歲,目前NHS對輔助生殖治療提供最多3個周期的全額報銷。
相信通過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國生育率有望觸底回升,人口有望實現結構優化和長期均衡發展。
目錄
1 概念及需求分析
1.1 揭開輔助生殖的神秘面紗
1.1.1 輔助生殖:治療不孕不育的有效技術
1.1.2 試管嬰兒:治療不孕不育的最后一道防線
1.2 全球有輔助生殖需求的女性約3000-4000萬——大齡育齡婦女占比提升、初婚初育年齡增加,輔助生殖需求增加
1.2.1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育齡婦女面臨高齡化趨勢
1.2.2 晚婚晚育成趨勢,初育年齡逐漸增加
1.2.3 大約多少育齡夫婦有輔助生殖需求?
2 全球輔助生殖行業發展圖景
2.1 輔助生殖實際治療情況:中國輔助生殖使用率低,接受治療患者集中在35歲以下
2.2 影響輔助生殖需求釋放的因素有哪些?
2.2.1 各國輔助生殖門檻不同,中國相對較高
2.2.2 安全性是首要因素,降低多胎率成國際共識
2.2.3 成功率受年齡影響,年齡越小、成功率越高
2.2.4 生殖中心的數量受牌照和準入規則約束,質量是根本
2.2.5 費用負擔是限制性因素,費用負擔低的國家、治療意愿相對高
3 為什么要對輔助生殖提供經濟支持?
3.1 政府對輔助生殖提供經濟支持凈回報為正,凈回報率3-16倍——基于國外學者的研究論述
3.2 經濟支持的方式有哪些?——國際經驗
3.2.1 日本:從經濟補貼到醫保適用,支援不孕治療為應對少子化的對策之一
3.2.2 美國:以商業保險為主,提供不孕治療的低息貸款
3.2.3 英國:醫保覆蓋IVF治療,最多提供3個周期的全額報銷
正文
1 概念及需求分析
1.1 揭開輔助生殖的神秘面紗
1.1.1輔助生殖:治療不孕不育的有效技術
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主要指以人工授精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等方式,輔助不孕不育夫婦完成妊娠。世界衛生組織(WHO)曾預測不孕不育癥將被列為21世紀人類三大疾病之一,僅次于腦瘤和心腦血管疾病。不孕不育是生殖系統疾病,具體表現在經過12個月或者更長時間經常性進行未有避孕的性行為后仍未能臨床懷孕,學術上將其劃分為女性不孕癥、男性不育癥以及其他因素引起的不孕癥。目前治療不孕不育的主要方法有藥物治療、手術治療和輔助生殖治療三種方式,輔助生殖一般作為常規藥物和手術方式未見成效后的最終解決方案,其成功率能達到40%-60%。
根據受精的完成過程是在女性體內或體外,可以將輔助生殖技術分為人工授精和體外受精兩類。1)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AI)是指將男性精子以人工方式注入女性生殖道實現受孕。根據精子進入女性體內的方式將人工授精分為:子宮內授精、陰道內授精、子宮頸內授精和卵泡內授精等多種方式。同時,根據精液來源不同,分為夫精人工授精(AIH)和供精人工授精(AID)。2)體外受精是指將女性卵子從體內取出,并在體外進行授精培養形成胚胎以后再植入女性子宮,包括常規的 IVF-ET、通過 ICSI 進行 IVF、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和篩查(PGT)。國內通常將其列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技術,三種技術沒有優劣之分,只是適應癥和技術手段的差異。
1.1.2試管嬰兒:治療不孕不育的最后一道防線
我們常說的試管嬰兒是指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是指采用人工方法讓卵細胞和精子在體外受精,并進行早期胚胎發育,然后移植到母體子宮內發育而誕生的嬰兒,是輔助生殖的主要技術類型之一。
一個完整的試管嬰兒治療周期包括促排、取卵、受精、移植、妊娠測試,根據方案不同,治療周期大約需要1.5-3個月。1)最開始需要刺激卵巢進行促排卵,讓女方同時產生多個卵子,1-2周后,卵子可被取出,此時可將卵子冷凍或者直接與準備好的精子結合形成受精卵。2)在卵子受精過程中,如果男方精子健康,則精子卵子可自然結合形成受精卵;如果精子不足或者受精障礙,則可使用卵泡漿內單精子顯微注射(ICSI)形成受精卵。3)在胚胎發育2-3天內可進行胚胎移植或者在胚胎發育5-6天移植囊胚或將胚胎冷凍。此階段可以使用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和篩查(PGT)。4)在移植后12-14天可以進行妊娠監測,并在28、38天進行B超檢查。
試管嬰兒技術于1978年起源于英國,1980年代在歐美和亞洲興起,1990年代相關技術逐漸改善,21世紀開始進入成熟發展階段,成為治療不孕不育的主要技術之一。
第一階段(探索期),1978年全球首例試管嬰兒誕生于英國,但當時由于倫理問題該技術并不被接受,并遭受限制和批評。
第二階段(發展期),1980年代開始,試管嬰兒技術先后在歐美和亞洲興起。1980年澳大利亞誕生首例試管嬰兒;1981年,美國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1982年,法國、希臘、瑞典、以色列首例試管嬰兒相繼誕生;1983年亞洲第一例試管嬰兒在新加坡誕生;同年日本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1988年中國大陸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
第三階段(優化期),試管嬰兒的二三代技術相繼出現。1990年,英國Alan Handyside教授成功用PCR技術對有X染色體疾病的夫婦進行篩查,健康女嬰誕生,這是最早的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和篩查技術;1992年,比利時學者發明ICSI技術并成功活產,該技術可以直接將精子注射到卵細胞漿內,主要針對少弱精子精患者,試管嬰兒技術成功率得到提升。
第四階段(成熟期),21世紀輔助生殖技術已經遍布全球,逐漸成為治療不孕疾病的重要手段。2010年“試管嬰兒之父”羅伯特·愛德華茲榮獲201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試管嬰兒被稱為“里程碑式”技術。根據國際輔助生殖監督委員會(ICMART)數據顯示,2017年世界79個國家輔助生殖治療周期數接近200萬,較2014年增長了20.1%,輔助生殖技術發展速度較快。并且2017年傳統體外受精(IVF)和使用卵細胞漿內單精子注射技術(ICSI)治療周期占比分別為30.7%和69.3%,ICSI使用更加普遍。
冷凍技術方面,主要包括凍精、凍卵、凍胚,技術發展逐漸成熟。其中凍精技術發展比較成熟,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776年,距今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1950年代,世界首例冷凍精子成功授精出現在美國。冷凍胚胎技術最早應用于畜牧業,1984年,首例冷凍胚胎移植成功的嬰兒誕生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凍卵技術發展相對較慢,技術難度相對更高,1986年,澳大利亞首次使用慢速冷凍技術的凍卵成功受孕;1999年,德國首次使用“玻璃化”速凍法的凍卵成功活產。2000年,世界首例冰凍精卵子在新加坡受孕成功;2004年,世界首例“三凍”試管嬰兒出生于意大利;2006年,中國首例、世界第二例 “三凍”嬰兒誕生。根據ICMART數據顯示,2017年統計的79個國家(不包括中國)使用凍胚移植的周期超過60萬個。
1.2 全球有輔助生殖需求的女性約3000-4000萬——大齡育齡婦女占比提升、初婚初育年齡增加,輔助生殖需求增加
1.2.1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育齡婦女面臨高齡化趨勢
育齡婦女一般是指15-49歲的女性,其中20-34歲女性為生育旺盛期婦女。15-19歲女性一般處于月經初潮期之后,具備生育能力,但是整個生殖系統功能還未發育完善,存在妊娠期高血壓、產道裂傷等早育風險;20-34歲女性為生育旺盛期婦女,此階段的女性整個身體狀態較好、卵巢生殖機能與內分泌機能最旺盛,是生育最佳時期;35歲以上女性為高齡育齡婦女,此階段女性妊娠風險大,特別是40歲以上婦女,在臨床上被列為高危孕產婦。醫學數據顯示,不孕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急劇上升。15-34歲女性的不孕率約為7.3%-9.1%,而35-39歲女性的不孕率直升至25%-30%,40-44歲女性則高達30%以上。
全球15-49歲育齡婦女數量持續增加,作為人口第一大國的中國育齡婦女數量自2011年開始減少,且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占比較低,育齡婦女高齡化明顯。
從15-49歲育齡婦女數量看,全球育齡婦女數量呈上升趨勢,1950-2021年從6.2億增至19.4億人;其中,印度從0.9億增至3.7億,占比從13.9%增至19%;美國從0.4億增至0.8億人,占比從6.1%降至3.9%;中國從1.3億增至3.3億,占比從20.8%降至17%,在2011年開始中國育齡婦女數量呈下降趨勢,數量從2011年的3.8億降至2021年的3.3億,減少了約4000萬人。
從分年齡段育齡婦女占比看,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國家35歲及以上育齡婦女占比分別為45.7%、39.2%、28.1%,收入越高,育齡婦女高齡化越明顯;其中西班牙、日本、韓國育齡婦女的高齡人群占比較高,35歲以上占比分別為52.3%、50.8%、49.2%,中國占比46.3%,處于較高位置,并且40歲以上育齡婦女占比為38.1%,高于高收入國家的36.9%。
1.2.2晚婚晚育成趨勢,初育年齡逐漸增加
晚婚晚育、初婚初育年齡推遲現象日益突出,是全球共有現象。
從結婚年齡看,近年來各國結婚年齡整體上行,在較富裕國家趨勢更明顯。OECD數據顯示,1990-2019年日本、德國、加拿大、丹麥女性初婚年齡分別從25.6、21.6、25.2、25.9升至33.9、29.4、32、32.7歲,男性從28.4、28.2、27.6、30.5升至31.2、34、31.1(2008)、35.1歲。中國女性初婚年齡從22.5增至28歲,增幅較大。
從生育年齡看,1950-2000年,世界平均生育年齡由29.2歲下降至27.5歲;2000-2020年,世界平均生育年齡升至28.1歲,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晚育。OECD數據顯示,2000-2020年,韓國、西班牙、日本、英國、美國女性初育年齡分別從27.7、29.1、28、26.5、24.9歲增至32.3、31.2、30.7、29.1、27.1,增幅分別為4.6、2.1、2.7、2.6、2.2歲;中國從24.3增至27.9歲,增加了3.6歲,增幅較高。初婚初育年齡推遲是全球共有現象,主要由于:年輕人受教育年份的延長;結婚、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高;社會競爭激烈,就業壓力大;婚育觀念的改變。
由于文化和法律規定等因素的影響,大部分歐美國家生育和婚姻關系逐漸“脫鉤”,未婚同居現象普遍,非婚生育占比高。在一些北歐國家,同居伴侶被允許以注冊“民事結合”的方式獲得法律地位。二戰后歐美發達國家對婚育問題更崇尚自由選擇,歐美文化圈內“非婚生育”更多地被接受,西方國家在立法時也開始維護婚外同居者權益。在美國,出生隊列為1980-1984年男性的婚前同居率為69.7%,女性為64.6%;在英國,85%的結婚者先同居;在中國,根據CFPS2018年數據,出生隊列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為30.33%,女性為26.79%;出生隊列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為37.99%,女性為33.13%,未婚同居率不斷上升。
婚前同居發揮了婚姻的部分功能,對婚姻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減少了結婚的緊迫性,提高了非婚生育的概率。目前婚生與非婚生孩子的權利也基本平等。從婚育年齡間隔看,根據OECD數據,歐美國家的女性初婚初育年齡“倒掛”現象明顯,2020年英國女性初育年齡為29.1歲、初婚年齡為32.1歲;美國女性初育年齡為27.1歲、初婚年齡為38.1歲;法國女性初育年齡為28.9歲、初婚年齡為33.1歲,婚育關系“脫鉤”。東亞長期受儒家文化影響,婚姻觀較傳統,韓國女性初育年齡為32.3歲、初婚年齡為30.8歲;日本女性初育年齡為30.7歲、初婚年齡為29.4歲。經合組織成員國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40.7%,其中智利最高為73.7%、法國60.4%、瑞典54.5%;日本、韓國僅為2.3%、2.2%。
1.2.3大約多少育齡夫婦有輔助生殖需求?
國際上對不孕率的界定尚未統一,不同口徑的定義有差距。世界衛生組織 (WHO) 使用的不孕癥的臨床定義是“一種生殖系統疾病,定義為在 12個月或更長時間的常規無保護性交后未能實現臨床妊娠”;世界衛生組織的流行病學定義是“有懷孕風險的育齡婦女(15-49歲)報告嘗試懷孕兩年以上未成功”;人口學領域的定義是暴露于懷孕風險中長達 5 年的育齡人口無法懷孕或活產。可見,不同定義在婦女“沒有懷孕”還是“沒有活產”;“不孕”狀態持續時間長短這些問題上有一定差距。
不孕癥分為原發性不孕和繼發性不孕。原發性不孕指的是一個人此前從未懷孕,繼發性不孕癥是指之前至少有一次懷孕。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論文中的估計,以活產為限制、以5年為“不孕”狀態持續時間,2010年想要孩子的女性(20-44歲)原發性不孕癥占比為1.9%、繼發性不孕癥占比為10.5%。根據ESHRE的數據,歐洲有2500萬人面臨不孕癥;根據美國疾控中心CDC的數據,美國已婚育齡女性約9%的不孕、所有育齡女性中約有13%的女性生育能力受損。
根據估算,全球約有2億育齡婦女被不孕癥所困擾,其中有輔助生殖需求的約有3000-4000萬,并且隨著育齡婦女高齡化、生育年齡推遲等因素影響,輔助生殖需求將進一步增加。根據聯合國的估算,2021年全球想要孩子的育齡婦女(20-44歲)數量為14億。如果按照20-34歲8%、35-39歲25%、40-44歲30%的不孕率假設計算,全球約有2.1億育齡婦女被不孕癥或者相關疾病所困擾、生育能力受損,不孕率約為15.2%;如果按照已婚育齡婦女計算,全球約有1.7億對被不孕癥困擾的夫婦(未考慮男方不育情況);考慮不孕患者中有輔助生殖需求的占比約為15%-20%,全球有輔助生殖需求的女性約3000-4000萬人。分國家看,中國生育率受損人數約為3786萬人、美國約869萬人、日本約278萬人。
2 全球輔助生殖行業發展圖景
2.1 輔助生殖實際治療情況:中國輔助生殖使用率低,接受治療患者集中在35歲以下
從總量看,中國是全球輔助生殖周期數最多的國家,2020年輔助生殖治療周期超過130萬個,其次是日本、美國、俄羅斯、西班牙,輔助生殖治療周期分別為45.8萬、33.1萬、16.1萬、14.8萬個;從每萬名20-44歲婦女使用ART的治療周期數看,以色列、日本最高,均超過270個。
大部分歐洲國家的輔助生殖使用率與總和生育率成正比,由于輔助生殖可以讓一部分“不能生”的群體產生活產嬰兒,對提升總和生育率有積極影響。21世紀以來,一些研究認為,關于輔助生殖的規定應納入歐盟和各成員國的國家戰略,以扭轉生育率下降和減慢人口老齡化進程,“不能生”人群逐漸被關注。數據顯示,比利時、丹麥、瑞典、法國等國家的每萬名20-44歲婦女使用ART的治療周期數較高,總和生育率也較高,均高于1.5,法國得益于其完善細致的津貼體系、多樣化的托幼服務和家庭友好型企業氛圍,總和生育率最高。
日本輔助生殖使用率高,但是總和生育率極低,主要是由于日本鼓勵生育政策調整緩慢、錯過最佳時期,而日本從2004年開始補貼ART,并不斷加大力度,通過輔助生殖出生的嬰兒數量逐年增加,占比從2004年的1.6%增至7%,截至2019年累計出生嬰兒數超70萬,但也難以改變總人口下降的趨勢,2008年以來人口規模不斷下降。美國總和生育率較高,35-40歲育齡婦女治療使用率較高。
分年齡段看,中國35歲以下治療周期占比超過70%,而日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均低于50%,日本僅24.5%。從分年齡段使用率看,日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35歲以上患者ART使用率高于35歲以下,中國目前35歲以下使用率較高,未來隨著大齡育齡女性占比增加、治療接受度提升,輔助生殖需求將會進一步釋放。
分類型看,西班牙使用捐贈配子的治療周期占比較高,為37.4%;美國、英國占比在10%-20%;中國臺灣、澳大利亞占比小于10%。
2.2 影響輔助生殖需求釋放的因素有哪些?
2.2.1各國輔助生殖門檻不同,中國相對較高
政策方面,大部分國家允許單身女性使用IVF、凍卵等輔助生殖技術,而配子捐贈、代孕等技術涉及主體較多,各國法律規定不一。目前代孕涉及的參與者較多、倫理問題容易出現,因此多數地區禁止代孕行為,特別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代孕行為。配子捐贈是指將精子、卵子或胚胎給予另一個有意愿成為父母的人,由于此過程涉及多方家庭關系,存在倫理道德方面的隱患,因此備受爭論,各國對配子捐贈的法律規范也不盡相同,特別是在匿名捐贈、卵子捐贈、有償捐贈方面觀點不一。相對來說,各國對于單身女性進行輔助生殖的政策較為寬松,大部分國家允許單身女性做試管嬰兒和凍卵。對于女性來說,凍卵是生育力保存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現代職場女性要兼顧家庭和事業的背景下,推遲生育往往會削弱生育能力,能夠在合適的年齡選擇保存自己的生育能力是女性需要的,也是賦予女性生育自由權的一種手段。
在美國,任何公民(包括單身人士)都可以通過輔助生殖技術來獲得自己的孩子。但是在代孕方面各州法律有差異,美國絕大部分州都允許代孕,最友好的是加州,對委托方身份無任何限制,孩子出生后的歸屬權也沒有爭議,最嚴格的是密歇根州,代孕最高可罰款五萬美元,并可處以最高一年的監禁。
在日本,日本婦產科學會倫理委員會在1983年的“關于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的見解”中明確進行IVF的患者需是已婚夫妻,并且能夠提供相關證明材料,2006年相關意見保留“已婚”,但是不需要提供證明材料,2014年,由于社會形勢變化,夫妻生活方式多樣性增加,很多醫療診斷不需要經過婚姻確認,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婦產科學會刪除了進行IVF治療患者的“已婚”條件。關于代孕,日本婦產科學會認為代孕違背“人不應該完全被視為生殖手段”的基本思想,并且給第三方帶來巨大風險,違背出生兒童福利,因此日本明確禁止代孕。關于配子捐贈,日本國會正在討論規制等方面的內容。
在西班牙,法律明文規定,所有女性都有權利進行輔助生殖治療,與女性的婚姻狀況和性取向無關。在西班牙,可以進行供卵/精試管嬰兒治療,配子的捐贈者和受贈者均匿名。在西班牙,代孕是被禁止的。
在澳大利亞,無論是異性夫婦、女同性戀伴侶還是單身女性,均可參加公共基金支持的輔助生殖技術項目。其中冷凍卵子需在10年內使用。代孕方面,澳大利亞非商業代孕是合法的,但禁止商業代孕。此外,澳大利亞允許供卵,但禁止商業供卵。
在中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中明確規定,禁止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要求接受ART治療時查驗不育夫婦的身份證、結婚證和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生育證明原件并備案。
此外,宗教文化影響個人觀點、社會規范、思想發展,對一個地區是否能夠獲得輔助生殖服務的影響較大。不同宗教對胚胎的道德地位存在意見分歧,從而影響其對ART技術的接受程度。對“胚胎作為一個人”持有嚴格態度的國家,會通過宗教法令、社會勸阻甚至立法來限制ART技術的應用,比如羅馬天主教。哥斯達黎加位于拉丁美洲的一個總統共和制國家,是羅馬天主教國家,禁止體外受精,也是全球唯一一個全面禁止體外受精的國家,該國認為此技術侵犯了人權;伊斯蘭教對輔助生殖有特定的限制,一些穆斯林如果使用捐贈者卵子,前提是男性將捐贈者作為妻子,后續他們可能會離婚、也可能不會。
2.2.2安全性是首要因素,降低多胎率成國際共識
輔助生殖技術屬于醫學治療手段,安全性是首要因素,影響安全性最重要的可控因素是移植胚胎數量。雖然仍有人把試管嬰兒技術看作可定制化的治療手段,希望通過此技術獲得雙胞胎,但在醫學領域,雙胎或多胎屬于高危妊娠,相關專家指出,雙胎母親并發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可高達40%,比單胎多3-4倍;對于胎兒來說,早產率和畸形發生率也高于單胎。
國際上對單胚胎移植基本形成共識,多胎移植率持續降低。歐洲人類生殖與胚胎協會在2002年最早提出單胚胎移植的目標,逐漸被各國采用;美國生殖醫會在2006年也開始提倡患者使用單胚胎移植;英國人類受精與胚胎學會在2008年發起“一次一個”運動、降低多胎率;日本婦產科醫學會自2008年起建議最多移植2枚胚胎;2018年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推薦通過單胚胎移植策略,持續關注減少多胎妊娠。根據ICMART數據,2017年,除了非洲,其他洲的兩個及以下胚胎移植比例均大于80%,澳大利亞占比超過90%。
2.2.3成功率受年齡影響,年齡越小、成功率越高
許多考慮ART治療的人會希望有更高的成功率,在進行診所選擇時會進行對比,但對成功率的了解并不清晰。根據人類胚胎管理局的2021年的全國患者調查,在選擇診所時患者最看重的因素之一是成功率(53%)。衡量輔助生殖成功率可以用妊娠率、活產率來表示,其中妊娠率是指所有治療周期或者移植周期中成功懷孕的比例、活產率是指所有治療周期或者移植周期中成功活產的比例,在進行成功率對比時,需要注意分母是治療周期還是移植周期,由于所有治療周期并不都進行當期移植,而是將卵子或胚胎冷凍起來等待移植,所以移植周期成功率大于治療周期成功率,進行成功率對比時不能將兩者混淆。從移植成功率看,美國、中國大陸、中國臺灣的移植周期活產率分別為45.6%、41.8%、35.6%,處于較高水平。
另外,成功率受患者年齡、治療方式和類型、配子來源等方面的影響,一般來說患者年齡越小、成功率越高。根據2015年《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中對于8國生育專家的調查結果顯示,35歲以上的患者成功率明顯大幅下降。
2.2.4生殖中心的數量受牌照和準入規則約束,質量是根本
從數量看,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的ART診所的總量和密度均較高,數量增長依賴于牌照發放。從每百萬15-44歲婦女擁有的機構數量來看,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相對較高,分別為30個以上,而中國最低,僅為1.9個。從每百萬人口擁有的機構數量來看,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相對較高,而中國僅0.37。根據2021年國際生育學會聯合會(IFFS)對90多個國家的調查報告,有77%的國家的ART中心受許可證要求的約束,其中70%的國家ART中心受證書、定期報告和現場檢查的組合約束。輔助生殖涉及醫學、倫理、法律等方面的問題,牌照限制是國際通用規則,能夠確保治療過程的規范和安全。
從質量看,醫院和醫生的專業水平、實驗室環境和設備、治療過程中的管理等是衡量機構質量的關鍵指標,需要被重視。根據IFFS的報告,有70%的國家ART實驗室要遵循許可標準,該比例較2018年增加12個百分點,越來越多的國家重視實驗室規范性;有57%的國家接受專門ART培訓的內分泌與不孕不育醫生必須持有證書;有53%的從事ART治療的婦產科醫生需要遵循許可標準;有59%的國家需要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相關執照要求;有19%的國家報告生育護士的具體執照要求。輔助生殖涉及不同領域,通過對醫生、實驗室、護士等相關人員提供前期認證到后期的監管,建立完善的質量管理體系。歐洲人類生殖與胚胎協會(ESHRE)開展ART中心認證計劃,基于臨床實踐、安全性和質量標準幫助治療中心制定安全質量管理策略,ESHRE認證要求涵蓋綜合服務、實驗室服務、臨床服務等方面,多方位把控機構質量。患者體驗是影響其使用該技術以及提升后續成功率的關鍵因素之一,相關心理疏導人員的介入會緩解患者緊張情緒、改善整體治療效果。
2.2.5費用負擔是限制性因素,費用負擔低的國家、治療意愿相對高
治療費用負擔影響患者選擇治療的意愿,IVF的平均治療負擔越低,輔助生殖技術使用率相對較高。根據ESHRE第34屆歐洲生殖年會報告指出:盡管試管嬰兒技術使用持續增加,但這一治療仍然受經濟因素的很大影響,不是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從價格看,不同國家輔助生殖治療費用有所差距,根據HFEA及2022年患者指南和公開資料顯示,各國單個周期IVF治療費用(使用自體配子)在2600-18000美元之間,其中美國治療費用最高,單周期可達17500美元及以上,歐洲國家治療費用相對較低,單周期在6000美元以下。從治療費用負擔看,IVF的平均治療負擔越低,輔助生殖治療的使用率相對較高,加拿大、美國、俄羅斯的居民IVF治療費用負擔(不考慮國家補貼)較高,分別為33%、28.6%、28.2%,而每萬名20-44歲女性使用ART治療周期較少,相比之下,丹麥、澳大利亞、以色列的居民IVF治療費用負擔(不考慮國家補貼)較低,僅10%左右,這些國家的每萬名20-44歲女性使用ATR治療周期較高,均超過150。
由于各國對于輔助生殖的資助和補貼差異很大,考慮補貼后能夠更明顯看出IVF費用負擔與ART的關系。多數歐洲國家提供ART醫保資助,丹麥、法國、西班牙通過國家醫保計劃對ART費用全覆蓋,以色列為45歲以下婦女提供幾乎全額的輔助生殖補貼、直至有兩個孩子,澳大利亞醫保對IVF/ICSI的補貼比例在50%以上,這些國家居民的輔助生殖治療費用負擔低,輔助生殖技術使用率相對較高。
3 為什么要對輔助生殖提供經濟支持?
3.1 政府對輔助生殖提供經濟支持凈回報為正,凈回報率3-16倍——基于國外學者的研究論述
市場經濟中稀缺資源的配置由價格機制來實現,多項研究表明,輔助生殖技術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治療人群的自費負擔。根據在美國醫學會雜志(JAMA)發表的論文《體外受精保險范圍和活產機會》中的調查結果顯示,與自費IVF的女性相比,擁有IVF保險的女性更有可能再次嘗試IVF,因此有治療保險的女性累計活產率更高。根據歐洲人類生殖和胚胎學會的年度數據,補貼水平高的國家,首次體外受精周期的平均年齡更小,治療等待時間更短。國外學者試圖分析體外受精的成本和收益,由于生育孩子會產生超出家庭單位的外部效應,通過將輔助生殖獲得的活產嬰兒的成本和其一生繳納的稅收等貢獻進行比較,可以計算補貼投入的回報率。
具體思路:假設政府提供不孕患者提供成功獲得一次懷孕周期所花費的治療成本,從未來新生兒所貢獻的凈稅收收入的角度分析政策提供補貼的可行性,其中凈稅收收入為個人工作期間所貢獻的稅收收入減去政府提供的醫療保健及救濟金等支出。
成本:在生命的早期,國家支付兒童稅收抵免、醫療保健和教育費用;在生命的晚期,國家支付養老保障費用等。
收益:在就業階段,個人會通過直接或間接的形式繳納稅收,同時也會獲得一些國家福利。
從結果看,各國學者結論相似,體外受精的公共投資可以帶來積極的經濟效益,凈回報率在3-16倍。通過體外受精實現一次活產的成本(考慮到受孕所需的體外受精周期總數和懷孕導致活產的概率)從4000美元到16萬美元;按照貼現率在3%-5%的假設下,各國的終生凈稅貼現值為3萬美元到16萬美元;通過輔助生殖受孕的支出和收入平衡年齡在36-40歲;凈回報率在3-16倍。
3.2 經濟支持的方式有哪些?——國際經驗
輔助生殖的直接好處是增加單身女性或夫妻成為父母的機會,特別是40歲以下的婦女,并且由于活產而增加了國家年輕人口,對緩解少子、老齡化有積極影響。日本、韓國、瑞典等國家將輔助生殖技術視為解決生育率下降問題的方法。為了減輕ART治療的經濟負擔,許多國家政府提供各種類型的公共資金支持,如醫療保險、補貼、稅收優惠等。發達國家中,輔助生殖治療周期數最多的國家是日本和美國,日本自2004年開始引入ART補貼,并不斷擴大補貼范圍,通過給予輔助生殖治療慷慨的補貼,支持不孕患者治療,2008-2019年通過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活產嬰兒數占出生人口的比例從2%增至7%;美國是較早開展輔助生殖技術的國家,自1981年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后,相關輔助生殖技術需求增加,隨著輔助生殖技術的完善和需求提升,美國開始關注治療不孕癥的費用支持,通過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活產嬰兒數量占比不斷增長;歐洲是輔助生殖發展較成熟的地區,法律規范健全,絕大部分歐洲國家對ART提供醫保資助,由國民健康保險計劃覆蓋,部分國家還有商業保險。
從資助比例看,各國資助輔助生殖的比例不同,包括全額資助、部分資助和不資助。其中英國、比利時、法國、西班牙、以色列向符合條件的夫婦或個人提供輔助生殖的全額補貼;奧地利、保加利亞、捷克、丹麥、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國家提供部分公共資金支持,其余費用由個人承擔,奧地利要求三分之一自付比例、芬蘭要求自付25%的檢查費和40%的醫藥費;普魯塞斯、立陶宛不提供公共資金的支持。美國不提供ART公共資金,通過要求保險公司承保的形式減輕輔助生殖治療的費用負擔,目前已有19個州出臺不孕不育保險法,要求雇主為員工投保,2019 年《不孕癥治療和照護法案》要求政府資助的健康保險計劃為患者提供不孕不育治療服務的承保,目前正在審議。
從資助周期看,各國資助1-6個周期。其中澳大利亞、捷克、以色列資助不限次數,但是有的為了安全,建議一年不超過2次;奧地利、比利時、法國、匈牙利等國家資助4-6個周期;丹麥、芬蘭、德國、西班牙、瑞典、英國資助3個周期;蘇格蘭、斯洛伐克資助2個周期;烏克蘭資助1個周期;具體資助情況會根據患者年齡等限制指標來確定。
從適用場所看,在荷蘭、西班牙、瑞典、英國,只有在公共診所的輔助生殖技術才能獲得公共資助;芬蘭、新西蘭、挪威、德國等國家通過公立和私人診所為輔助生殖技術提供資助。
從資助標準看,大部分國家對輔助生殖公共資助有標準,包括臨床標準和社會標準,其中臨床標準包括年齡上限、需要有醫學指征、對胚胎移植數量的限制、體重和吸煙等情況;社會標準民事或婚姻狀況、以前的孩子和兒童保護。其中女性年齡上限和醫學指征是最常用的標準。部分國家通過資助來限制胚胎移植的數量,新西蘭政府自2005年起對符合條件的患者提供一個體外受精周期的資助,如果患者同意單胚胎移植,則可獲得兩個周期的資助;比利時自2003年以來,將胚胎移植政策與國家資助關聯,在考慮女性年齡和治療史之后,對胚胎移植數量進行限制。
3.2.1日本:從經濟補貼到醫保適用,支援不孕治療為應對少子化的對策之一
日本輔助生殖治療周期數快速增加,2019年日本通過輔助生殖出生的嬰兒占比7%。從治療周期看,2000年日本ART治療周期總數6.9萬,自2004年引入補貼后,輔助生殖治療周期數增長迅速,2019日本ART治療周期總數為45.9萬個,是2000年的6倍多。從出生嬰兒占比看,1990-2008年,通過輔助生殖技術(ART)出生的活產嬰兒數量從0.1萬人增至2.2萬人,占出生人口比例從0.1%增至2%,年均增加0.1個百分點;2008-2019年通過輔助生殖技術(ART)出生的活產嬰兒數量從2.2萬人增至6萬人,占出生人口的比例從2%增至7%,年均增加0.5個百分點,增幅明顯提升。
1)日本將減輕不孕治療的經濟負擔作為應對少子化的對策之一,于2004年引入ART治療補貼,通過逐漸取消收入限制、擴大補助對象范圍,通過不斷增加補助金額、減輕患者經濟負擔,并于2022年4月將輔助生殖納入國民健康計劃,實現不孕治療的保險適用。日本在2010年對于IVF治療的總補貼次數為9.6萬次,而到2021年補貼次數近14萬次(覆蓋總周期的比例超30%)。
從惠及群體來看,2004年,只有夫婦年收入低于650萬日元的家庭,可申請輔助生殖補助金;2007年,將家庭年收入限制提高至730萬日元;2020年取消了家庭年收入限制,補助惠及群體增加。
從補助金額來看,2004年每年最多補助10萬日元;2007年補貼10萬/次,每年最多兩次;2005年單次治療補助提升至15萬/次;2015年將首次治療周期補助上限額度到30萬日元;2021年將每次補貼均提高至30萬日元;2022年4月份后ART納入醫療保險適用范圍,根據報酬分數加點計算,每周期的優惠額度在35萬-75萬日元之間。
從補助次數看,2011年第一年補貼3次,此后5年內,每年補貼2次;2016年補貼設置年齡上限,女性年齡小于40歲的最高補貼6次、40-43歲的最多補貼3次;2020年次數限制改為女性年齡小于40歲的最高補貼6次/孩次、40-43歲的最多補貼3次/孩次,2022年納入醫保后仍適用。
從適用機構來看,2021年前日本實施特定生育補助金制度,日本國民IVF治療補助計劃在指定輔助生殖醫療機構適用,2022年ART納入醫保后,所有公立和私立ART醫療機構均適用。
從補貼資金來源看,2022年之前補助金由國家分擔1/2,都道府縣、指定城市、中核市分擔1/2;2022年ART納入醫保后,報銷費用由政府財政補貼、雇主和雇員繳納的保險費來分擔。
日本對不孕癥相關咨詢事業提供資金支持,支持內容包括專業咨詢中心、對不孕不育從業人員的培養研修、不孕不育癥治療的宣發事業,補助資金由國家和都道府縣分別提供50%。其中不孕癥咨詢事業主要是以因不孕不育癥而煩惱的夫妻為對象,提供針對夫妻等的健康狀況的咨詢指導、治療和工作兩不誤的咨詢對應、治療相關的信息等;不孕不育從業人員的培養研修包括支援者以及醫療從業人員;不孕不育癥治療的宣發事業是為了加深社會對不孕癥和不育癥的理解,營造易于接受治療的環境。由于日本經歷過不孕治療的人中有16%的人因為無法兼顧不孕治療和工作而離職,為了將不孕治療與工作平衡,日本致力于認證“不孕治療和工作平衡”的企業,通過相關休假制度、出勤制度等因素進行評選,并且針對企業主、雇員、職場領導等人群制定相應的制度導入手冊。對于中小企業提供支援補助金,勞動休假5天,給予28.5萬日元/次補貼。
2)日本輔助生殖技術不受法律約束,新技術引用較快,輔助生殖技術主要由婦產科學會進行規范。1983年日本婦產科學會發布《關于體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意見》,其中涉及對精子、卵子、胚胎儲存和移植的技術規范要求,隨后1988年發布《關于冷凍保存和移植人類胚胎和卵子的意見》進一步規范保護卵子和胚胎。2008年發布《關于預防生殖輔助醫學中多胎妊娠的意見》,限制移植胚胎數量以減少多胎妊娠。得益于日本婦產科學會的規范指導,日本輔助生殖技術在嚴格的標準下實施。關于凍卵,日本生殖醫學會在2013年8月開始同意健康單身女性也可申請冷凍保存其卵子,但不建議超過40歲的女性申請。關于代孕,日本婦產科學會認為代孕違背“人不應該完全被視為生殖手段”的基本思想,并且給第三方帶來巨大風險,違背出生兒童福利,因此日本明確禁止代孕。關于配子捐贈,日本國會正在討論規制等的存在方式。
3.2.2美國:以商業保險為主,提供不孕治療的低息貸款
自1981年,美國第一個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嬰兒出生以來,美國ART診所數量和使用的周期數都穩步增加。2001-2020年,美國ART診所數量從384家增至449家,近年診所數量趨于穩定。根據CDC數據,美國輔助生殖治療周期數量逐年提升,2001-2010年從10萬個增至14.7萬個,年均增速5%;2011-2020年從15.2萬個增至32.6萬個,年均增速8%,增速明顯提升。主要由于不孕治療需求提升以及治療費用支持體系完善。
1)從法律規范來看,美國法律對輔助生殖較寬松,任何公民(包括單身人士)都可以通過輔助生殖技術來獲得自己的孩子。凍卵方面,美國各州對于女性凍卵沒有限制,凍卵時長一般保存期限為5-10年,但不建議無限期保存。美國冷凍胚胎沒有婚姻、年齡、生命限制。代孕方面,美國的代孕在聯邦層面仍然不受監管,每個州都有各自的法律或法院先例。輔助生殖友好州有以下三個特征:從代孕許可來看,大多數代孕友好州則允許任何婚姻狀況、性別、性取向的人申請代孕,無論是否與孩子有遺傳關系。?從代孕協議來看,輔助生殖友好州允許預期父母和代理人簽訂代孕協議,明確雙方的責任以及代孕期間的財務安排。從出生證明來看,多數輔助生殖友好州支持產前親子關系聲明,即規定醫院在嬰兒出生證明上印刻其預期父母的名字,而非代理人姓名,即在產前就確定準父母的合法親子關系。
2)從資金支持看,目前輔助生殖治療由商業保險覆蓋,資金支持成本主要是企業主,公共資金支持體系尚未完成。美國聯邦法律沒有要求為不孕癥治療提供保險,州政府制定不孕癥保險法。截至 2022 年 6 月,已有 20 個州頒布了不孕癥保險法,其中 14 個州的法律包括 IVF 保險,12 個州制定了針對醫源性(醫學引起的)不孕癥的生育保存法。加利福尼亞州、路易斯安那州、蒙大拿州和西弗吉尼亞州特別將體外受精等輔助生殖技術排除在不孕不育保險外。
涵蓋的服務方面,夏威夷、羅德島、俄亥俄州、馬里蘭州、新澤西州等16個州明確不孕癥保險涵蓋體外受精,羅德島、加州、馬里蘭州等9個州明確不孕癥保險涵蓋生育力保存項目。
條件和范圍方面,羅德島、阿肯色州、馬里蘭州等8個州明確提出了使用不孕保險所需要的年齡限制以及使用次數等條件。羅德島將女性年齡限制在25-42歲,治療額度上限為10萬美元;馬里蘭州明確保單必須涵蓋每個活產3次體外受精,終生最高賠付10萬美元;紐約州規定,為大型團體保險市場(100 名或更多員工)的患者提供3 個IVF周期。
限制條件方面,多數州規定自行投保的團體、人數小于50人的小企業、宗教組織無需強制覆蓋保險。
根據美國不孕癥協會(RESOLVE)使用美國人口普查數據和全國家庭成長調查數據來計算每個州生育力受損的不育婦女(已婚和未婚)的數量,目前有不孕癥保險法的州能夠覆蓋51%的生育力受損人數。
美國不僅通過企業主提供的不孕治療保險緩解患者資金壓力,而且還有專業融資機構為不孕治療提供相關低息貸款服務、輔助生育診所提供生育融資計劃、風險分擔計劃等。其中,盟友貸款、Future Family、LendingClub等融資機構為體外受精、凍卵、捐贈服務提供相關資金支持,最低利息不到4%,最高可貸25萬美元的資金;JFLA提供猶太人免費貸款,最高額度2萬美元,致力于減輕與體外受精相關的不斷增加的費用。生育診所也提供相應的融資支持計劃,比如ARC生育診所,為患者提供相應的生育套餐,并通過成功計劃、兩周期+、三周期+計劃,對活產后未使用的周期進行退款。Fertility Access為尋求 IVF 治療的患者提供各種退款和折扣選項,提供100%、50%的退款計劃,在3次或2次治療不成功時收到100%或50%的退款。
3.2.3英國:醫保覆蓋IVF治療,最多提供3個周期的全額報銷
英國輔助生殖周期數呈上升趨勢,且以人工體外受精(IVF)治療手段為主,占比超過90%。截至2019年,英國輔助生殖治療周期近7萬個,是1991年的近5倍,年均復合增速5.2%。其中IVF周期占比超9成,是目前使用較多的治療手段。從出生嬰兒情況看,1991-2019年通過輔助生殖出生的嬰兒數量從1760人增至2萬人,占出生人口的比例從0.2%增至2.7%。
英國政府在政策上不斷加強治理體系建設,在發展期研究并推出了NHS補貼IVF治療,并逐漸放寬年齡限制到42歲。
第一階段(1978-1989年):探索期。1978年,世界上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于英國,為不孕患者治療開拓出一條新途徑。由于此技術設計倫理、道德、安全等問題,引發一系列爭論,英國于1982年成立沃諾克委員會,對于相關問題進行研究、用于回應爭論,并于1984年開始發布沃諾克報告,建立輔助生殖技術和代孕規范的架構。
第二階段(1990-1998):規范期。1990年英國政府發布全球第一部涉及人類胚胎的相關監管法案《人類受精與胚胎學法案》,其中涉及到允許使用胚胎進行治療,對精子、卵子和胚胎存儲的研究。1991年,人類受精和胚胎管理局(HFEA)成立,根據沃諾克的建議,HFEA 將獨立于政府、衛生當局或研究機構,并專門負責監管涉及人類胚胎研究的生育診所,是世界上第一個涉及人類胚胎的輔助生殖治療和研究的法定監管機構。在英國,需要通過HFEA的允許才能提供設計配子的醫療。1991年,英國有超過1200個使用IVF技術的嬰兒出生。1993年,英國禁止嬰兒性別選擇。
第三階段(1999年-今):發展期。1999年,英國成立國家衛生與臨床優化研究所(NICE),用于臨床服務研究,保證國家醫療服務體系(HNS)有效運行。2000年NICE開始制定用于NHS的生育指南,通過研究輔助生殖技術納入NHS的成本收益等,提出為不孕女性提供NHS資助的IVF治療的建議。2004年,要求NHS提供3次IVF周期。2013年,NICE更新了生育指南,建議提供從未接受過IVF治療的40-42歲女性1次完成的IVF周期,具體實施情況取決于各區域情況。
從補貼政策看,NHS對輔助生殖治療提供最多3個周期的全額報銷,但是在英國的私人醫療保健機構治療不能獲得補貼,只能自費接受治療,而且價格不受HFEA的監管,所以相同的治療在不同診所可能會貴2-3倍。分年齡看,補貼在年輕群體中的份額略有下降,導致近年英國整體補貼水平下降,2009-2019年補貼占比從39%降至35%。2019年35歲以下、35-37、38-39、40-42、43-44、45-50年齡段人群接受NHS資助的IVF周期占比分別為48%、40%、37、12%、2%、2%,年齡越大、補貼比例越小;2009-2019年各年齡段接受補貼比例變動分別為-3.0、-5.5、-5.7、3.9、2.0、-0.3個百分點,40歲以下群體補貼比例略有下降。分類型看,英國各地資助異性伴侶的比例最高,在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NHS資助IVF周期占比分別為36%、61%、44%、46%,均高于其他類型,其中北愛爾蘭僅對異性伴侶提供資助,同性及單身人士不在資助范圍。分區域看,英國各地補貼差異較大,蘇格蘭補貼比例最高。2014-2019年,蘇格蘭接受NHS的IVF周期占比從58%提升到62%,而威爾士此比例從42%降至39%、北愛爾蘭從50%降至34%、英格蘭從40%降至32%。其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的資金補貼標準區域統一,而英格蘭的資金補貼標準由區域當地的臨床委托小組(CCG)確定。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宋源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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