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北大光華
本文作者：劉俏（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2022年，雖然我們急于作別肆虐已久的新冠疫情，但它還是磨蹭著不愿離去。遵循完全不同的底層邏輯，采取截然迥異的政策路徑，中美兩個大國在過去一年都交出了相對亮麗的經濟成績單。我國經濟2021年增速為8.1%，名義GDP超過了114萬億元，人均GDP已經達到1.25萬美元的發達經濟體入圍水平；美國經濟同期增長了5.7%，名義GDP總量超過了23萬億美元，人均超過6.9萬美元；按近期市場匯率計算，我國的經濟總量大約為17.9萬億美元，已經超過了美國四分之三的水平。如果經濟總量可以反映人類社會發展水平，相較于深陷疫情的2020年，走過崇山峻嶺的人類文明正從又一個低谷中開始反彈。
2月1日，伴隨著北京的一陣細雪，虎年在平靜中到來。瑞雪兆豐年，然而，站在新的一年的開端，人們對未來的期待中卻帶有一些不安，對已經發生的和正迎面而來的一切滿懷疑惑——全球經濟艱難復蘇背后，舊有的規律和人們習以為常的智慧大多在無可救藥地瓦解著；習慣了對歷史進行線性外推的人們，突然發現他們熱切期待的“常態化”的世界可能永遠都不會再像熟悉的從前。
求解經濟穩定發展問題的過程，其實暗潮洶涌。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于去年下半年開始顯現，雖然全年增速超過8%，但第三季度增長已經跌破5%，第四季度更是只有4%，穩增長壓力變得前所未有的巨大；2021年我國全年人口只比上一年增加了48萬，出生率已經下降到千分之7.52，勞動年齡人口（注：16-59歲）也從2011年的峰值9.4億下降到8.8億，伴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齡化程度在加劇，我國年齡在65歲及以上的人口總數已經超過2億；宏觀經濟表現搶眼的同時，1.5億個市場主體中數量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業者卻普遍面臨消費需求不足、成本上升、預期減弱的嚴峻挑戰——宏觀經濟表現與微觀主體業績脫節已經成為我們發展過程中屢治不愈的頑疾；直接投資達到14.76萬億元，通過上下游拉動超過百分之三十GDP的房地產行業在去杠桿、產業結構調整、新舊動能轉換的大背景下，受到政策的強烈約束，投資增長速度已經大幅下降，在投資拉動的底層邏輯依然有效的情況下，什么行業能以同樣的體量崛起成為新的增長動能；穩增長，保投資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然而，在現有的宏觀政策架構下，財政政策如何精準抵達？當存款準備金率已經下降到8.4%這個區域時，通過積極貨幣政策大力提升流動性的空間又在哪里？……
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在“破”與“立”之間，我們該如何調整自己的認知體系，從而與多年經濟發展沉淀形成的底層邏輯、顛覆式變化著的世界、臥虎藏龍的內心平和共處？
推動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進步，我們需要夢想家和思想者，他們的思考溫暖如夏日田野里涌出的風，幫助我們透過更長的時間維度，認知這個時代第一性的問題；我們需要實干家和美好生活的建設者，他們充滿熱情和行動力，通過他們定義美好和建設美好的不懈努力，用腳步丈量通向未來的道路；我們需要批評者甚至是否定者，他們的批判性和爆發力，在山河滾燙時提醒我們冷靜克制，不固守在自己熟悉的邏輯體系里，選擇不去正確地回答錯誤的問題；不“立”不“破”，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新的視角去認識我們這個時代那些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構性問題的本質，花費笨功夫，下決心去做那些必需但是難以改進的事。“真正的尋找之旅不在于尋找新的疆域，而在于找到新的視野（普魯斯特）?！?/em>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宏觀經濟政策的架構和目標體系。2021年，在龐大體量貨幣、財政激勵措施的雙重推動下，美國經濟實現了較為明顯的復蘇，增長勢頭預計將延續至2022年，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債務歷史性地突破了30萬億美元，與GDP比例更是高達130%。雖然快速擴張的政府債務帶來了通脹風險，但在財政和貨幣政策強力刺激下，美國居民和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80%。在新的經濟運行邏輯下，貨幣超發與物價上漲之間的因果關系已經不再像經典理論預測的那樣直接——事實上，對于大部分經濟學家，美國最近一輪通脹水平大幅上揚背后更多地對應著因疫情帶來的供應鏈阻滯和勞動力供給不足。跳出慣常接受的理論、重新認識美國經濟政策與經濟表現之間的關系，當我們不再選擇用自己的濾鏡去看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和政策選項的多樣性時，我們對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認識是否可以再積極一些？畢竟，公共債務從來不是規模問題，它一直都是該如何提高使用效率的問題。
一直以來，我們制定經濟政策時錨定的宏觀經濟變量是GDP，但GDP是一個相對狹義的概念，反映的只是一個國家在某個年份的國內總產出，它難以衡量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國家的資源動員能力、國家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能力、一個國家國民的生活質量和財富水平。衡量一個國家整體經濟實力更合適的指標是“整體價值”，即一國未來所有年份產生的GDP折現到當下的現值之合。在文明變革更替的時代，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經濟政策的出發點不應僅僅是提升GDP，而應該是提升國民的生活質量和財富水平。當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是提升價值遠遠大于GDP的“整體價值”時，是否意味著我國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不應局限于當期的GDP總量或是增速？是否意味著未來我們可以從更加積極的政策取向角度去思考未來宏觀政策的總體架構，進而采用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大量的實證證據已經顯示，“整體價值”遠大于GDP的國家往往能夠承受更高的債務率和相對激進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也有足夠大的財政空間去對沖經濟生活中的下行風險，而且這種能力往往在那些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比較高的國家或經濟體中表現更為突出。中國無疑身屬其中。
基于這個思路，我國宏觀政策的目標體系應該轉向如下幾個“有利”：有利于新動能的出現，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有利于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有利于1.5億個市場主體保持活力；從長遠講，有利于國家“整體價值”的提升，有利于強大的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形成。對政策目標體系的重新梳理，可以帶來全新的政策架構：例如，我國能否發行期限為40年的碳中和專項債，用于支持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所需的龐大投資？我們是否可以適當修訂《中央銀行法》，允許央行在更大限度內買賣政府債務，投資企業債、公募基礎設施REITs、甚至上市公司的股權，以此豐富中央銀行調節市場流動性的工具箱，更好地為急需大量投資的節點行業和節點領域注入豐沛的流動性？
我們憂慮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下滑，擔心不斷減少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制約我國經濟未來的發展，但是，我們能否換一個視角來解決“漸行漸遠的人口紅利”問題？我們有沒有認真考慮過衡量勞動力投入規模更適合的指標并非勞動力數量，而是他們的有效工作時間（effective working hours）？我國2.9-3億的農民工中將近2億屬于異地打工，因為戶籍或是“市民”身份的缺失，他們的平均有效工作時間只有一個城鎮就業人員的一半左右——相較于城鎮就業人員一生平均45年左右的工作時間，農民工在45歲以后因子女教育、就業機會等原因將很難在城市里繼續工作，遑論持續的人力資本投資，這減少了三分之一的有效工作時間（15年）；因為異地打工，每年春節或是農忙他們一般在老家要待兩個月，相較城市就業人員而言又少了六分之一的工作時間。如果我們轉換解決問題的視角，更為積極地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讓他們能夠真正在城市居住下來，不用輾轉于城與鄉之間，這兩億人每人補上的二分之一的工作時間，是否相當于我國將比目前多出整整一個億的勞動年齡人口？
“城市無邊的夜色，圍裹著不曾徹底生活過的生命；他們像紙片一樣被折疊起來，悄無聲息地喘息在沒有色彩的夢里。”2021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為2.5，這種因身份差異所帶來的不平等是我國收入不平等最大的來源之一。通過戶籍制度改革、租賃住房建設、公共服務體系投資等舉措，讓農業轉移人口能夠平等分享因”市民”身份所帶來的稟賦資源——更好的教育、更好的醫療資源、更好的就業機會、更大的跨越階層的可能性等，減低因身份差異帶來的收入不平等和發展機會不平等，這是不是構建更加公平正義的新型社會關系、實現共同富裕更為有效的舉措？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承載了太多人的夢想和無奈，讓人欣喜若狂，也讓人痛苦絕望；但它足夠大，大到可以容納眾多微不足道的個體或高貴或卑微的努力；他們是這個時代的實干家、夢想者、美好生活的建設者和忠實的守望者；他們對美好生活的祈望、豁出去放手一搏的勇氣、平凡中其實并不平凡的堅持和努力，像一束束微光匯聚在一起，照亮無聲且漫長的歲月，成就了這個偉大時代的種種傳奇。
風起云揚，萬物盛開。你好，2022！
(本文作者介紹：作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是亞太地區最優秀的商學院之一。)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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