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王小魯

本文系作者參加“全球通脹與應對研討會”暨《全球通脹與衰退》新書發布會上發表的主題演講。

　　今天會議的主題是講全球通脹，但我主要關注的方面是國內經濟，所以今天我想談的題目是中國經濟走勢及影響因素，當然也會涉及到通脹問題。

　　一、關于當前經濟走勢

　　大家知道，我們近兩年來經濟經歷了大幅度起落。疫情期間，2020年的一季度經濟大幅度下滑，之后逐漸走向恢復，2021年的一季度經濟有一個大幅度的反彈，增長率上升到18.3%，但一季度以后，經濟增長逐步下行，到四季度，同比增長只有4.0%。

　　如果我們再看其他一些經濟指標，下行的趨勢更明顯。工業增加值，服務業生產指數，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這些指標，除了固定資產投資以外，其他幾個指標全年的增長指數都看起來都不錯。但如果我們看年末的情況，工業增加值已經從全年的9.6%已經下降到12月的4.3%，服務業生產指數降到3.0%，固定資產投資降到1.6%（這個1.6%是根據累計增長數值推算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降到1.7%。而且要注意的是，1.6%和1.7%都是現價的增長率，如果做了價格平減，那么固定資產投資應該是大幅度負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接近零增長。所有的指標中，最好的指標是進出口。出口總額按美元計價，全年實現了接近30%的增長率，到了12月份仍然保持在20%以上，這是所有指標中最亮眼的一個指標。

　　關于工業生產，我們再來看看全國99種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變化。在統計局公布的99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一季度負增長的產品在99種產品中間占4種，負增長的產品占比是4%。到了二季度，負增長產品上升到23種，三季度上升到48種，四季度上升到50種（四季度數據是截至11月末，12月份的數據尚未包括）。負增長的產品數超過了正增長的產品數，即超過50%的產品是處在負增長狀態。

　　這些負增長產品中間，包括了鋼材、有色金屬、水泥、汽車，各種家用電器等大宗工業產品。這與統計局公布的工業增加值12月份增長4.3%相比，所反映的形勢有明顯不同。

　　根據各方面統計指標，我們可以對去年和今年的經濟形勢做一個簡單的判斷。去年上半年經濟大幅度反彈，下半年迅速回落。這個回落中間，一個突出的因素是2020年的基數前低后高。在這個基數之上計算同比增長，當然2021年的增長就會是前高后低。但在剔除這個因素之后，我們可以看到整體經濟減速的趨勢仍然是明顯的。

　　其中出口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出口在去年經濟增長中起了重要的拉動作用，就是說外需在拉動經濟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整體經濟增長現在看來已經回歸到過去10年來增長下行的通道。從這個趨勢來看，2022年經濟繼續減速的可能性很大。

　　我們看一下中國經濟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增長趨勢。圖中數據做了兩年移動平均，目的是減少波動，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中長期的變動趨勢。我們可以看到，從1978年到2008年，經濟增長大體上是圍繞10%上下波動的，平均增長率大致在10%。從2008年以后，雖然經歷了雙寬松，經歷了大幅度的貨幣放水和政府大規模投資，但是經濟增長呈現了持續下滑的趨勢。我們從圖上可以看到，經濟增長從2008—2010年的高點一直在下降，到現在這個趨勢已經超過10年了。在這個過程中，有不少經濟學家曾經認為，中國脫離高速增長軌道后會進入一個中高速增長的平臺。但是我們從已經發生的情況來看，實際上沒有這樣一個平臺，經濟是在持續減速。

　　二、經濟增速下行的短期和中長期原因

　　經濟減速的影響因素是什么？我想談談在這方面的看法。

　　首先是短期影響因素。2021年哪些因素影響了經濟增長？為什么前高后低的情況如此明顯？我想有幾個因素，一個是關停民營教育培訓機構對經濟增長起了負的作用。因為民營教育機構已經發展到大約一千萬人就業，突然間停掉，造成大規模失業，這對經濟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第二個因素是雙控帶來的能源緊張和從9月份開始的各地區拉閘限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這期間，由于全年的煤炭增長嚴重滯后于經濟增長，所以造成了越來越突出的能源短缺現象，到了9月份，煤炭短缺加上各地為了完成雙控任務拉閘限電，這些加在一起對經濟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

　　另外一點，關于共同富裕這個口號提出以后，出現了某些錯誤的解讀。比如有些廣泛流傳的說法認為，共同富裕就是要均貧富，就是要打擊資本，是一場大的戰役，要對資本開戰了。盡管這些說法后來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糾正，但是仍然導致了民營企業的普遍擔憂，市場信心不足的現象非常突出。

　　剛才說的是短期因素，中長期因素有哪些？我認為2008年以后出現了長期的結構失衡，這個結構失衡還在延續。產能過剩、消費需求不足、債務堆積、生產率下降，這些是主導經濟增長逐步下行的背后因素。那么這些因素的關鍵在哪里？我認為關鍵是在投資和消費之間的比例失衡：投資率越來越高，消費率越來越低，兩者之間不成比例。過高的投資率是大量行業出現過剩產能的背后原因。

　　近年來，我們看到投資在減速，特別民營企業在自發地縮減投資，這是一個自發的市場調節現象。因為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理性的企業行為不是擴大投資，而是縮減投資。而且縮減投資有利于整體的宏觀調節。盡管它在短期不是利好的因素，因為短期投資下降當然會促使經濟下滑的趨勢更加突出，但是，從長期來看，為了恢復結構平衡，縮減投資是必要的。

　　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若干領域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有待于落實，有些領域公平競爭不到位，行政干預比較多，營商環境欠理想，這些因素都是制約我們近些年來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

　　為什么會出現結構失衡？我認為長期的貨幣擴張和過量的政府投資是結構失衡的主要原因。

　　我們來看一看投資和消費之間的比例失調，或者叫結構失衡，是個什么情況。我們看到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00年左右，我們國家的消費率基本保持在60%以上，平均在63%左右。但從2000年到2010年，出現了一個消費率的大幅度下滑，從63%降到了49%。2010年以后有緩慢回升，但2020年也僅僅是54%，消費率仍然比過去正常狀態的消費率低了約10個百分點。

　　而投資率或者叫資本形成率是什么情況？資本形成率在2000年以前，基本保持30%到40%之間這樣一個水平。這個水平在世界上來看已經是高投資了，世界各國的投資率遠遠低于我們百分之三十幾的投資率。但是在2000年之后的十年間，我國的投資率從33%突然上升到47%，提高了十多個百分點。這期間發生了什么情況呢？是貨幣大量供應和政府的大規模投資。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在2008年到2010年的這段時間。

　　2010年以后，投資率有一個回落，但現在仍然在43%以上的水平，這個水平仍然比過去常態的投資率高了將近1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與過去的常態水平相比，投資率高大致10個百分點，消費率低10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況下，想再不斷地靠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就會是失衡加劇，產能過剩加重，效率越來越低，拉動效果越來越弱，同時，積累更多的債務，同時擠壓居民消費，使得消費對經濟的帶動能力進一步下降。

　　結構失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認為長期的貨幣擴張和過量的政府投資是結構失衡的主要原因。從2000年到2015年，廣義貨幣M2年均增長16.9%，GDP年均增長9.7%，M2比GDP增長平均高了7個百分點以上。當然，我們還可以問，2000年以前貨幣供應增長也遠遠高于GDP，為什么以前沒有發生嚴重的問題，而現在造成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剛才王忠民理事長已經做了一些解釋。就是說當時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這期間出現了兩個現象。一個是產品的商品化，即過去不屬于商品的產品進入了市場，商品化了。另一個現象是生產要素的資本化，即過去很多生產要素不是資本，在改革期間變成了資本。它們產生了對貨幣的大量需求。因此，改革早期的產品商品化和要素資本化對于吸納貨幣的超速增長起了關鍵的作用。

　　再后來，我們看到產品商品化的過程和要素資本化的過程基本完成了，貨幣還在高速增長。這個時候為什么仍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通貨膨脹？我們看到了貨幣超發，但是，通貨膨脹指數如果看CPI 和PPI，它們長期以來都很低。特別PPI，過去十年來，多數年份是負增長，只是去年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我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不斷投資積累形成的產能過剩，抑制了工業品的價格上漲，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看到，凡是存在產能過剩的領域，不管發了多少貨幣，價格都漲不起來。因為對于企業來講，誰先漲價誰就是找死。產品還賣不出去，你不降價競爭，反而漲價，你不是找死嗎？結果別人產品賣掉了你的產品賣不掉。這是一個制約通貨膨脹的最主要的因素。CPI長期以來高于PPI，因為CPI中包括農產品和食品，一些基本的消費品是農產品和基于農產品的加工品。對農產品來講，不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而在更多的工業品領域，都存在產能過剩。因此，這個機制導致了過去價格沒有突出的上漲。

　　但是，貨幣增發不斷鼓勵投資，致使產能不斷擴張，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同時出現了另一個情況，貨幣大量進入房地產領域，結果房價、地價變成了天價。什么推動的？主要是貨幣推動的。除了貨幣推動以外，還有一個因素：各地的土地一級市場由地方政府壟斷，而壟斷條件下的土地價格一定是高于均衡價格的。

　　2015年以后出現什么情況？從2015到2021年，M2年均增長9.4%，和以前  相比緩和多了，理性多了。但是同期GDP年均增長只有6.2%，M2增長仍高于GDP增長3.2%。同時，政府投資也有所減緩。但是由于貨幣增長仍然快于經濟增長，所以杠桿率還在繼續上升，金融風險還在繼續擴大。

　　三、關于通脹、貨幣、宏觀政策的一些看法。

　　2021年出現了高通脹。表現在PPI全年高達8.1%，按月度看，12月上升到10.3%。這個高通脹是哪些因素導致的？我認為有外部輸入的因素，但是對中國的情況而言，以內部因素為主。為什么這么說？我們可以看到，在剛才講到的能源和原材料供應短缺的情況下，煤炭價格領漲PPI增長，有些月份煤炭價格上漲超過200%，整個煤炭行業全年出廠價格上漲45%，領漲了工業品價格。這種情況引發了價格上漲的連鎖反應。

　　另外一個因素，2020年的M2增長10.1%，超過GDP增長7.8個百分點。10.1%總體來看不算太高，但是2020年GDP只有2.3%的增長率。M2超了那么多，它可能對通脹帶來了一定的滯后效應，通過一段時間的遲滯反映到價值指數上。

　　因此，從這些情況來看，我認為未來的宏觀政策需要保持審慎。我們的宏觀政策需要和結構政策相協調。既然經濟持續下行是結構失衡導致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貨幣刺激于事無補，而且會加劇失衡，擴大金融風險。

　　最近幾年實體經濟增長緩慢，有人說貨幣供應還是不夠，貸款還是發少了，還要多發，因為實體經濟還存在融資難的問題。融資難的問題是怎么來的？除了一些結構性問題，比如小微企業融資難，這是體制和結構問題造成的，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即貸款大量流向房地產業，房地產業吸納了全國貸款非常大的一個部分。在這種情況下，要解決實體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是不是靠松信貸就能解決？我認為難以解決。需要解決的是體制上的問題，也包括土地和房地產市場存在的體制問題。

　　另外，關于政府投資，目前基礎設施投資的空間已經相當有限了，我們該建的基礎設施建得差不多了，進一步的過量投資會導致效益惡化，債務負擔加重，并且會擠壓居民消費，不利于未來的內需改善。

　　我們的投資和消費結構有待于繼續調整。在我看來，消費率需要至少恢復到60%以上，比較理想的狀況應該是在65%到67%這個區間。投資率要降回到30%到40%之間的區間。

　　未來要改善內需，恢復增長的動力，要讓消費帶動內需的潛力發揮出來，需要什么條件？我想突出的一點，就是有賴于政府的支出結構轉變，著力改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

　　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F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