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盤和林

　　數字產業創新發展正在迎接著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基于中國情景下的相關法律制度建設卻顯得相對沉寂。開展數字經濟的相關立法工作，是數字經濟戰略部署的重要環節和關鍵保障。G20領導人峰會也已連續五年向全球呼吁把標準、知識產權與數字產業互動當作保障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議題。據了解，目前國內已正式出臺數字經濟方面地方法規的有浙江省和廣東省等。12月30日至31日，《廣州市數字經濟促進條例》（下稱《條例》）經廣州市第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六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描繪了廣州數字經濟發展的全景圖，待省人大常委會批準后將正式實施。這也標志著廣州將成為全國首個出臺數字經濟立法的省會城市和國家中心城市。

　　廣州市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和“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樞紐城市，發展數字經濟具有明顯的技術和產業優勢，并已呈現出豐富多樣的發展生態。《廣州重點產業白皮書—數字經濟》數據顯示，2020年廣州市GDP超2.5萬億元，其中數字經濟產業增加值規模已超過8000億元，同比增長15.2%，占GDP比重約32%。此次《條例》起草繼續堅持頂層設計與廣州實際相結合，同時緊密銜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實施方案》對廣州的定位要求，提出工業數字化、建筑業數字化、服務業數字化和農業數字化，并分四章整體表述了產業數字化這一概念。不僅兼具落地性和實效性，更挖掘了廣州在數產融合發展中的產業鏈條齊全、創新要素匯集、應用場景豐富等優勢條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引領性。

　　此次《條例》提出注重推動數字技術與產業、消費融合發展，在打造數產融合全球標桿城市的目標下，廣州數產融合標桿城市建設將具備3大發展優勢。

　　鮮明政策旗幟為數產融合指明發展方向

　　搶占數字經濟新高地，建設數產融合標桿城市需要鮮明的政策旗幟指引，廣州在這一方面先行先試。2019年10月，《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實施方案》印發實施，廣東省明確以廣州為核心創建數字經濟創新發展全省試驗區。2020年7月，廣州市出臺《廣州市加快推進數字新基建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進一步貫徹落實了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新基建的決策部署。2021年5月，《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發布，明確提出了發揮廣州數據資源豐富和應用場景多元優勢，將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作為戰略引擎工程。6月，《廣州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試驗區產業導則》印發實施，再次提出強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對高端產業的引領功能，將廣州建設成全球數產融合標桿城市。負責本次《條例》起草、制定的相關負責人也表示，凡是有利于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多寫、規制性的慎寫，以調動全社會發展數字經濟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可以看出，接連出臺的行動計劃與重點任務方案，在更好的發揮政策工具調節效應、服務數字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讓人們切實感受到了“廣州態度”和“廣州速度”。

　　特色區位優勢為數產融合鍛造發展引擎

　　傳統區位優勢很大程度指的是交通連接外部的暢通度和便利度，但在數字經濟的賽道上，除了地理角度的便利位置外，更注重的是信息網絡節點的區位優勢。具體來看，包括數據的流通性、信息的聚合度以及智能化使用等，突出地依賴無形的“信息高速公路”。因此，能否把市場信息和實體經濟聚合起來并智能化運用，才是關鍵。廣州市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試驗區優越的區位條件，使得眾多數字經濟巨頭集聚試驗區。數據顯示，截止2021年上半年，廣州數字經濟試驗區內注冊企業超8萬家，同比增加約1.2萬家，數字經濟核心產業企業1.03萬家。區位優勢賦能下的發展引擎一旦形成，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會更加明顯。然而，廣州市也要謹防落入“地理區位優勢陷阱”，區位優勢的發揮要以能夠獲取到有效的市場需求等多種條件保證才能“自動”地釋放。

　　一流營商環境為數產融合提供堅實保障

　　營商環境是決定市場活力的制度性條件，是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重要著力點。從不同維度看，良好的營商環境通常具有便利性、公平性、透明度、法制化和國際化等特征。市場競爭歸根結底是各類市場主體之間的競爭，不同企業出于各自利益需求參與競爭，好的營商環境會降低市場主體制度性交易成本。作為擁有深厚商業底蘊的“樣板城市”，廣州完備的市場體系減少了數據要素流動障礙，在營商環境方面具有極強的優勢，這種情況下自然會形成百鳥筑巢的效應。但長遠上看，未來全球營商環境的國際評價將更關注產業和市場主體，需把握好以企業需求為導向的改革方向。本次《條例》也強調，營造良好發展環境，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及其他國際合作平臺在數字經濟領域的交流合作，構建數字經濟全要素發展體系。未來各類數字經濟市場主體“用腳投票”做出的選擇將成為營商環境保障數產融合的最好證明。

　　然而，我們也要清楚地看到，雖然政策支持、區位優勢和營商環境等為廣州市數產融合標桿城市建設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但產業數字化還是需要因產施策。例如由于農業生產的自然屬性，依賴自然資源，生產經營方式單一等行業屬性，農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壁壘較高。雖然一些區域農業產業探索建立了一些數字化、信息化平臺，但從實際效用來看，還有一部分仍是僅停留在“環境數據屏幕化”“表格數據可視化”的初級階段。因此，在推動數產融合標桿城市建設過程中，行業異質性下的數產融合驅動模式仍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探索。

　　(本文作者介紹：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