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張明

　　在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實施了融入國際大循環的經濟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具有三個要點：一是利用我國勞動力充裕的資源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二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實現“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使經濟運行由國內循環擴大到國際循環。國際大循環戰略的核心是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并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以對外開放來促進對內改革（以外促內）。毋庸置疑，這一發展戰略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格局發生了兩個重大變化。一是從外部環境來看，隨著全球化退潮、新冠疫情爆發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的長期性停滯格局，以及以中美經貿沖突為標志的全球經貿環境變差，外部需求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變得更弱、更難依賴。二是從內部環境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尤其是中國經濟體量的迅速放大，再靠凈出口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也日益變得力不從心、難以持續。上述兩個變化意味著，國際大循環戰略已經變得難以為繼。

　　2020年，黨中央、國務院提出要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不難發現，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之下，如何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并且通過內循環的構建來促進內外循環的融通發展，就變得更加重要。換言之，我們將從“以外促內”的發展格局，轉換至“以內促外”的發展格局。過去我們是以開放促改革，未來我們將轉而以改革促開放。

　　那么，應如何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呢？筆者認為，這一格局必須構建在以下三大支柱之上：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創新、要素自由流動與國內統一大市場構建。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素來具有投資驅動與出口導向的特征。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經濟體量的放大，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正在由第二產業與投資切換至第三產業與消費。因此，如何促進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擴大以及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升級，就變得尤其重要。從供給層面來看，這意味著要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為消費者提供更高質量、更廣范圍的消費選擇。從需求層面來看，這意味著要努力擴大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因為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很高。這恰恰是“共同富裕”的題中之意。而要實現共同富裕，就要解決好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分配問題。

　　全球疫情的爆發使得全球生產網絡面臨沖擊，全球產業鏈可能會變得更加區域化和本地化。中美沖突的爆發和持續意味著再靠“后發優勢”來實現技術進步愈發困難。因此，如何實現國內主導的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創新，就變得非常重要。在此背景下，供應鏈的“補鏈強鏈延鏈”成為新的時代主題。在全球生產鏈變得更加區域化與本地化的前提下，如何確保中國在亞洲以及一帶一路沿線的生產鏈龍頭地位就變得至關重要。而要推動國內技術自主創新，就需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拓展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技術進步的70%）、轉變教育理念（從培養“工程師思維”到培養創新思維）。

　　中國擁有14億人口，且人均收入已經突破1萬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具備構建廣闊國內市場的前提條件。然而迄今為止，中國國內市場存在嚴重分割，各類要素的跨區域流動面臨明顯障礙。這既制約了國內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市場化定價，也損害了要素的優化配置與福利最大化。因此，要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必須打破要素流動束縛與國內市場分割的格局，促進要素自由流動與國內統一大市場的構建。

　　不難看出，上述三大支柱是在從不同層面出發來塑造國內大循環：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是從需求層面出發，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創新是從供給層面出發，促進要素自由流動與國內統一大市場構建是從制度與基礎設施層面出發。

　　事實上，在上述三大支柱中，要素自由流動與國內統一大市場構建很可能是更為根本的、更具決定性的舉措。一方面，只要讓要素充分流動，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才能夠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在“分好蛋糕”之前最大程度地“做大蛋糕”；另一方面，只有構建起具有足夠規模與深度的國內統一大市場，才能更好地支撐我國企業構建橫向成團、縱向成鏈的產業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向全球拓展。

　　筆者認為，制約要素流動與統一大市場構建的最深層次障礙，在于地方政府政績考核體系過于強調GDP增長、公共預算收入等指標。在這種考核體系之下，地方政府自然愿意把各類要素聚集在自己的屬地之上，同時會限制本地要素流動至其他地區。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一家大企業想跨區域搬遷總部，將會面臨何種阻力。此外，如果一家金融機構將大部分金融資源投放到屬地之外，恐怕也會招致本地政府的很大阻力。因此，要促進要素自由流動與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就必須改變地方政府面臨的激勵機制；而要改變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就必須改變其政績考核體系，適當淡化GDP增長與公共預算收入等指標，而將要素市場化定價與跨區域流動等指標納入其中。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正式發布，由此引發了有關各方的熱議。一方面，該意見明確指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支撐和內在要求。另一方面，該意見也實事求是地提出，要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全面推動我國市場由大到強轉變，為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堅強支撐。

　　試想，如果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各類要素真的能夠突破各種體制機制束縛、轉為自由流動的話，要素一定不會在全國范圍內平均分配，而是可能加速流入特定區域。要素的再度集聚有望推動中國國內新一輪區域一體化。

　　筆者認為，未來10年至20年內，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中三角（鄭州、合肥、武漢）與西三角（成都、重慶、西安）將成為中國發展最快的五大區域。在此基礎上，中國將形成新的國內雁陣模式（大灣區、長三角與京津冀為雁頭、中三角與西三角為雁身、其他中西部區域為雁尾），并與新的國際雁陣模式（中日韓為雁頭、東盟與一帶一路沿線相對發達國家為雁身、東盟與一帶一路沿線相對落后國家為雁尾）一起，演變為推動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雙雁陣模式”。這一“雙雁陣模式”的構建，反過來又會再度助推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完善，實現“以內促外、以外促內”的雙向良性互動。

　　注：本文為《金融博覽》專欄文章，發表于2022年第7期。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