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廖群

　　01

　　總覽 - 增速轉軌中更高質量發展的十年

　　總覽即對總體的觀察和呈現。

　　首先看關鍵詞之一的“經濟轉軌”，即經濟增速從超高速經高速向中高速轉軌。

　　圖表1.1所示為自1978年以來44年我國GDP總量及其增長速度，虛線的左邊是前34年，右邊是這十年的情況。從增長曲線來看，這十年我國GDP的增長速度除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起伏之外逐年放緩，且放緩的速度似乎不慢。

　　怎樣看待這一點？應該認識到，增速放緩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演進的自然結果。根據羅斯托（W． W． Rostow）經濟成長階段論，一國的經濟發展必然經過起飛、成熟和大眾消費三大階段，起飛階段高速增長，成熟階段增長放緩，大眾消費階段低速增長。我國經濟也必是如此，經過前34年（1978年-2011年）年均10.0%的超高速（雙位數）增長后，我國經濟告別起飛階段而向成熟階段邁進，隨之增長速度放緩；這十年正是我國經濟從起飛階段邁向成熟階段的過渡時期，經濟增速從前34年的超高速水平放緩是必然的，是不奇怪的。

　　重要的是增速放緩的速度。如果從超高速一下子放緩至低速，當然就是大問題；否則，要看放緩的程度如何。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世界經濟史。一般認為，6%以上的經濟增長算是高速增長，則人類歷史上有經濟估計數字的2000余年中只有為數不多的經濟體曾經取得了為期20年以上的高速經濟增長，除中國外主要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崛起的幾個東亞經濟體，即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圖表1.2顯示，日本GDP在1951至1973年的23年間高速增長，年均增速為8.7%；韓國、中國臺灣和新加坡GDP在1960至1997年的37年間高速增長，年均增速分別為9.3%、9.1%和8.6%；中國香港GDP則在1960至1994年的35年間高速增長，年均增速為7.9%。印度和越南正處于高速增長期，在此不考慮。

　　圖表1.2還表明，在高速增長期后，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GDP增速在高速增長期后的第一個十年就回落到了中高速（4.0 – 6.0%）或中低速（2.0 – 4.0%）區間，然后又很快回落至中低速，甚至低速（2.0%以下）范圍，如日本。

　　必須看到的是，與這些經濟體相比，我國的經濟增速在1978 – 2011年超高速增長期后的第一個十年，即這十年，雖逐年放緩卻仍保持了年均6.7%的高速水平；其中，2012 – 2019年間年均增速7.1%，仍為高速，2020和2021兩年在新冠疫情環境下年均增速5.1%，才進入中高速區間，如圖表1.1 所示。

　　若就高速或超高速增長期后的第一個十年的GDP年均增速比高速或超高速增長期年均增速的下降幅度而論，我國為33%，而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分別為60%、45%，45%，63%和37%，我國明顯小于其他經濟體，如圖表1.2所示。

　　這就是說，這十年我國經濟增長逐年放緩是經濟發展階段的演進使然，且放緩的速度明顯慢于其他曾經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在高速增長期后的放緩速度，因而也不足為奇。這是我國經濟較之于其他經濟體在如何告別高速增長方面的一個重大區別和亮點。

　　因而，這十年，我國經濟增速雖逐年放緩但仍然保持高速，處于從超高速經高速向中高速轉軌的過程之中。這是這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重要特點。

　　其結果，這十年，我國GDP總量在前34年迅猛擴大的基礎上進一步地大幅擴張，從而與美國GDP的差距迅速縮小，對其他經濟體的領先度則不斷擴大，詳見第二節。

　　再看關鍵詞之二，但更為重要的“更高質量發展”。

　　在上述經濟增速轉軌的過程中，這十年我國經濟更高質量地向前發展，在宏觀經濟分析的框架下主要體現在八個方面。

　　第一、供給端結構優化，效能大提升。結構方面，占GDP比重，第三產業顯著增加，反映宏觀供給結構向服務業方向優化；效能方面，勞動生產率大幅上升，單位GDP能耗持續降低，產業鏈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

　　第二，需求端結構升級，民生大彌補。結構方面，占GDP比重，消費明顯上升，尤其是服務性消費上升更快，標志著宏觀需求結構向消費，尤其是服務性消費方向升級；民生方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均大幅增長，更取得了全面脫貧的歷史性巨大成就。

　　第三，科技創新大追趕。研發經費大幅增長；國際專利申請量攀升為全球第一；國際頂尖期刊論文、高被引論文和熱點論文數量占全球比重分別上升至全球第三、第二和第二；高新技術企業和科創企業快速擴張；在基礎研究、前沿科技和工程科技方面均取得重大突破。

　　第四，新興產業大發力。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迅速壯大，占工業增加值和GDP比重大幅上升；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地位不斷提高，占上市公司特別是大型上市公司數目的比重顯著增加，占世界500強席位也明顯提高。

　　第五，城市群大崛起。作為城鎮化的新方向，19大城市群在全國范圍強勢興起；其中，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和成渝成長為支柱城市群，其他城市群已成一定規模或現雛形，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六、基礎設施大增強。傳統基礎設施繼續壯大，鐵路、高鐵、公路、高速公路和民航營業里程均大幅延伸，尤其是高鐵的發展引領世界；發電裝機容量、輸油（氣）管道里程和光纜里程也顯著擴張。同時，以信息基礎設施為核心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開始發力。

　　第七，對外經濟大韌性。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持續上揚；外商投資穩步上升；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波動較大但總體呈上升趨勢；中美經貿關系波瀾起伏，經歷4年多的貿易及科技戰后仍然緊密。

　　第八，全球經濟治理大推進。大力推進構建與經濟全球化目標相一致的全球治理體系，共建“一帶一路”，發揮金磚機制和上合組織作用和搭建全球經濟治理交流平臺。

　　第三至第十節為這八個方面高質量發展的數據和事實呈現與分析。

　　必須指出的是，這十年我國經濟也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內、外部挑戰，而上述更高質量的發展是在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深化改革和不斷推出新的發展戰略，從而戰勝這些挑戰的巨大努力下所取得的。

　　外部挑戰日益增大。先以產業外遷、后為中美經貿沖突最為嚴峻。同時去全球化趨勢、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和全球經濟增長動能減弱，以及今年俄烏沖突、美國加息和全球通脹攀升等也都在不同的時期形成重大挑戰。

　　內部挑戰新舊交織，包括多年積累的產能過剩、企業不良資產、流動性過剩、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市場流通壁壘、股市低迷動蕩、民營企業困難、貧富差距等，和十年中新出現的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企業債務攀升、資金泛濫與企業融資難并存、小微企業脆弱、房地產泡沫、人口老化、新冠肺炎疫情等。

　　為應對這些內、外挑戰，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深化改革并不斷推出新發展戰略。一系列改革的深化，從國企改革、金融改革、市場化改革、財稅改革、科技創新改革、土地管理改革、環境保護改革、養老改革、經濟管理改革、外貿外資改革到人民幣國際化，為戰勝內、外挑戰、保持經濟發展勢頭提供了制度性的根本保障；其中，國企改革、金融改革、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管理改革尤為重要。同時，堅持以發展為先，推出一系列的新發展戰略及政策，包括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打造城市群，推進科技創新，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加速信息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積極應對人口老化，和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等，為力保發展勢頭奠定堅固的實體基礎和創造良好的運行環境。

　　以上是對這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特點和成就的一個鳥瞰。下面將基于數據和事實對這些特點和成就展開具體的呈現與分析。

　　02

　　增速放緩但保持高速，規模大擴張

　　這節將顯示上節所述的經濟增速在轉軌過程中保持高速的運行軌跡，及其直接結果，即這十年我國經濟規模在前34年迅猛擴張的基礎上進一步地大幅擴張。

　　圖表2.1更清楚地顯示，這十年我國GDP增長雖逐年放緩，但年均和在大部分年份增速仍然保持在6%以上；十年間年均6.7%，2011年至2019年年均增長7.1%，都在高速增長區間；2020年和2021年在新冠疫情環境下兩年平均增長5.1%，進入中高速區間。

　　如此的十年GDP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排名第一，比全球平均高4.1個百分點，比美國高4.7個百分點，比同為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分別高0.9、1.3和4個百分點。

　　印度和越南只是在最近幾年經濟增速超過我國，但這是其處于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結果；我國在這兩個經濟體當前發展階段的經濟增速為10%以上的超高速，而這兩個國家迄今為止的高速則在8%以下。如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這兩個經濟體仍以當前速度增長，印度經濟規模在可預見的將來都難以與我國相提并論，更別說越南了。

　　這十年我國經濟對全球GDP增長速度的貢獻度高達38.6%，為世界第一，且高于第二位的美國20個百分點和第三位的印度32.8個百分點，更別說其他經濟體了。可見，沒有我國經濟的貢獻，全球經濟增長將失去動能。

　　上述經濟增長的結果，這十年，我國GDP總量在前34年迅猛擴大的基礎上再度大幅擴張，與美國GDP的差距顯著縮小，對其他經濟體GDP的領先度不斷擴大。

　　十年間我國GDP總量從54萬億元人民幣上升至114萬億元人民幣，如圖表2.1所示； 全球排名，按市場匯率計算保持第二不變；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于2015年升至第一。

　　按市場匯率計算，2021年我國GDP總量比第一位的美國低22.9%，但比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位的日本、德國、英國和印度分別高259.2%、319.9%、456.5%和458.8%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21年我國GDP總量全球第一，比第二位的美國高18.8%，比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位的印度、日本、德國和俄羅斯分別高167.3%、406.1%、467.2%和470.7%。

　　這十年，我國人均GDP年均增長6.2%，也為主要經濟體中最快；按人民幣計算，從39771元升至80976元。

　　按美元和市場匯率計算，2021年我國人均GDP為12556美元，超過全球平均的12263美元，也高于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當然仍明顯低于發達經濟體。

　　根據世界銀行2021年的新標準，“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均GDP門檻為12695美元。2021年我國的人均GDP離此門檻只差1.1%，可謂一步之遙。預計2022年我國人均GDP就將越過此門檻，即我國經濟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仍將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前景下，我國GDP總量與美國的差距將繼續快速縮小，預計于2028年按匯率計算反超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并進一步拉開對其他經濟體的領先度。

　　03

　　供給端結構優化，效能大提升

　　從這節開始至第十節共八節將在數據和事實的基礎上展現這十年我國經濟在上述增速轉軌過程中更高質量發展的宏觀圖景。經濟更高質量發展體現在多個方面；這八節將基于宏觀經濟分析的框架，從國民經濟的供、需兩個角度（由于十年屬中長期因此主要從供給角度）的八個方面來描述我國經濟在這十年間實現了怎樣的更高質量發展。

　　這節將描述更高質量發展之一的供給端結構優化和效能提升的成果。

　　結構優化方面，這十年，我國經濟供給端的三大產業，即第一產業（農林牧漁）、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筑業）和第三產業（服務業）的結構向現代化方向進一步優化，各產業內部的結構也不斷改善。

　　三大產業中，占GDP的比重，第三產業增加7.8個百分點，已占半壁江山；第二和第一產業比重分別減少6.0個百分點和1.8個百分點，反映宏觀供給結構朝服務業方向轉型。

　　第一產業中，農業、林業和漁業比重分別增加2.4、0.6和0.3個百分點；牧業比重減小3.2個百分點， 顯示農業穩步發展，牧業的重要性降低。

　　第二產業中，制造業、建筑業和電力、熱力、燃氣及水業比重分別增加0.2、2.7和0.2個百分點，采礦比重減小3.2個分點；制造業仍占近70%，表明我國保持制造業強國地位。

　　第三產業中，信息服務、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和其他行業的比重分別上升1.9、0.9和2.4個百分點，金融、房地產、批發與零售和住宿與餐飲業比重分別減少0.2、0.6、3.4和1.2個百分點，彰顯信息經濟在第三產業的崛起和服務業多樣化發展。

　　服務業中， 生產性服務業比重增加0.6個百分點，生活性服務業比重相應減少0.6個百分點。生產性服務業是我國的相對弱項，但這十年取得很大的發展，在服務業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占比穩居40%以上且有所上升。

　　同時，供給效能大幅提升，進一步向世界先進水平追趕。

　　勞動生產率，即經濟增加值/從業人員數量，總體大幅上升75%，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分別上漲112.4%、81.2%和46.2%。

　　單位GDP能耗顯著降低，從0.747噸標準煤/萬元降至0.458噸標準煤/萬元；這不僅意味著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也表明我國在履行應對氣候變化，建設低碳經濟方面的重大進展。工業產能利用率在波動中上升2.2%；產能過剩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工業和經濟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但這十年來有所緩解，工業產能利用率上升表明了這一點。

　　產業鏈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核心技術不斷攻關，創新能力明顯提升，支撐產業鏈現代化；產業鏈數字化和綠色化轉型加速，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大中小企業產業鏈融通發展格局逐步形成，促進產業鏈全面現代化；產業鏈安全性機制初步建立，保障推進產業鏈現代化。

　　04

　　需求端結構升級，民生大彌補

　　更高質量發展之二體現在經濟的需求端。

　　宏觀需求結構明顯升級。這十年，需求端的三大要素，即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出口 – 進口），或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的結構不斷改善，各要素內部的結構水平也持續提升。

　　三大要素中，占GDP比重，最終消費增加3.4個百分點，資本形成和凈出口比重分別下降3.2和0.2個百分點，顯示宏觀需求結構進一步向消費方向升級。

　　最終消費中，服務性消費比重上升3.6個百分點，實物性消費比重相應下降3.6個百分點，消費結構朝服務性消費方向轉型。

　　就貨物貿易而言，貨物出口比重增加3.5個百分點，貨物進口比重相應下降3.5個百分點，從而貨物貿易順差占貿易總額比例上升5.2個百分點，顯示我國經濟向全球市場的供給水平進一步高于對全球市場的需求水平。

　　民生方面，這十年，在經濟繼續高速增長、民生得到進一步重視和共同富裕成為重要發展目標的形勢下，我國人民的生活相對于前些年偏向投資戰略下的較低水平得到了大幅彌補。

　　十年間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分別增加77.9%和64.5%，年均增長6.6%和5.9%，居民收入和支出的水平均明顯提高。

　　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分別為35128 元和24100元人民幣。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可支配收入是扣除各種個稅和五險一金后的收入，這與大多數國家統計的居民收入為稅前收入是很大分別，差距在于納稅和各種保險繳費的水平。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支出增長分別年均增長8.5%和9.2%，快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支出1.7個和4.0個百分點，說明農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更快，城鄉和貧富差距縮小。

　　2021年主要耐用消費品每百戶擁有量，除個人計算機被手機替代而有所下降和彩電早已普及而微增外，均比2013年大幅上升，尤其是汽車擁有量從16.9輛增1.5倍至41.8輛，空調擁有量從70臺增86%至131臺。

　　直到新冠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持續并大幅下降，反映“吃”在居民消費中的比重迅速減小，“穿”、“住”、“行”及其他服務型消費的比重相應快速上升，消費支出結構明顯改善。按聯合國的劃分，恩格爾系數在20-30%區間表明居民生活在富足水平；2019和2021年我國居民恩格爾系數別為28.1%和29.8%，都在此區間之內。

　　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仍高于城鎮居民，但下降速度快于后者，說明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改善更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十年，我國在扶貧脫貧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成功地于2020年實現我國居民全面脫貧的偉大目標：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歷史性消除了絕對貧困，如期打贏了脫貧攻堅戰。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亙古未有的壯舉，是人類減貧史上的最大成就，也是這十年民生大彌補的最大成果。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