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任澤平團隊

　　1  經濟社會大周期規律

　　近期俄烏局勢引發廣泛關注，但就短期論短期難以看清本質和趨勢，只有站在經濟社會歷史大周期的角度，才可能看的更清更遠。當前俄烏局勢貌似偶然，但存在歷史必然。

　　百年來三次大周期階段交替，大約50年一輪，表面上是財富與權力在國際國內的重新分配，深層次則是增長與分配、效率與公平的鐘擺周而復始。

　　我們處在百年大周期的輪回，貧富分化、民粹主義、逆全球化、強人政治、地緣沖突、國際秩序重建等現象均是當前經濟社會大周期階段的必然現象，對經濟、政治、軍事、思潮、資產、財富、生產、生活將產生深遠影響。所有過去、現在及未來所發生的，都有其內在規律性，而不是隨機事件。我們每個人、每件事最終都是時代的產物。

　　俄烏局勢表明了舊周期和秩序的解體，以及新周期和秩序的開啟。要理解當下局勢的本質及未來，就要理解經濟社會大周期背后的運行規律。

　　經濟社會大周期的基本運行規律是：

　　一國經濟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備“生產性”，“生產性”決定競爭力，歷史上的經濟霸權大多經歷了從“生產性”到“非生產性”的轉變，這就使得霸權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秩序有了生命周期性質，從而無法逃脫由盛到衰的宿命。

　　霸權國家最初作為先進的科技創新和生產制造中心，然后逐步把產業以資本輸出的方式轉移到后發國家中，自己越來越成為依賴金融、過度消費、過度舉債的食利者（2008年美國房地產金融部門引發的次貸危機、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2012年銀行業危機），并由此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在位者的金融、軍事等國際秩序。

　　這個過程從經濟上看是有利可圖的，但從競爭力、安全和政治上看卻會導致霸權基礎衰落，其間的背離達到不可持續的地步必將導致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這種新舊秩序調整將帶來內外部的陣痛、摩擦和動蕩。

　　經濟社會大周期主要是三部曲：

　　在大周期初期，百廢待興，效率優先，國家將貨幣、財政、債務、勞動力等資源集中到效率更高的生產性部門，教育、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不斷改善以保障經濟增長。這一階段，對內，經濟快速增長給民眾帶來福利邊際改善的隧道效應，國家競爭力不斷提升增強民眾信心和凝聚力；對外，承接全球經濟重心轉移，尤其是最具“生產性”部分的生產制造和科技創新中心轉移，使得國家具備了組織全球生產的能力以及調動全球資源的實力，進而提升了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與軟實力。這一階段對經濟效率呼聲優于分配公平，在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同時，收入分配差距也開始擴大。

　　在大周期頂部，財富逐漸集中到少數人手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呈金字塔型，底層民眾被剝奪感加深、改變現狀的不滿情緒上升。對內，勞動力成本上升、社會福利提高、過度消費、過度舉債等使得社會資源過多地轉向非生產領域，導致勞動生產率、經濟增長潛力和國際競爭力下降；同時，人們習慣于舉債消費來維持原有的生活水平，社會債務負擔日益加重，為維持舊循環不得不越來越依賴貨幣超發，進而推高資產價格泡沫，更加惡化財富差距，增加社會結構不穩定性。對外，隨著資源過多地投入到非生產性領域、生產成本提高、產業外遷、經濟競爭力下降，霸權國家維持既有國際秩序的能力下降，國際秩序陷入動蕩，崛起的新興大國開始填補權力真空地帶，地緣摩擦增加。

　　在大周期末期，內部經濟和社會發展停滯，債務負擔難以承受，貧富分化、社會撕裂和民粹主義盛行，對分配公平呼聲優于經濟效率，經濟金融動蕩、社會不穩定增加、階層分化難以達成共識；外部又面臨新興崛起大國的挑戰，過于溫和保守的領導人難以應付復雜嚴峻的局面，呼喚強人政治重回歷史舞臺以進行改變。這一階段，要么對內進行強有力的結構性改革，對債務進行出清，調節收入分配以緩和階層對立，集中更多的資源用于生產性領域比如科技創新、制造業、教育、基礎設施等，以重建經濟競爭力，重新凝集社會共識；要么對外轉移矛盾，遏制新興力量崛起，爆發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地緣戰、輿論戰等，“修昔底德陷阱”上演，但這無法掩飾霸權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秩序衰落的事實，并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地帶，地緣沖突頻發。直到舊秩序瓦解，新秩序重建，新一輪周期到來。

　　金德爾伯格《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保羅·肯尼迪的《大國興衰》、達里奧的《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千年史》等均進行了精彩分析。我們在《全球貿易摩擦與大國興衰》、《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與中國復興面臨的挑戰及未來》進行了研究。

　　2  大周期拐點引發思潮更迭、經濟變革及國際秩序重建：百年輪回

　　在過去一百年，我們經歷了三次經濟社會大周期的階段性拐點，并引發三次思想大論戰、經濟大變革與國際秩序重構。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經濟社會大周期的不同階段，不同社會思潮登上歷史舞臺，理論最終是為了解釋解決當時所面臨的最重要命題。

　　1）1929年大蕭條被稱為宏觀研究的“圣杯”，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一次大論戰、大分野，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登上歷史舞臺。

　　在1929年大蕭條之前，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市場“無形之手”會自發調節，進行資源最優配置，政府無需干預市場，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強調市場效率而忽視分配公平。

　　但大蕭條卻打破了這個神話，全球經濟陷入了長期的深度衰退。世界各國采取貿易摩擦、提高關稅、競爭性貨幣貶值等以鄰為壑的手段，進一步加重了危機，導致金融危機蔓延成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以及軍事危機，最終爆發了二戰，人類差點自我毀滅。

　　反思和應對大蕭條，各類思潮應運而生，引導不同國家走上不同道路。

　　德、日走上了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的道路，轉移內部矛盾，激化民粹情緒，對外輸出戰爭，挑起二戰，全人類付出了沉重代價，前世界霸主英國受到重創日落西山。

　　馬克思主義從生產關系和分配角度對經濟危機進行反思，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內生矛盾帶來的，主張無產階級革命以及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影響了前蘇聯、東歐等國家。

　　凱恩斯主義引導美歐走上資本主義改良道路，美國上升為頭號強國。凱恩斯建議政府這只“有形之手”通過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干預經濟，以彌補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失靈。踐行凱恩斯主義的“羅斯福新政”最終幫助美國走出了大蕭條，同時提高社會福利緩和社會階層矛盾，美國在戰后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霸主。

　　這一階段屬于大周期初期。

　　2）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二次大論戰、大分野，新自由主義興起，市場化、全球化成為主流。

　　“二戰”后凱恩斯主義被西方國家奉為圭臬，政府在宏觀調控、中觀產業、微觀企業、社會福利等領域進行廣泛干預，實現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

　　但到了70年代，由于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美國經濟出現了高通脹與高失業并存的滯脹現象，凱恩斯主義對此無法解釋與應對。滯脹的成因除了兩次石油危機帶來的成本沖擊以外，主要是此前美國為了追求過高就業目標而實施過度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產生了嚴重弊端，凱恩斯主義受到挑戰。

　　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奧地利學派、新自由主義等紛紛興起，古典主義精神復興。貨幣主義認為通脹是貨幣現象，應嚴格控制貨幣供給；奧地利學派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供給學派強調減稅、控制赤字，激發供給側活力。

　　受益于新自由主義思潮、供給側改革、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美國達到大周期鼎盛階段，迎來了低通脹、高增長的“大緩和”時代，扮演“世界警察”。西方國家大多實行新自由主義和通貨膨脹目標制，美聯儲主席沃爾克采用緊縮貨幣來抗擊通脹，里根上臺后，實行減稅、放松管制、私有化等供給側改革，帶領美國戰勝滯脹，經濟迎來了低通脹、高增長的“大緩和”黃金時期；對外，隨著前蘇聯解體，美國贏得“冷戰”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勢力蔓延至中東、東歐、亞太等全球各個角落，扮演“世界警察”。

　　這一階段屬于大周期從初期到達頂部。

　　中國的改革開放趕上了大周期的主升浪，市場化、全球化成為主流思潮，中國依靠改革開放開啟快速追趕。在這一階段，“按勞分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先富帶動后富”取代“平均主義”，激發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率，改革開放40年創造了經濟增速超過9%的奇跡，綜合國力大幅提升。

　　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三次大論戰、大分野，凱恩斯主義、民粹主義、逆全球化等重回歷史舞臺。經濟社會大周期回擺至百年前。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享受了全球化、科技進步、國際秩序穩定的紅利期。但貨幣超發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嚴重的全球性資產價格泡沫，美國尤為嚴重。2008年美國次貸違約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面臨“二戰”后最嚴重的“大衰退”，堪稱百年一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跟1929年大蕭條類似，都經歷了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以及收入分配差距大幅拉大，引發了經濟社會大周期的一系列問題，埋下了周期輪回的種子。

　　新自由主義再度受到挑戰和批判，凱恩斯主義復興。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聯儲推出三輪QE，2020年疫情美聯儲甚至推出無上限QE，過度依賴貨幣超發乃至現代貨幣理論，刺激資產價格泡沫，拉大財富差距，缺乏結構性改革，進一步削弱了美國競爭力。

　　于是，經濟社會大周期的車輪再次啟動，貧富分化、民粹主義、逆全球化、強人政治、地緣沖突、國際秩序重建等均是當前經濟社會大周期階段的必然現象。

　　2008年以來屬于大周期末期，舊秩序面臨挑戰，舊周期正在結束，新秩序和新周期正在開啟。

　　3  從大周期看俄烏局勢的根源和本質

　　過去40多年，中國通過市場化改革，融入全球化，超前大規模建設基礎設施，重視教育，以及實施積極的產業政策，將資源投入到生產性領域，大幅提高經濟增長潛力和全球競爭力，經濟實力在國際上大幅提高。2021年中國GDP規模達114.4萬億元（17.7萬億美元），穩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美國占全球GDP比重分別超18%和23%。中國GDP相當于美國的約77.0%。2000-2021年，中美經濟規模差距從9.1萬億美元快速縮減至5萬億美元。中國有望在十年左右躍升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深遠地改變了全球政經格局和治理版圖。

　　于是，中美經貿關系發生了深刻改變，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美產業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以及中美在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治理上的差異愈發凸顯，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重大轉變，鷹派言論不斷抬頭。部分美方人士無視事實，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挑戰美國經濟霸權，中國進軍高科技挑戰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中國重商主義挑戰美國貿易規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挑戰美國地緣政治，中國發展模式挑戰美國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

　　自2008年以來，美國進行了重大戰略調整，奧巴馬時期提出“戰略東移”“重返亞洲”，試圖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等遏制中國，最終由于美國忙于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殘局和特朗普政府退出而虎頭蛇尾。

　　自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爆發，并不斷升級至科技、金融、地緣、意識形態等領域，雖然打打停停，多次談判并簽署貿易協定，但顯然貿易協定并非美方的底牌和訴求，美方試圖通過貿易戰收取關稅利益并讓制造業回流美國，通過科技戰遏制中國創新活力，通過金融戰獲得更多打擊中國經濟的手段，通過地緣戰搞亂中國及周邊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通過輿論戰混淆是非欺騙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是最本質的是遏制中國復興、維護美國霸權，這就是底牌。

　　2021年拜登上臺以后，雖然大幅更改了川普時期的政策，尤其是修復跟盟友的關系，但在遏制中國上延續了川普的戰略思路。

　　由于美國逐步把中國視為頭號競爭對手，并進行“戰略東移”，集中資源和精力試圖遏制中國，這就給歐洲東部、俄羅斯西部、中亞等地區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

　　冷戰時期，美國一直把前蘇聯視為頭號競爭對手，并拉攏中國對抗前蘇聯陣營。冷戰后，美歐領導人違背了對俄羅斯的歷史性承諾，北約不斷東擴至前蘇聯加盟共和國，2004年吸納了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由于烏克蘭新任領導人的親西方傾向以及積極要求加入北約和歐盟，使得俄羅斯的地緣空間被大幅擠壓。

　　俄羅斯總統普京作為國際政治的資深玩家，利用了這一歷史性契機，果斷出兵烏克蘭，在大國博弈的天平上投下重注。

　　這就是俄烏局勢的根源和本質。

　　現在美國外部同時面臨與中國的經濟科技競爭，以及與俄羅斯的地緣代理人戰爭；內部面臨生產性下降、過度消費、過度負債、制造業萎縮、產業空心化、競爭力下降等弊病長期侵蝕，日益衰落的國力越來越難以維持舊有的國際秩序，昔日霸權露出了衰敗的征兆。但是美國日益衰落的經濟實力，與仍然強大的軍事實力并存，增加了國際秩序動蕩的不確定性。

　　阿富汗撤軍、俄烏局勢顯示了美國投射全球影響力能力的衰落，應對疫情失敗、依賴超發貨幣、通脹創40年新高、資產價格泡沫、財富差距拉大、社會階層撕裂、缺乏結構性改革等顯示了美國國力和治理能力的衰落。

　　根據達里奧對債務周期、內部沖突周期和外部沖突周期三個維度的研究，我們當前面臨：1）全球貨幣超發、債務擴張難以為繼；2）全球貧富差距拉大、階層固化、社會撕裂，民粹主義抬頭，內部秩序鴻溝難以彌合；3）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衰弱，逆全球化抬頭，地緣沖突加劇，外部秩序面臨重構。

　　按照歷史經驗，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隨后必將遲早引發全球秩序的重新洗牌，區別只是這種調整是以戰爭還是以和平的形式進行。一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不斷變化，這既是軍事斗爭的結果，更是經濟發展競爭的結果，各國國力增長速度不同、技術突破、組織形式變革等“生產性”因素均將帶來世界大國間的興衰變化。

　　21世紀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極化，美國如果要繼續單方面主導國際秩序將越來越困難，這種變化首先是從經濟格局開始的，現在政治和軍事格局也開始隨后調整。俄烏沖突便是經濟社會大周期演變的必然現象。

　　種種跡象表明，我們可能正處在大周期末期，舊周期和舊秩序開始解體。舊的勢力范圍收縮，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各個新勢力崛起，在舊秩序的廢墟上博弈，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區域秩序乃至國際秩序。

　　4  展望與應對

　　根據經濟社會大周期規律，美國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中國，而是如何解決自身的“生產性”下降、過度消費、貧富差距太大、民粹主義、特里芬難題等問題。20世紀8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維持經濟霸權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貿易戰，而是里根供給側改革和沃爾克遏制通脹，成功地修復了美國的“生產性”和競爭力。

　　中國面臨的真正問題也不是美國，而是自身如何進一步建設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開放體制、高質量發展和創新發展，貿易戰本質上是改革戰。更深層次來看，中國需要制定新的立國戰略，即面對未來經濟社會大周期形勢演化趨勢以及世界秩序重建，確定一種對我有利的長遠戰略定位，類似當年英國的大陸均勢政策、美國的孤立主義，以及中國當年的對內改革開放、對外韜光養晦。中國對內的立國戰略十分清晰，即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外方面，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系是中美關系，中美關系的本質是新興崛起大國與在位霸權國家的關系模式問題。

　　在新舊周期和秩序的轉型動蕩時期，中國需要保持戰略定力，避免卷入到地緣沖突的泥潭，在大國博弈中權衡均勢，爭取戰略主動和機遇。

　　中國需要在美國回歸到本國利益優先思維的大背景下，樹立并宣揚一種對全世界人民具有廣泛吸引力的美好愿景和先進文明；在美國回歸貿易保護主義的大背景下，以更加開放大氣的姿態走向世界，堅定支持全球化；在美國四面開戰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建立與東南亞、歐洲、日韓、中亞等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實現合作共贏，堅定支持世界和平發展事業；在美國陷入依賴貨幣刺激的大背景下，堅定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加大在科技創新、高端制造、新基建、教育等生產性領域的投入，同時適當調節收入分配，讓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人。

　　歷史是有周期規律的，凡是不斷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斷學習進步、增強“生產性”的國家，就會不斷強大；凡是固步自封、失去改革動力、“生產性”下降、阻礙時代進步的國家，不管多強大，都必將走向衰敗。時間將給出最終答案。

　　表儒里法，內圣外王。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