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瓊

　　從國際上看，小微貸款的發展經歷了從被神化到被質疑。Milford Bateman 等人的《全球小額貸款的興衰：發展，債務和幻滅》（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microcredit： Development， debt and disillusion）一書，比較全面地匯集了國際上對小額貸款發展的實證研究，提出反思和質疑。     這本書源自于2015年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在秘魯舉辦的“微型金融，發展和債務”（Microfinance，Development and Debt）研討會，會后各研究者繼續深入研究，形成了本書。這是一本有完整邏輯的論文集。

　　一、書的主要內容

　　本書第一部分有68頁，介紹了全球小額貸款理論和實踐發展的總體情況。第二部分有184頁，是一個國別研究，包括秘魯、巴西、哥倫比亞、墨西哥、孟加拉、柬埔寨、印度、摩洛哥、南非的情況。第三部分有30頁，是政策建議。

　　20世紀80年代小額貸款的興起，背后是新自由主義思潮，作為和過去以國家力量為中心的進口替代及工業化發展道路不同的選擇，小額貸款以就業為基礎，將資金注入勞動力豐裕的非正規部門，推動非正規部門的發展。尤努斯創立的格萊珉銀行1983年正式獨立運行，1989年尤努斯稱格萊珉銀行的實踐證明小額貸款對大規模消除貧困起到重要作用（但第三方的研究不太支持這個結論）。早期小額貸款資金部分來源于捐贈和補貼，這和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原則不完全相符，而且隨著小額貸款規模的擴大也不可能繼續依賴于捐贈和補貼。因此強調商業可持續、收益能覆蓋成本、追求盈利的小額貸款理念興起，但仍保持使窮人受益的社會使命目標，小額貸款從福利主義走向制度主義。

　　21世紀初期，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確達到了窮人能比較容易地獲得小微貸款，小微貸款供求之間的鴻溝基本消除的狀態。聯合國將2005年定為國際小額貸款年，2006年尤努斯獲諾貝爾和平獎，這使小額貸款運動達到了頂峰。

　　小額貸款運動的轉折點出現在2007年，墨西哥最大的小額貸款銀行Banco Compartamos上市，大家發現它對客戶脫貧的作用很小，倒是讓投資者獲得高額利潤。這一方面使微型金融行業發展受到更多批評的聲音，另一方面卻刺激了更多逐利資本進入。2010年8月印度最大的微型金融機構（MCI）SKS上市，它和它的競爭者的過度放貸導致印度安德拉邦2010年11月后出現小額信貸危機，幾十個借款人自殺（作者稱為印度小額貸款的“明斯基時刻”）。全球商業化的小貸行業充斥著貪婪的投資者、機會主義者、激進的私有銀行，窮人成為獵物而不是受益者。

　　Rhyne（2001）發現，在商業化小額貸款開始的最早的玻利維亞，小額貸款并沒有起到消除貧困的效果，而且導致普遍性的個人過度負債的負面效應，到2010年前后，有更多實證研究表明小額信貸失靈/崩潰（microcredit meltdowns）。這方面最重要的一個研究是由英國政府資助的Duvendack等（2011）開展的研究，研究目的是評估英國在非洲和亞洲的小額貸款項目的作用，研究結論是沒有發現小額貸款明顯的積極作用，報告結尾稱全球小貸運動是建立在沙子一樣的基礎之上。Banerjee等（2015）總結了6個隨機對照實驗（RCT），發現小額貸款對窮人的生活水平的改善、貧困程度的減輕，都沒有明顯的作用，相關社會指標同樣沒有改善。

　　Davis（2006）年就提出，小貸不能解決造成貧困的根本問題，而且使客戶更陷于非正規就業市場，Bateman（2010），Bateman和Chang（2012），Bateman和Maclean（2017）等都提出，小貸增加了低勞動生產率的非正規小微企業和不穩定的自雇傭者數量。Rodrik（2015）和UNCTAD（2016）提出，小貸的“反發展”缺陷導致不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e）、非正規化（informalise）和原始化（primitivise）。

　　世界銀行（2014）認為，小額貸款對增加金融的普惠性（包容性，inclusion），滿足窮人原來未能滿足的金融需要還是有好處的。Norbert Haering（2017）報告表明，增加金融普惠性對金融精英有益。小額貸款行業對窮人沒有形成實質性的凈福利，倒是使商業化小額貸款的提供者致富。例如在南非，最大的兩家小額貸款公司的CEO躋身南非最富有的50人之列。更深層次看，這與Epstein（2002： 1）定義的金融化的資本主義有關，即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在經濟運行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小額貸款是金融化的一部分，讓全球的貧困人群也金融化了，通常增加了過度負債、不穩定和剝削。Klapper和Singer（2014）等人提出擔心，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小額貸款可能會潮水般地向不發達國家的窮人涌入，使得現在已有的過度負債問題更加嚴重。現在這個趨勢已經非常明顯。

　　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在進入后新自由主義的數字化時代時，反思小額貸款發展模式歷程和它對發展的負面效應，幫助重新思考和重新設計對小額貸款的有關政策和業務模式。尤努斯曾聲稱小額貸款將幫助我們在有生之年消除貧困，小額貸款也曾被發展經濟學看作解決發展問題的萬靈丹，但它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已被實踐證明是一個失敗的經濟和社會干預實踐。中央政府和地方社區層面都需要重新思考小額貸款該如何發展，以什么方式來替代。

　　二、評論和思考

　　這本書的觀點大都是基于實證研究基礎上的，筆者認為書中觀點有一定道理，對小額貸款發展作用的客觀評價和反思非常必要。但中國的小額貸款到目前為止還是積極作用更大一些，和書中寫的那些不發達國家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一是工業化進展。書中提出要解決發展中國家大規模的貧困問題，首先要發展大工業，這觀點完全正確。配第-克拉克定理早就總結過從農業、工業到第三產業的三次產業演進規律。大工業發展推動經濟結構升級。這和我以前寫的《隨著經濟發展，小微企業占比會減少嗎？》（https：//mp.weixin.qq.com/s/uSz9ODb_FFYgQiWwl-xn1w）中提到的自雇傭率與人均GDP顯著負相關、在中低收入組和低收入組國家中小微企業的貢獻率更高的規律總結是一致的。書中講到墨西哥等一些國家小微貸款發展分流了大工業發展所需資金，起到了固化微型企業“貧困陷阱”的負面作用，小額貸款利率較高，使得小額貸款機構和投資者獲得暴利，加劇而非縮小了貧富差距。如果普惠金融的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大工業、改善經濟結構和產業升級，更能解決貧困的根源，減貧和發展經濟的效果會更好。但發達國家和中國并不是這樣。

　　中國并不存在工業化或基礎設施不足的問題。中國已經建立了世界上最齊全的工業門類，2020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世界比重接近30%，超過美國、日本、德國之和，連續11年保持為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我國已邁向后工業化社會（1994年開始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超過了第二產業，2013年開始第三產業的GDP占比超過了第二產業）。十八大報告判斷中國“工業化基本實現”，十九大報告提的是要“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的目標是2035年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我國人口基數龐大，大工業無法容納全部的就業，因此我國小微企業占企業數量、就業人口的比重和國際比較來看較高。隨著工業自動化、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大工業能吸納的人員更少。而且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人口就業出現新的特點。今后仍然需要發展中小微企業，鼓勵靈活就業。

　　和墨西哥等國相比，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和改革開放之初，采取了壓低居民存款利率、以低利率為工業部門融通資金的金融抑制政策，在工業化任務基本完成后，再推行利率市場化（2013年開始中國第三產業的GDP占比超過了第二產業，同年中國人民銀行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發展小微貸款、普惠金融，是一條順序正確的路徑。

　　二是發放貸款主體和利率水平。書中提到印度、秘魯等國家，因為逐利的資本進入小額貸款行業，設定了較高的利率水平從中獲得超額利潤，加深了借款人的負擔。而巴西等一些國家的小額貸款更多是國家主導的，比純商業化資金主導的小額貸款利率更低。中國情況和巴西類似，小微貸款發放的主體仍是正規金融機構，特別是更重視社會價值實現的國有商業銀行起到“頭雁”作用，小額貸款公司等只起到補充作用，因此總體利率并不高（本文第三部分也比較了中國的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在國際上處于合理、較低水平）。所以幾乎并不存在印度等國家近于高利貸的小額貸款壓榨了借款人的問題。

　　相反，中國近年的問題是在政府和監管部門的指導、要求下，國有銀行的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可能低于商業可持續的正常利率。2021年3月，銀保監會、住建部、人行聯合印發《關于防止經營用途貸款違規流入房地產領域的通知》。一般來說，住房按揭貸款風險低于經營性貸款，利率應該更低，不存在將經營性貸款挪作住房貸款的套利機會。存在這種套利機會也表明經營性貸款的利率過低。這種過低的利率也可能導致小微企業過度借入經營性的小額貸款。

　　中國對小額貸款的效果也有一些實證研究。多數發現小額貸款有助于提高農民福利水平，例如譚燕芝等（2016）（注1）。鐘潤濤（2018）發現中國普惠金融發展的正、負經濟效應同時存在，普惠金融與經濟發展及金融業整體發展之間均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即發展普惠金融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存在一個適度的“最優解”（注2）。

　　這本書里所指出的，曾經存在對小額貸款作用的拔高和過度支持，以及發展小額貸款導致過度負債等問題，中國也一定程度上存在，需要借鑒教訓盡量避免。

　　注1：譚燕芝，眭張媛，張子豪．農村小額貸款公司網點布局及支農成效研究——基于東中西部355家農村小額貸款公司實證分析．經濟問題2016（8）．

　　注2：鐘潤濤．中國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及經濟效應研究．遼寧大學，2018．

　　(本文作者介紹：金融從業者，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