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付一夫

　　日前，國家統計局公布了4月份的宏觀經濟數據。從消費層面看，受4月全國多地疫情散發等因素的影響，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當月同比下降幅度高達11.1%，放眼歷史都非常罕見。

　　在“穩增長”的核心基調下，想要完成全年GDP增長5.5%的目標，除了發力基建之外，必定還不能少了消費的貢獻。然而從數據上看，當前消費市場的動能確實偏弱，而且疫情因素影響到了不少人的收入水平和對于未來的預期，致使消費意愿不夠強勁。基于這樣的背景，新一輪促消費政策的出臺呼之欲出。

　　此時問題也來了：促消費，到底應該發錢，還是發消費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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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為了應對疫情對于經濟社會運行造成的沖擊，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推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來實施救助。而在提振消費方面，各個國家的實踐是有所不同的，主要可以分為兩大“派別”：

　　（1）以發達國家為代表的“發錢派”

　　為了彌補居民在疫情期間的福利損失和消費抑制，不少發達國家都采用了直接向居民派發現金補貼的做法。最早是2020年2月中旬，意大利決定疫情期間給企業員工工資補助，最高可補助1000歐元；隨后，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多個國家都相繼宣布向居民發放現金。而全球經濟最為發達的美國，疫情期間為了緩解經濟民生壓力，多次向居民發錢，僅2020年3月就向居民部門直接現金發放了近3000億美元的現金。

　　（2）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券派”

　　面對疫情來襲，我國并沒有采用直接發放現金補貼的做法，而是通過向居民發放消費券來促進消費。例如在2020年3月，先是南京市宣布將面向市民和困難群體發放總額3.18億元的消費券，緊接著，杭州也宣布向全體在杭人員發放16.8億元消費券。隨后，全國各地都掀起了大范圍的消費券熱潮，據不完全統計，疫情以來全國有上百個市縣地區，先后實施了超過500輪的消費券計劃。此外，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國家也都采用過這種方式來刺激經濟。

　　從各國的實踐來看，無論是發錢還是發券，對于消費的提振和經濟的回暖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其影響機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放大乘數效應。

　　根據宏觀經濟學理論，乘數效應是指經濟活動中某一變量的增減所引起經濟總量變化的連鎖反應程度，用公式可表示為k=1/（1-邊際消費傾向），乘數k的大小取決于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消費傾向越高，乘數效應越大，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就越強勁。每當經濟蕭條時，各國政府往往通過增加投資、擴大公共支出與轉移支付、降低稅收等手段來放大乘數效應，進而帶來國民總收入的加倍擴張。而發錢和發券，都相當于是政府部門向民眾轉移購買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放大乘數效應，帶動國民經濟的回暖。

　　其二，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狀況。

　　經濟低迷之時，市場需求疲軟，企業經營壓力陡增，不少公司都面臨著被迫裁員乃至破產倒閉的困境，居民的整體收入水平很難保持穩定增長態勢，其中不乏生活狀況惡化的群體。發錢和發券堪稱雪中送炭，每個人能拿到的金額雖然未必會很大，但仍能發揮不小的作用。

　　其三，可以在過渡期發揮作用。

　　無論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還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其徹底落地都需要一段時間的消化，在此期間便需要輔之以其他的短期政策，而發錢和發券就是不錯的選擇，能迅速提振居民消費并刺激經濟，繼而為后續的發展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對于上述兩種促消費手段，有人擔心會給地方政府的財政造成壓力，可若是換個角度看，雖然政府將一部分購買力讓渡到民眾手里，但是卻能夠助力經濟生產的回暖，這對未來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又是有好處的。故而只要掌握好補貼力度，長期的政府財政理應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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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我國選擇了發放消費券，而不是像發達國家那樣直接發現金呢？這也是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的問題。

　　歸根結底，在于國情的不同。

　　以美國為例。眾所周知的是，美國是世界頭號消費大國，這里的消費不僅僅在于消費市場的整體規模，更在于個人消費的貢獻。來自美國經濟分析局的統計數據顯示，在美國GDP構成當中，個人消費占比常年保持在70%左右，而政府開支只占18%左右；加之美國居民歷來都熱衷于超前消費，并且不愛存錢，甚至有很多人還習慣于舉債度日借債消費，因此發放現金對于他們來說，顯然更加能夠達到刺激消費的目的。

　　我國則不然。

　　一方面，從數據上看，在我國最終消費支出的構成中，居民部門和政府部門的占比常年保持在70%和30%左右，考慮到我國近些年最終消費占GDP比重在50%~55%的區間內，這便意味著我國個人消費對于GDP的貢獻只有不到40%，與美國的70%相去甚遠。

　　另一方面，我國居民并不像美國人那般熱衷于花錢，量入為出、勤儉節約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的傳家寶，與之相應的，是我國居民儲蓄率長期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如此一來，倘若我們選擇了給居民直接發錢，那么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老百姓把錢存起來而不是花掉，尤其是在疫情的大環境下，很多人避險心理加重，更傾向于儲蓄而不是消費。所以，發放現金可能難以達到刺激消費、提振經濟的效果。

　　相比之下，消費券顯然更加適合我國國情，理由有三：

　　第一，由于通常都會有明確且較為短暫的使用期限，即規定時間內必須一次性消費完畢，逾期無效，并且只能用于特定領域的消費而無法兌換成現金，因此消費券在促消費方面的作用更為立竿見影。

　　第二，各地基于地方經濟現狀和產業發展情況的考慮，可以針對不同行業領域發放特定的消費券，而且在發放方式上也更為靈活多樣（比如線上搶券、領券、抽券等等），時效性更強，社會影響范圍更廣。

　　第三，依托互聯網平臺發放的電子消費券，不僅可以在無現金消費場景下進一步激發出用戶的消費意愿，而且依托數字化手段，更能精準把握市場動向，并實時跟蹤消費券的發放、領取、核銷情況，從而有助于動態調整資金配比規模，優化發放方式，讓消費券覆蓋并惠及更多居民。

　　事實上，我國近兩年消費券的發放的確是給消費市場助了一把力。根據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與螞蟻集團研究院的測算，杭州每發放1元錢的消費券補貼，能帶動3.5元的消費，在廣西發放1元錢的消費券補貼，甚至能帶動5.3~7.7元的消費；微信支付方面的數據也顯示，在微信支付核銷1元的優惠，可以撬動22.7元的消費。這些數據也佐證了我國發放消費券實踐的正確性和可行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提振消費之外，消費券還有另一個作用，那就是帶動行業生產端的復蘇。

　　消費與生產是緊密相連的。由于消費券只能用于特定領域的消費，適用商家也有一定范圍，這就決定了消費券的發放是帶有明顯的行業傾向性，可以更加精準地促進某些特定領域的消費需求提升，繼而帶動該行業生產端的回暖。

　　例如，疫情發生以來，很多城市都向市民發放餐飲、旅游、體育、圖書等領域的消費券，這些都是受疫情沖擊較大、亟需盡快得到提振的領域，而消費券在此扮演了關鍵角色，相當于是引導民眾更多地在受疫情影響較大的領域進行消費，有助于改善商家的經營狀況，從而實現“刺激終端消費→促進企業擴大再生產→企業用工增加→居民收入提升→進一步增加消費”這一良性循環，推動經濟運行重回正軌。

　　然而，直接發放現金卻做不到這一點。雖說居民的購買力因為現金的發放而得到了提高，但是消費還是存儲、如何去消費、在哪個領域消費，完全由居民自己決定，政府部門很難把控，其結果很可能就是受疫情沖擊較大的行業需求繼續收縮，商家經營繼續惡化，企業破產與工人失業的態勢進一步加劇。這樣的局面，自然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從這個角度看，“發券”同樣比“發錢”更適合我們的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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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提醒的是，前文的結論是基于宏觀整體的視角得出的，可若是從結構層面來看，發放消費券可能也不適合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家庭與貧困群體。

　　道理其實很簡單，消費券的使用常常伴隨著杠桿效應，即只有消費到一定額度才能使用消費券，比如滿100元消費額度，可以使用10元消費券，從而達到1：10的杠桿比例，相當于是政府給消費者補貼了10元，撬動了90元的居民消費。

　　然而對于多數低收入家庭和貧困人群來說，他們更為真實的境況常常是消費能力達不到使用消費券的標準，即“缺的不是那10元消費券，而是缺100元現金”，特別是在疫情影響下，不少人收入大幅度下降，甚至不排除失去收入來源的可能性，平日里只能節衣縮食維持生活，根本沒有錢進行高額消費。如此一來，即便他們領到了消費券，作用大概也不會很明顯。

　　這時，發放現金的效果，很可能比發放消費券更好。因為低收入家庭與貧困群體對收入的變動更加敏感，哪怕僅有幾百塊的“意外之財”，都能極大地改善他們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講，發放現金已不僅僅是出于促消費的目的，還多了一層社會兜底和救濟的意義。

　　至此可能有人會問了：難道不怕他們會把錢存起來嗎？

　　針對這一問題，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的研究團隊以四川為樣本，進行了詳盡細致的調研和分析。他們得到的結論是：“收入不高的家庭在拿到現金補助后，首先會花在子女教育和食品支出上；低收入階層從政府拿到補貼款中，80%的都會花出去，這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他們不會把錢存起來的。”

　　事實上，包括北京大學姚洋教授、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等在內的諸多知名經濟學者，都曾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即：給低收入家庭和貧困群體直接發放現金，效果要比發放消費券更好。或許下一步，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索現金補貼與消費券發放相結合的多元化補貼方式，充分發揮二者各自優勢，精準實策應對風險，繼而在促進消費復蘇的同時，改善居民整體福利。

　　話說回來，不論是發錢還是發券，都只是一次性地提升消費者支付能力，卻不能根本性地改變人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因而難以為消費市場注入長久動力，只能算是“治標不治本”。

　　所以從長期來看，促消費擴內需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持久戰”，僅靠發錢或者發券尚且不夠，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很多。

　　(本文作者介紹：星圖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專注研究消費零售、數字經濟、產業經濟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