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北大光華

　　本文作者：劉俏（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要提升TFP增速，增加對基核產業和節點領域的投資

　　對比了1987年與2017年中國生產網絡的變遷，在越發密集的生產網絡中，那些明顯增多、越發突出的中間節點行業成為了關鍵。

　　它們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在過去三四十年的發展中，中國人已經習慣了以市場為基礎的交易活動，通過國家政策，大量投資匯聚到這些節點行業，帶動上下游出現了很多市場主體，最終形成了1.5億個微觀經濟單元。他們把各個行業用市場化交易的方式連接在一起，而發生在節點行業的技術變革和沖擊通過生產網絡傳遞，產生了可觀的溢出效應和倍數效應，從而帶動著中國經濟增長。

　　然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從十年前開始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開始超過美國，自此一直蟬聯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同時，GDP也超越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中國的經濟增速開始下行。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由資本的增長、勞動力的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下稱“TFP”）的增長來解釋。在推進工業化進程中，我國的TFP增速是很高，但在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之后，第三產業（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開始逐漸超過第二產業（制造業）。

　　一個國家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就很難繼續保持很高的TFP增長，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底層邏輯。要保持中國經濟健康穩定發展，應對TFP下降，就必須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拉動TFP增速最需要的是數量巨大的投融資，而“再工業化”、 “新基建”、“碳中和”等投資熱點行業領域，都可能成為TFP增速的來源。

　　以碳中和領域為例，根據2016年正式實施的《巴黎協定》減排任務測算，2021年至2050年，全球用于碳減排的總投資規模至少須約達131萬億美元，已經提出“3060”目標的中國，在實現“碳中和”過程中需要的投資規模或將達到255萬億元人民幣。

　　經濟增長動能和增長模式劇烈變革的時代已經來臨，在新舊動能轉換期間特別需要投資。在內生增長理論中，干中學效應推動經濟增長，離不開投資和生產規模擴大。此外，新技術通常附著在新資本中，基于投資對TFP增速的強大推動作用，為了保持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大力增加對基礎產業和核心產業（下稱“基核產業”）的投資，特別是增加對節點行業和節點領域的投資。

　　建立基于廣義價值而非GDP的政策體系

　　債務泡沫的出現及隨后的泡沫破裂導致金融危機，這是對于金融危機的一般認識。然而對于整體價值（CV）高的經濟體，其實施積極政策的空間更大，投資機會更多，這個結論是否依然成立呢？對于國家整體信用或是整體價值，以GDP作為錨定是否會高估了一個國家爆發金融風險的可能性？是否會導致一個國家在需要通過積極的投融資推進經濟增長時顯得過于保守？

　　對于這些問題，我在研究中發現，政策空間大的國家，即使信貸上升速度快，未來出現金融風險的幾率也不高。當一個國家投資效率較高時，政策空間對防范金融風險的作用更為顯著。而積極宏觀政策產生理想效果的前提，是擁有較大的政策空間，新增信貸主要配置在實體經濟領域，且大量的經濟微觀主體從政策中受益。

　　傳統的投資率、杠桿率衡量以GDP為錨，過高估計了投資率和金融風險爆發的可能，會導致政策制定者在面臨不利經濟狀況的時候采取過度謹慎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政策的失當，反而加劇了危機爆發的風險。

　　劉俏認為，整體價值比較大的國家，積極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比較大，而當采用積極的政策回應時，往往能夠避免金融危機的爆發。

　　這一發現挑戰或是補充了經典經濟學關于金融危機成因的理論。我們的研究顯示，這一結論（傳統的金融危機成因）對整體價值大、政策空間足、投資機會多、投資效率高的國家并不適用。

　　以國債置換地方債，將釋放地方投融資活力

　　我國目前仍需要大量投資產業變革過程中的諸多關鍵領域、節點行業。而如何構建新的投、融資體系，則是宏觀政策體系需要直面的重要問題。將宏觀政策錨定我國的整體價值（CV）而非GDP，這將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積極實施提供更為開闊的空間，這在目前經濟結構劇烈轉變、新舊動能交替的大背景下極為重要。

　　與此同時，我國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不應局限于當期的GDP或是當前GDP增速，而應該轉向幾個“有利于”：有利于新動能的出現，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有利于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有利于1.5億個大中小微和個體工商戶保持活力；長遠講，有利于國家整體價值的提升，有利于形成強大的國家核心競爭力。

　　對于政策措施，我認為可以采用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以考慮以國債置換地方政府債務，釋放地方政府投融資活力。同時規范投資，強化市場化資源配置，新增資金投入關鍵領域和節點行業，包括雙碳目標、中小企業扶持、共同富裕、新基建（5G/6G、地空天通信網絡）、生育福利、基礎研發、美麗鄉村、人力資本投資、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務體系等。

　　這些領域都是未來構建新發展模式、構建新文明形態所需要投資的基礎核心行業和領域，要從宏觀政策的角度做相應的底層邏輯和構想的調整。

　　（整理自劉俏教授于2月24日在2022年兩會前經濟形勢和政策展望分析會上的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作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是亞太地區最優秀的商學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