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凱恩斯主義的哈羅德-多馬、新古典主義的索洛和結構主義的劉易斯二元發展等三大主流經濟增長模型，以及后來的新結構主義要素稟賦結構變動增長理論，都或多或少地解釋了中國建國以來GDP增長的來源。然而，凱恩斯主義的增長理論，雖然強調國家的作用，但仍然建筑在微觀為一元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當然他們相信政府用宏觀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投資需求可以抹平蕭條而促進一國的經濟增長。而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理論，其分析對象是既定一元市場體制的國民經濟，側重點在要素價格機制調節各種要素最優配置，以及廣義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等方面。而結構主義的增長理論，其場景是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二元結構的發展中國家，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演化的過程中，重點分析勞動力要素從農村農業低生產率領域向城市工業高生產率領域轉移推動的經濟增長過程，結構性城鄉就業供求及勞動力價格調節是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配置的動力機制。不論之間有著對國家作用和市場作用，或者發達經濟與發展中經濟的不同看法，但其微觀經濟基礎，都是一元的市場經濟體制。

　　新結構主義經濟學，與上述理論相比，較為貼切中國發展歷程地分析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從1978年以來源于要素稟賦結構后發優勢的增長奇跡。認為，以一個經濟體在每一個時點給定、隨著時間可變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為切入點，來研究決定此經濟體生產力水平的產業和技術以及交易費用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等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決定因素和影響。其主張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應從其自身要素稟賦結構出發，發展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和經濟社會的發展。1

　　我認為，這是系統解讀中國經濟奇跡在經濟學理論上一個獨特的創新性的進展。

　　然而，中國的特殊性在于，她是一個體制從計劃向市場，結構從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雙二元轉型的經濟體。而且，其體制并不如同東歐諸國和俄羅斯一樣5年左右時間完成了瞬時轉軌，而是一個漸進了40余年二元體制還沒有完成并軌的國家。因此，筆者認為，新結構主義經濟理論可能并不能準確地解釋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也有可能不能深刻地分析我們今天和未來國民經濟面臨的風險和挑戰，還也可能不能夠找出未來中國還能保持理想經濟增長速度國家應該作為（重深化改革，還是重其他）的戰略和對策安排。

　　其不足很可能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1）對結構和體制雙二元轉型經濟體的針對性不足。中國作為一個經濟體，最明顯的特殊性就是特長周期的二元經濟體制，同時又是一個二元結構轉型的國家。二元結構的要素剩余，主要是指農業中自然存在的結構性剩余勞動力；而體制性剩余要素則是指由于體制扭曲，因城鄉和國有企業中閑置和低利用的勞動力、資本和土地。對于二元體制經濟客體，新結構主義經濟學方法也可能存在對此針對性方面的缺陷。對體制扭曲性剩余分析，最需要的思路和方法還要用二元體制的學理邏輯和框架。

　　（2）通過體制改革釋放活力還是通過宏觀調控政策刺激流動性獲得經濟增長潛能的區別。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在向一元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中國家，增長潛能在結構性的剩余要素之中，當經濟趨于蕭條時，實行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注入流動性，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等方式利用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可以支撐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但是，在二元體制經濟體中，經濟增長的潛能，在于扭曲鎖錮的各類生產要素和資產價值。財政和貨幣總量性政策刺激無法糾正體制扭曲，只有體制改革才能釋放被禁錮的要素生產力和資產市場價值。

　　（3）新結構經濟學強調資源豐富國家公共租金管理政策的作用，但實踐中如果過度化會產生相反的負作用。其主要政策主張之一是從資源商品收入中拿出合理的一部分用于人力資本、基礎設置和社會資本的投資，以對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提供因勢利導的支持。從中國經濟的實踐看，全口徑的政府宏觀稅費收入占GDP一度曾達到過38%，高于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平均宏觀稅負水平；特別是地方政府將農村城郊集體土地低補償征用后，當作公共資源在行政壟斷性的競價平臺出讓，形成收入絕大部分歸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但是，教育、醫療、養老和居住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務投資相比基礎和其他公共設施投資不足；大量的土地出讓資金和債務源源不斷地投入交通水利基礎設施和樓堂館場等設施；每一項重要的產業支持都由部門和地方政府來集中投入辦大事，于是芯片、電動車、風和太陽能、合作社和鄉村振興等諸事政府補貼泛濫，騙補套現之風四起。結果是：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比例長期呈下降趨勢，而且城鄉間、居民間收入差距沒有縮小，其資產擁有方面差距也同時在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產業資源配置信號和競爭機制受到扭曲，經濟增長乏力。

　　（4）政府有為既有正作用，有時也會有政府過度作為和亂作為的負作用。市場有其失靈的方面，如信息不對稱、生態破壞、環境污染、食品安全和貧富差距等等，需要由政府對其進行有為的調節和彌補。從正作用看，中國確定年度及中長期發展目標、制定五年發展規劃、部署年度經濟工作，各部門和各地實施規劃和部署，并且檢查評比和各地競賽，促進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然而，一些地方政府的過度作為和亂作為，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作用：如在排污、碳排放、拆除違建、食品和生產安全等諸方面，缺乏因事、因企、因地精準治理，管控上往往出現諸如“拉閘限電”這樣“一刀切”的行動，成為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來源；一些地區形成各環節預算軟約束下的地方政府大上項目、平臺企業大幅舉債、國有企業熱衷墊資建設和國有銀行放心給地方投資平臺和國企發放貸款的“追求新政績—不還舊債務—越積債越多”的惡性循環；本來由市場調節和法律規范的經濟運行，政府和各行政部門限制性規定越來越多和越來越細，就業、投資、建設、銷售等前置的證書、資質和評價，過程中的驗收、調研、評比、檢查、整治和罰款等等，也多如牛毛。如此種種，影響了經濟主體的營商環境，干預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加大了企業應付體制扭曲的成本，成為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實際上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家們，大多都認為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均有不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運行和發展規律分析和實踐指導的不足，采用了農業傳統部門和工業現代部門結構轉型的分析邏輯和框架，形成了結構主義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但是，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其在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上，認為對于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政府集中和分配資源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他們強調國民經濟資本積累、工業化過程、計劃調節和人口控制的作用；特別是在對外經濟戰略和政策上，采取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給出的策略建議是不引投資和多借債資；而提出的體制和政策安排是進出口配額管理、匯率官定和高額關稅。然而，拉丁美洲是實施早期結構主義經濟發展偏重政府主導理念的地區，與偏重市場調節主導理念和實施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的日本、韓國、中國臺港和新加坡等東亞地區相比，前者在經濟發展方面20世紀二戰后早期似乎有一定的成長，70年代開始乏力，20世紀后期則因經濟負、零和低增長而進入了稱之為拉美失去的20年；而東亞上述諸地區二次世界大戰后卻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2021年，中央和國務院，陸續頒布了有關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建設高質量市場體系的意見，2022年初中央主要領導簽署了集體土地直接進入建設市場的法令。時至今日，需要避免實踐上對新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的曲解，防止一些部門和地方出現二元體制的拉鋸和膠著，甚至一些方面計劃體制的復歸。中國轉型的關鍵任務仍然是二元體制向社會主義一元市場經濟體制并軌，并且也只有繼續深入地進行大力度的體制改革，才能促進二元結構的加速轉型，釋放新的生產活力和價值潛能，加速經濟增長，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和進入初步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因此，二元體制視角的經濟分析，可能也是中國經濟解釋和發展戰略及政策制定方法論主要的邏輯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重構發展經濟學的框架．經濟學（季刊）．2011，10（01）．P1-32．

　　2．周天勇．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演變．發展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

　　3．樓堂館場：指過度豪華的教育醫療文化等事業單位設施，政府、人大、政協和各局委辦辦公樓宇，各類會堂、供過于求和豪華的圖書館、博物館、成就展覽館、科技館，各類面積很大的廣場等。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