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沈建光
5月宏觀數據顯示，疫情緩和疊加國家一系列穩增長政策出臺，中國經濟呈現恢復勢頭，工業生產恢復正增長，基建投資、出口等指標均有顯著改善。相比之下，居民消費表現持續低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稱“社零總額”）仍然是負增長，同比下降6.7%，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拖累。其中，“企業困難—就業惡化—收入放緩—消費低迷”和“預期轉弱—居民去杠桿—消費低迷”兩大負向循環是制約當前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
應對消費持續低迷的現狀，財政政策是關鍵。建議除了減稅降費外，增加中央財政補貼為主導的一攬子促消費政策，如對中低收入人群普發消費券、開展大規模家電手機等下鄉和以舊換新，同時借助金融科技強化消費金融服務，打破兩大“負向循環”對消費的壓制。
兩大“負向循環”制約居民消費復蘇
疫情沖擊之下線下線上消費均復蘇乏力。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繼4月社零總額降幅達到11.1%之后，5月仍然是6.7%的負增長。分品類看，多數品類（特別是可選品）仍處在負增長區間，汽車、服裝、金銀珠寶、家具、家電等品類降幅均超過10%；餐飲收入改善不大、同比跌幅在20%以上，反映接觸性聚集性消費恢復不力。此外，線上零售亦受巨大沖擊。4月實物商品網上零售跌幅一度超過2020年初，5月伴隨物流運輸修復才出現反彈。
4月以來，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商務部等多部門密集發文推進消費復蘇，5月底國務院《扎實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著重部署促消費，但政策效果尚不明顯。這背后，主要是因為消費復蘇面臨兩大“負向循環”制約：
首先，企業生產經營困難。4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跌至-8.5%，制造業上、中、下游利潤增速均大幅回落。5月中、小型企業PMI持續處于榮枯線之下，服務業PMI也僅為47.1%；訂單不足依然是企業生產經營面臨的最大問題，小型企業PMI新訂單指數連續13個月位于榮枯線之下。
其次，結構性失業問題凸顯。5月城鎮調查失業率略降至5.9%，但結構性失業矛盾更加突出。16~24歲人口（18.4%）、31個大城市（6.9%）連續創下有記錄以來新高，反映企業生產經營承壓、吸納就業能力弱化。
就業惡化導致收入放緩，制約消費回暖。服務業、中小企業景氣度不佳，互聯網等行業持續出現裁員消息，二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將出現明顯下滑，從而對消費造成負面沖擊。
伴隨就業和收入預期轉弱，居民去杠桿特征逐步顯現。居民消費信心顯著降溫，統計局數據顯示，4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大幅降至86.7%，創有記錄以來新低。今年以來，實體部門融資需求不振，特別是居民部門，逐步顯露出加速去杠桿特征。
一方面，今年前五個月居民新增貸款13318億元，是近十年來新低。其中，短期貸款僅為1927億元，創2009年以來新低，反映居民消費金融需求薄弱。中長期貸款，只要以住房按揭貸款為主，只有11433億元，是2016年以來新低。今年2月、4月中長期貸款均為負值，更是歷史上首次出現。
另一方面，今年前五個月居民新增存款78561億元，創歷史新高。其中，定期及其他存款大幅增加約7.9萬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超過2萬億元，創歷史最高水平；活期存款減少近500億元，側面驗證居民消費信心不足，減少手中“活錢”而增加定期儲蓄。
居民部門趨勢性收縮杠桿對消費的影響值得警惕。發達經濟體經驗顯示，一旦居民開始趨勢性縮減杠桿，對消費和經濟增長的沖擊將更加持久和劇烈。例如，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居民部門杠桿率由接近70%降至2015年的60%以下，其間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
提振消費需出臺一攬子政策措施
打破兩大“負向循環”對消費復蘇的制約，需要財政金融齊發力，出臺一攬子促消費政策，比如全國層面普發面向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券、大規模開展家電手機等下鄉和以舊換新，同時借助金融科技強化消費金融服務。
正如筆者在以前的專欄文章《疫情之下，中國如何扭轉消費下滑？》中提及，消費券定位于短期需求刺激工具，具有拉動消費見效快、乘數效應顯著等特點，逆周期屬性十分突出。2021年11~12月，云南省、哈爾濱市、鄭州市等地通過京東平臺發放政府消費券，20天內三地消費券核銷金額突破5000萬元，帶動消費訂單金額超過4億元，撬動消費杠桿率接近8倍。2021年香港消費券計劃同樣在短期內對當地消費帶來明顯提振，且鑒于其良好成效，香港2022年決定再向居民派發1萬港元電子消費券，預計約660萬人受惠。
消費券有助于實現刺激消費與企業脫困、鄉村振興的協同。消費券的消費產品設計可以與本地企業的產品生產、農村的特色產品銷售相結合，在提振居民消費的同時增加企業訂單、推動農產品上行。
此外，地方政府與平臺企業合作打造“企業網購節”，與發放消費券等相結合，促進生產和消費高效連接，打破“企業困難—就業惡化—收入放緩—消費低迷”的惡性循環。
家電手機下鄉和以舊換新的政策效果經過歷史檢驗。回顧2009~2012年全國范圍的家電下鄉、以舊換新活動，全國累計銷售家電下鄉產品2.98億臺，實現銷售額7204億元；截至2011年底，在以舊換新政策的帶動下，全國共銷售五大類新家電9298萬臺，拉動直接消費3442億元。受此帶動，社零總額增速在2009年快速止跌回升。同時，家電下鄉政策有效撬動了農村消費市場。2009年農村消費增速自1987年以來首次快于城市，同比增長約15.5%。
家電手機下鄉和以舊換新有助于打開消費天花板。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商務部、農業農村部等鼓勵地方開展綠色智能家電下鄉和新能源汽車下鄉。
目前對于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仍然存在一些質疑，提及最多的是透支未來消費。事實上，家電手機下鄉和以舊換新有助于打開消費天花板，釋放消費潛能。一方面，2009~2012年全國開展的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等系列活動，距今已10年，剛好是家電換新周期；另一方面，隨著數字化轉型和“雙碳目標”積極推進，近年來智能、綠色家電產品推陳出新，家電手機以舊換新將推動智能、綠色家電消費需求，打開新的消費市場空間。
針對消費持續低迷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近期政策層調整消費金融政策，積極支持平臺企業消費金融業務發展。4月份，金融監管部門鼓勵商業銀行充分運用信息技術手段，針對新市民在創業、就業、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重點領域的金融需求，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擴大消費金融供給。
同時，政府要求發揮平臺企業金融服務的積極作用；支持平臺企業運用互聯網技術，優化場景化線上融資產品，向平臺商戶和消費者提供非接觸式金融服務。5月底，國務院《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提出，“對受疫情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實施延期還本付息，且不能單獨因疫情因素下調貸款風險分類”等實施一系列幫扶措施。
當前金融機構面臨極大的不良率反彈壓力，加大消費貸款發放和延期還本付息在實施中存在較大的道德風險。平臺企業近年來積累了強大的生態、科技、數據優勢和征信評估能力，同時也與商業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建立了良好的貸款合作模式。
金融機構與平臺企業開展金融科技合作，可以更好地創新消費金融服務產品和模式，對疫情沖擊下的困難人群、低收入人群實施針對性和差異化的金融服務，更加精細化地評估客戶與落實延遲還本付息政策，妥善解決金融機構加大消費金融服務和防范不良反彈的矛盾。
與此同時，也可以緩解相關消費群體的現金流壓力，避免“預期轉弱—居民去杠桿—消費低迷”負向循環演變為居民趨勢性去杠桿、持續壓制消費。
本文首發于FT中文網。
(本文作者介紹：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科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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