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中金研究院執行院長）

　　3月以來的疫情反彈對就業形成擾動，全國總體的就業壓力小于2020年疫情期間，但結構性壓力較為突出：青年人失業率走高，與主體就業人群相背離，可能與疫情不確定性之下企業的成本決策有關；農民工外出增加而需求減少，就業從階段性“供給短缺”轉為“需求不足”；大城市就業由熱轉冷，受疫情對地域、行業的非對稱影響；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的就業壓力持續存在。就業是民生之本，是實現經濟內生增長正循環的重要環節，近期穩增長政策密集出臺，通過保主體來穩就業。在相關政策支持下，疫情后中國奧肯定律曲線左移，穩定就業所需的經濟增速低于疫情前。我們預計全年平均失業率有望控制在5.5%以內。

　　疫情反彈對就業形成了階段性壓制，當前全國總體的就業壓力小于2020年疫情期間。4月城鎮調查失業率6.1%，接近2020年2月的高點6.2%。考慮到2月失業率本就季節性偏高，部分市場觀點認為本次疫情帶來的就業壓力接近甚至超過2020年疫情時期。我們認為，這兩次疫情下的失業率可比性較弱，2020年失業率可能存在低估。當時疫情期間恰逢春節前后，外出務工人員已經返鄉，并沒有在外尋找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無法到崗開始工作。這部分群體可能已經隱性失業，但不符合“失業人口”的定義。從31個大城市失業率也可以看出端倪，2020年31城失業率的高點并不是出現在疫情影響最大的2月，而是出現在已經復工復產的5月，反映出失業率的走勢和居民工作意愿、到崗情況都有關系。如果結合城鎮新增就業來看，今年與2020年的就業壓力對比就更為明顯：今年4月新增就業121萬人，同比下降13.6%，比2020年2月的39萬人（同比下降55.7%，數據記錄的最低點）要好很多。

　　雖然總體就業情況好于2020年，但今年結構性就業壓力較明顯：

　　疫情后青年人失業率趨勢性走高，與就業主體人群分化加大。4月，16-24歲青年人失業率達18.2%，較3月上升2.2個百分點，創公布數據以來的新高。智聯招聘數據顯示，一季度高校畢業生CIER指數為0.71，創疫情后新低，且與整體指數差距拉大；截至4月中旬，在有求職計劃的應屆畢業生中，46.7%已收獲錄用意向，15.4%已簽約，較2021年的62.8%和18.3%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疫情更多影響了青年人集中的大城市，以高校畢業生為代表的青年人就業供給也創出歷史新高，教育部預計2022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1076萬人，同比增加167萬。如果視角拉長到2020年以來的整個“后疫情”時期，會觀察到16-24歲青年人和25-59歲就業主體人群的失業率分化是趨勢性的，2020-2021年青年人平均失業率比2019年高2.3個百分點，而同期就業主體人群平均失業率僅上升0.1個百分點，2021年甚至低于疫情前。

　　“后疫情”時期青年人與主體人群的就業表現分化，可能與疫情不確定性之下企業的成本決策有關。畢業生“就業難”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青年失業率的持續偏高，是疫情后出現的新現象。除了畢業生供給擴大、學生就業心態和擇業觀念轉變等趨勢性變化因素，疫情高度不確定性之下企業行為的變化，可能對就業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面臨疫情帶來的短期壓力和長期不確定性時，企業減少人力成本開支的常用方式包括縮招、降薪、裁員等。其中，“招新”是成本擴張型的舉措，經營承壓時會首先收縮。并且縮招涉及的是增量變化而非存量調整，不像裁員和降薪那樣會損害在職員工的權益，執行阻力較小。與此同時，疫情發展的高度不確定性，使得企業未來可能隨時迎來業務反彈，企業不會輕易解雇在職的成熟員工，以便一旦疫情后需求修復便可以快速復產。所以疫情壓制下，企業更多選擇了降薪來“共克時艱”，而非輕易裁員。表現在失業率上，便是就業主體人群失業率平穩而青年人失業率走高。

　　外出農民工就業從階段性“供給短缺”轉為“需求不足”。農民工一般被認為是勞動力市場中的弱勢群體，但實際上2021年下半年農民工很可能經歷了一段比較“搶手”的時期。2021年外來戶籍人口失業率持續走低，平均失業率比本地戶籍人口低0.17個百分點；同時農民工收入在2021年下半年大幅增長，增速一度超過同期的城鎮工資收入。這種現象的出現，可能和外出農民工的供給收縮有關，2020-2021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人數始終未能恢復到疫情前水平。但2022年一季度外出農民工數量大幅增長，超過2019年同期，創下歷史同期的新高；而疫情反彈導致東部地區用工需求走弱，農民工就業的供需形勢出現逆轉。一方面失業率快速走高，4月外來戶籍人口失業率達6.9%，比去年底高2個百分點（同期本地戶籍人口失業率僅上升0.6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收入增速下滑，一季度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收入以2019年為基期的復合增速僅為3.5%，低于同期城鎮居民的工資收入復合增速5.7%。

　　大城市就業由熱轉冷，和疫情對地域、行業的非對稱影響密切相關。大城市提供了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吸收了更高素質的就業人員，疫情前失業率低于全國總體水平。但疫情之下，大城市就業壓力反而更大，2017-2020年，31個大城市失業率平均比全國失業率低0.11個百分點，2021年以來則平均高0.15個百分點。一方面疫情傳播主要通過人員流動來實現，大城市作為區域樞紐，面臨的疫情風險更大。5月前3周，全國18個大城市地鐵客運量同比下降44%、加權平均擁堵指數下降7%，而同期全國百城擁堵指數已經實現1%的同比正增長。另一方面，疫情主要影響線下服務業，而大城市服務業就業占比更高、受影響也更大。

　　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的就業壓力也持續存在。超過88%的個體工商戶分布在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居民服務等受疫情影響較大的線下服務業，疫情反彈對個體工商戶會帶來持續的經營壓力。中國中小企業發展指數顯示，2021年底以來，勞動力需求指數下降1.2，同期的勞動力供應指數卻上升1.7，中小企業勞動力供需的分化進一步加大。

　　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實現經濟內生增長正循環的重要環節，就業承壓會抑制居民消費。經濟平穩發展、市場主體經營穩定，有助于實現居民的充分就業；而居民就業穩定，則可以提振收入、擴大消費，推動經濟平穩發展。在經濟內生增長的正向循環中，就業起到了銜接作用。根據西南財大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調研，2022年一季度，超過60%的人減少消費是因為就業或者實際收入下降導致的，這一特征在低收入群體中更為明顯。我們對歷史數據計算顯示，失業率的上升通常會引致消費的回落，疫情后平均每1百分點的失業率上升，會拖累商品零售額增速約5個百分點。

　　近期穩增長政策密集出臺，通過穩市場主體來穩就業大盤，并抓好重點群體就業。就業是“六保”之首，而保就業的抓手則在于保市場主體。5月25日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明確提出，要“著力保市場主體以保就業保民生”；5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6方面33條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包括退減稅、緩繳社保、加大留工培訓補助、擴崗補助等財政政策，增加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額度和支持比例、延期部分貸款還本付息等金融政策，都旨在保住市場主體，從而吸納勞動力就業。此外，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也是政策關注重點。

　　在穩就業政策的支持下，中國奧肯定律曲線左移，全年平均失業率有望控制在5.5%以內。根據疫情前數據來看，中國失業率的增幅和經濟增速之間，存在較強的負相關性，符合奧肯定律。即伴隨經濟增長回落，失業率存在上行壓力。我們的估算顯示，平均經濟增速每下滑1個百分點，失業率增幅將提高約0.4個百分點。疫情之后，由于經濟增速和失業率的大幅波動，奧肯定律的數據特征被減弱。總體來看，數據分布向左平移，即相同的失業率表現，所需的經濟增長率更低，這可能體現了穩就業政策的作用。今年平均失業率如果控制在5.5%以內（同比增幅在0.4百分點以內），按照疫情后新的奧肯定律曲線來推算，所需的經濟增速不一定很高。我們預計在穩增長、保就業政策支持下，這一目標還是有望實現的。

　　本文原發于財新

　　(本文作者介紹：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