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余永定

　　非常高興和林毅夫教授一起討論中國經濟的前景和經濟政策?；叵肫饋?，十年前我曾應北大《經濟學》季刊的邀請，與韋森、張軍、張曙光各自寫過點評新結構經濟學的文章。十年過去了，新結構經濟學有了哪些進展，我自己也非常關注和感興趣。

　　非常遺憾，《中國經濟的前景》和《論中國經濟的發(fā)展》這兩本書我收到的時間很短，讀得不細，所以在這里先分享一些簡單的感想。

　　新結構經濟學將稟賦結構與有為政府有機結合

　　我記得《經濟學》季刊曾經發(fā)表過羅德里克、斯蒂格利茨等經濟學家對新結構經濟學的評論。羅德里克對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所做的評論是什么？他說，結構主義最中心的觀點是發(fā)展中國家在本質上與發(fā)達國家不同，比如制度、文化背景、發(fā)展階段等方面，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中心思想是人們對激勵作出反應，把兩套思想結合起來，就能產生一套新的發(fā)展經濟學。

　　我認為羅德里克說得很準確。

　　在我看來，新結構經濟學有兩個非常關鍵的概念，一個是稟賦結構，另一個是有為政府。新結構經濟學實際上是把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也就是力圖把傳統(tǒng)發(fā)展經濟學中結構主義的精髓，與主流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思想，二者結合起來。這是一種非常值得稱贊的努力方向。

　　林毅夫教授認為，經濟增長過程也是產業(yè)升級的過程。我認為這一點也很重要。因為我們以前學的經濟增長理論不談產業(yè)，只談資本，人均資本或者是資本的裝備程度，其中沒有產業(yè)之分。新結構經濟學考慮產業(yè)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考慮到結構問題。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過程也是產業(yè)升級的過程，而一個國家的產業(yè)升級要建立在給定時點上、特定要素稟賦狀態(tài)的基礎上，這是一個要點。在沒有市場扭曲的情況下，市場結構將會給出必要的信號引導先驅/先導企業(yè)根據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來重新配置資源，實現產業(yè)升級。但是，由于存在市場扭曲，國家應該介入，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糾正這種扭曲，使企業(yè)得以實現符合要素稟賦結構變化的產業(yè)升級。這些話是林毅夫教授十年前說的，我覺得這樣一個命題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的經驗，我大體認同林教授的這些觀點。

　　同時我還想補充一點，根據我們最近這十年的經驗，即便沒有市場扭曲，市場選擇也可能不是最佳選擇。這一點也很重要。特別是我們這些在西方受到所謂正統(tǒng)經濟學教育的人，應該對這點有充分的認識。經過這幾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我覺得我們對這一點已經有了越來越深刻而明確的認識。市場必須有，市場應該成為決定資源配置的基礎，起決定作用，但是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并不是一切，國家必須發(fā)揮它的作用。

　　當然，政府必須是有為政府，而不是無效政府、昏庸政府。在很多發(fā)展中國，政府把市場搗亂了，政府干預越深，市場運作被破壞越嚴重，根本談不上糾正無效市場的問題。在中國，我們的政府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應該繼續(xù)發(fā)揮必要的作用。但也要堅決避免亂作為！

　　比較優(yōu)勢要基于國家利益最大化這個前提

　　比較優(yōu)勢理論證明了國際分工的好處，但是，比較優(yōu)勢理論并不能告訴我們應該具體生產什么勞動密集型產品，怎么生產，生產多少。這些生產角色一般而言只能由市場決定。

　　上面說的是產品。但是，就產業(yè)發(fā)展而言，情況要復雜很多。比如斯蒂格利茨講過，國家無需受限于傳統(tǒng)的資源稟賦決定的發(fā)展方式。如果韓國讓市場自行運動，就不會走上成功發(fā)展之路。靜態(tài)的生產效率要求韓國生產大米，如果韓國真這樣做的話，今天可能是最高效的大米生產國之一，但仍然會是一個窮國。這是斯蒂格利茨的觀點。

　　追溯歷史，1791年漢密爾頓在《關于制造業(yè)的報告》中就提出，一些國家在其經營多年且日臻完善的產業(yè)上所擁有的優(yōu)勢，對于那些想把這些產業(yè)引進本國的國家來說，是難以逾越的障礙。同一產業(yè)在一國是新生產業(yè)，在另一國是成熟產業(yè)。比如棉紡織業(yè)在美國是新生產業(yè)，在英國是成熟產業(yè)，希望兩者在質量和價格相同的條件下競爭，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行的，所以漢密爾頓主張必要的貿易保護。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1789-1846）在這方面也有很多論述，他認為美國和英國實行的是“踢掉梯子”的政策，不讓后來者追趕，尤其是登頂，因而通過關稅等措施，保護自身那些將來有機會形成比較優(yōu)勢的產業(yè)，最終自己成功登頂，而不是被對手捷足先登。所以他認為僅靠市場決定是不行的，國家應該推行必要的保護措施。

　　不僅如此，李斯特還認為伴隨分工的應該是民族團結感（sense of national unity），而這是我們現在都不談的事情，他當時是談的，獨立和共同目標以及生產性力量之間的合作?？梢娎钏固厥菑膰依孀畲蠡那疤岢霭l(fā)，來考慮產業(yè)體系建設和國際分工的。他同亞當·斯密的最大不同是，后者是個全球主義者，認為對英國好的就一定對世界好。然而我們知道這種觀點在現實世界中是不能成立的。對于所有民族國家，特別是大國來說，按比較力參與國際分工是不夠的，參與國際分工應該與建立相對完整產業(yè)體系的努力相協(xié)調。

　　相對完整的產業(yè)體系意味著發(fā)展能力、發(fā)展?jié)摿Γ幢阗Q易伙伴“踢掉梯子”，你依然能夠登頂。比如，沒有鋼鐵機械制造和某些高科技產業(yè)，一個大國就可能永遠失去進入先進國家行列的機會。韓國在早期確實重視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yè)，甚至生產假發(fā)作為其非常重要的出口產品之一，但是它很快就把注意力轉向了發(fā)展重工業(yè)。當時韓國為什么要這么做？韓國的經濟學家說是出于國家安全考慮。所以，國內政治和地緣政治因素在做經濟決策的時候起到很大的作用。

　　另一個重點是，在發(fā)展產業(yè)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國家安全。因為對中國這么一個大國來講，能源、糧食、國防這些方面是必須要建立的，這跟比較優(yōu)勢無關，而是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做的。我想強調的是，把比較利益（優(yōu)勢）和一個國家為了生存和發(fā)展所需要保護其特定產業(yè)的發(fā)展的這樣一種必要性結合起來，也就是把市場競爭和政府的必要干預結合起來，是任何一個發(fā)展中大國所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

　　總而言之，我認為新結構經濟學符合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實際經驗。這種方向我是完全贊成的。

　　新結構經濟學的新進展

　　十年過去了，新結構經濟學有些什么發(fā)展、什么進步呢？在我看來，最明顯的一點的就是新結構經濟學在學科建設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績，在高校出現了相當數量的新結構經濟學研究機構，出現了一批相當數量的、有影響力的新結構經濟學研究者，后繼有人。

　　同時，我認為新結構經濟學在學術思想上也在取得進展。舉例來說，從收入《論中國經濟發(fā)展》這本書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新結構經濟學對稟賦結構的升級進行了更為仔細的分類和討論。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稟賦結構是其分析的出發(fā)點，也是產業(yè)分析的基礎。

　　新結構經濟學將稟賦結構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要素稟賦結構，第二類是制度稟賦結構，第三類是自然稟賦結構。為了更好地制定與實施合理的產業(yè)政策，新結構經濟學將產業(yè)分成五大類，這是我過去沒看到過的，包括追趕型、領先型、轉型型、彎道超車型，戰(zhàn)略型，并針對這五類產業(yè)的特點提出了相應的產業(yè)扶持政策。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

　　我對新結構經濟學的政治主張也沒有什么不同意見。我相信新結構經濟學的擁躉在未來必將使新結構經濟學的內容更加豐富，邏輯更加嚴密，實用性更強。

　　方法論仍需完善

　　那么我對新結構經濟學有沒有批評意見？有的，學界對新結構經濟學提出過不少批評與建議，我現在主要想談談方法論方面的。

　　我認為，一種強有力的理論，必須能夠對經濟現象有很強的解釋力，對未來的發(fā)展方向有一定的預測能力。對歷史的解釋可以看作是向后的預測，對未來的預測可以認為是向前的解釋。而所謂“解釋”，就是把特殊具體的現象納入事前已經確立的一個或幾個普遍命題之中。新結構經濟學同其他經濟學理論一樣，首先要對經驗進行歸納，提出最基本的命題。為了能夠進行富有創(chuàng)新性的歸納，新結構經濟學還須建立相應的概念體系。

　　愛因斯坦在談到物理學理論時指出，理論物理學的完整體系由三者所構成：概念、被認為對這些概念有效的基本原理（包括基本假設、基本公式、基本定律等），再加上用邏輯推理得出的結論。這些結論必須同我們各個單獨經驗相符合，在任何理論著作中，推導出這些結論的邏輯演繹幾乎占了絕大部分篇幅。馬克思也說過，“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睌祵W是一種形式化的邏輯演繹方法。

　　我并不是想說任何經濟理論都要運用復雜的數學，說實在的，我不贊成這種傾向。我想說的是什么？對一種可以稱之為理論的理論來說，在給定概念和基本假設體系之后，學者應該能夠通過邏輯演繹的方法，推導出在概念和基本假設中已經蘊含、但又無法直接觀測或難以直接觀測到的結論。

　　這些結論不是通過歸納法得出的，而是在已有的概念和通過歸納法得出的基本命題體系中，通過演繹的方法闡述出來的。例如，馬克思從再生產理論中的概念、假設和原始命題出發(fā)，通過演繹推理得出了社會總產品增長的動態(tài)路徑和兩大部類平衡發(fā)展條件。

　　列寧在23歲時寫的一篇文章，收錄于《列寧全集》第一卷。我發(fā)現中國學界看過這篇文章的人很少，但我建議你們讀一讀，很有意思。列寧修改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兩大部類有機構成不變”的假設。馬克思當然知道有機構成是變的，但是他當時想強調的是在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tài)下，兩大部類難以協(xié)調發(fā)展要，為簡化分析，做了“不變”的假定。列寧修改了這一點，強調第一部類可以獨立發(fā)展，然后通過演繹推理得出了俄羅斯雖然貧困，但貧困并不能阻止資本主義在俄羅斯發(fā)展的結論。民粹派認為因為貧困，資本主義在俄羅斯是沒法發(fā)展的。列寧就是從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出發(fā)，反駁了民粹派。其理論的政治后果是什么，就毋庸贅言了。

　　蘇聯時期的領導者則從列寧的模型中演繹出了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的政策。蘇聯時期的經濟學家費爾德曼用清楚的數學語言描述了對“現在消費”還是“未來消費”的選擇，到底現在就應該滿足我們當下的消費需求，還是為了滿足未來的消費需求而現在選擇少消費、多投資？費爾德曼把它理論化，得出了消費增長的動態(tài)路徑。

　　我想強調的是，一個成功的理論不能僅僅是對某些經驗的歸納，盡管正確的歸納十分重要。我認為，具有很強的可演繹性是經濟學或者任何一種理論最能吸引人的地方。

　　我希望新結構經濟學在理論的可演繹性上再下些功夫，這方面有許多工作可做。相信林毅夫教授和他的弟子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必將能使新結構經濟學成為一門更完善，可以為政府提供更為確定、具體的經邦濟世之策的學問。

　　本文原發(fā)于：北大國發(fā)院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