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楊斌

　　近日，管理咨詢大師肯·布蘭佳領銜的著作《服務型領導力的實踐智慧》中文版上市發行，清華經管學院教授、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楊斌為該書撰寫了推薦序《公仆才是領導力的本質》，現轉發全文，以饗讀者。

　　公仆之問

　　作為校長或者教師，特別在當代，有責任回答1969年時羅伯特·格林利夫（Robert Greenleaf）對教育所提出的詰問：你們所培養出的學生，為什么不愿意首先成為他人與社會的仆人？

　　這個“公仆之問”，之所以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與當時的經濟社會大背景有關——格林利夫所看到的是精英學校培養出的精英分子，滿足于對自身私利的追逐，智力與技能獲得提升的同時卻沒有顯露出為他人服務、為天下擔當的動機，組織中充滿著一心想要利用和剝削他人的領導者，變異成一種惡性力量，給世界帶來更多的苦難。

　　格林利夫認為，這個問題若要解決，“教育過程是關鍵，但事實上，教育毫不關心個人在社會上能不能成為領導者，只重視智力的發展，遑論其他，這是大錯特錯”。而盡管他“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去試著說服教育機構和教育家們，但是，他們卻漠視這種義務，而且也無意把握這種機會”。

　　于是，格林利夫面對他用“貧瘠”來形容的公眾領導力的狀況，和不滿、求變的青年人產生的強烈的“反領導者”思潮，第一次提出了“公仆領導”（今天更多地被稱為“服務型領導力”，本書后文中正是采用這種譯法）這個概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想“為學生中普遍存在的無望提供某種療愈”，重拾大眾心中對“這個世界會好嗎？”之猶疑的信心。

　　格林利夫在自己的文章《因公仆而領導》（The Servant as Leader）中坦陳自己是受到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東方之旅》（Die Morgenlandfahrt）中仆人身份的里歐的啟發，是基于信念而非由邏輯推演斷定：領導者首先是個仆人，是心靈深處的仆人本質造就他成為一個偉大的領導者。但這里所指的仆人，不是滿足某種個體需求的仆從，而是有著更強的使命與信仰色彩的人，服務的是公與眾。

　　引一段《晏子春秋》中的故事來辨析。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饋之臣也，敢辭。”公曰：“ 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

　　晏子這里稱自己為“社稷之臣”，而非“奉饋”“茵席”之臣，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格林利夫所謂的“仆人”并非家仆或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為他人提供便利與服務的職業角色，而是社會之仆、公益之仆、進步之仆。

　　因此，“公仆”一詞較之于“仆人”或“服務”，也許能夠更為準確地反映“Servant Leadership”中“Servant”的這一意蘊。而當你以很多具象的服務角色，特別是交易性的行為來體會“服務型領導力”時，可能就會陷入對格林利夫50年前所提出的這個概念的深深誤解中。因為格林利夫強調，公仆是自覺自愿的。自始至終，公仆的服務不是姿態，不是工具，不是階段，不是妥協。作為公仆而服務他人，不是不得已，而是歡喜甘愿，盡得其樂。

　　格林利夫筆下的“公仆領導”，并非這兩個概念的自然組合，而是有先后之別，他特別強調，須先公仆而后領導。為什么呢？他認為，如果你在成為仆人之前先當領導，你就會利用你的優勢去推動人們實現你設定的目標，而不在意人們是否收獲幸福。你會把他人看作車輪上的齒輪等工具，在你認為必要的時候轉動和使用。如果你先當自己是一個仆人，你就會把自己的優勢（包括天賦）看作一份恩賜，用來造福他人。你就會把自己看作為更高的要求、更崇高的使命、比自己的利益更偉大的目標服務的人。

　　因此，因公仆而領導，以公仆為領導，唯公仆是領導，才是格林利夫的本意。以服務的手段而達成領導的目的，或者，領導者以服務的方式取得他人的信任而獲得他人的追隨，都是常見的對于“服務型領導力”的庸俗理解，并走向了格林利夫的反面。

　　怎么才能檢驗是否稱得上是“公仆領導”？格林利夫從一開始就給出了非常明確的標準：

　　要看那些被服務的對象是否像個“人”一樣得到了成長，當他們被服務的時候，是否變得更健康、更聰明、更自由、更自主、更有可能成為公仆領導？這對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有什么影響，他們會從中受益嗎，或者至少不會變得更加邊緣化？

　　這里，得到服務的人，應在公仆的優先級最高處。服務的目的，是這些人的福祉改善，是這些人因此更可能成為公仆。這對整體社會的福祉如何——要以社會中弱者的境遇是否得到改善來看，也就是“羅爾斯改善”。這個檢驗標準，凸顯出公仆領導是一種道德立場極其明確的領導力。更進一步地，格林利夫明確提出，只有公仆領導才值得追隨，只有公仆才能作為領導者發揮領導力，簡而言之：公仆才是領導力的本質。倘若沒有公仆內涵，領導力就是虛偽的或難以為繼的。

　　我們需要認識到這是個非常強（結論對條件的要求更為苛刻）的結論，格林利夫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但“趨勢不是如此的話，其他將都是空談”。

　　這部《服務型領導力的實踐智慧》集結了布蘭佳領導力朋友圈中的幾十位活躍名家，展示了近些年服務型領導力前沿的思考與實踐，對我們拓寬視野頗有啟發，但有些遺憾的是所聚焦的話題比較偏向于企業組織，這并不意外，也真實地反映出領導力培訓咨詢主要的購買力所在，但卻留了些許遺憾——要知道服務型領導力理論的發端，卻著實源自作者對教育在領導力培養方面重要缺陷的觀察與分析，這就是“公仆之問”。

　　“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我們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戰爭年代中的年輕人更深切地意識到服務社會、服務他人是首要的使命，而和平時期中的教育者一樣需要回答好公仆之問。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們看到了很多發達國家中的頂尖名校受到社會公眾的質疑，認為他們喪失了“為公”的擔當與貢獻，與其長期形成的聲譽不配，與社會大眾對于這些名校的期待不符。

　　如果讓我用格林利夫的語言來翻譯一下，我們的教育需要嚴肅面對、認真思考并以實際行動回答的是這樣的一個“公仆之問”：

　　教育者是否使受教育者像個“人”一樣獲得了成長，當他們接受教育的時候，是否變得更健康、更聰明、更自由、更自主、更有可能成為公仆領導？這樣的教育對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有什么影響，他們會從中受益嗎，或者至少不會變得更加邊緣化？

　　這樣的教育稱得上是“公仆教育”（Servant Education），并不是只發生在學校當中，同時也更多地發生在家庭、社區、機構、公司當中。如果你為人父母，需要回答它；如果你是公司負責人，需要思考你的公司的管理與文化、運營與發展，是否讓組織成員像人一樣獲得了成長，更自然地成為公仆領導，并造福著弱勢群體福祉的提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們是一個“公仆組織”（Servant Organization）。

　　盡管總有的人是為了結果而領導，但公仆領導卻應是自然的、應當的。菩薩畏因，凡人畏果。而我認為，教育者，則要畏因如果，因為教育的“果”常常要百年后才看得見，種子卻由此刻的教育者手中播撒。栽培德性、作育公仆，是要畏因如果的。

　　天職，這個字眼，跟使命一樣，都是公仆領導心目中和行動上的“服務”之于自身的意義，基于服務，定義自我。公仆領導，是一種理想。公仆領導，并不意味著要和藹可親、鞠躬遵奉。很多時候，公仆領導反而意味著因為做正確的事、服膺守善恪守義務而與眾人當下的喝彩與期待并不一致，這種“服務”是深沉的、堅韌的、長期的、無我的。

　　清華校歌里有一句：服膺守善心無違。接下來的一句便是：海能卑下眾水歸。唱到此處時，總是涌起對“得天下英才而應以公仆教育之”的更強烈一些的信心。

　　公仆領導，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