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昉

　　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我多年來關心的問題。此次會議，我圍繞如何通過降低“三育”成本來提升生育率提出一些個人觀點。

　　一、中國過早出現的低生育率及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1．中國面臨“未富先老”。人口老齡化這一社會現象已發生在多數發達國家，并且其老齡化程度已達到較高水平。發達國家包括挪威在內，很早就進入老齡化，現在老齡化程度也比較高了，而且還在繼續發展。同時，我們也看到發展中國家的老齡化程度迅速趕超。除了一般規律之外，中國人口老齡化還有三個特點。第一，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老齡人口。目前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是18%多一點，未來會繼續下降。但是，中國60歲及以上的人口已經占到世界20%左右，并且將來還會保持在這個比例，也就是說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老年人口總量。第二，中國老齡化可能是全世界發展最迅速的。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將率先在老齡化程度上趕上發達國家，超過發達國家，然后才會慢慢地平緩下來。第三，未富先老。中國老齡化是在人均GDP比較低的情況下發生的。如果按照老齡化來排位的話，中國老齡化的世界排位遠遠超前于人均GDP的世界排位。這三個特點應該成為未來需要把握的重要國情。

　　2．中國正在經歷“未富先小”。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相對過去正在逐漸變少。15-59歲勞動人口自2010年達到峰值后，近10年一直處于負增長狀態，平均以每年幾百萬的速度減少。這說明勞動年齡人口正在逐年萎縮。與此同時，預計我國可能在2025年之前還會達到人口總量峰值。屆時，我國人均GDP或將達到1.3-1.4萬美元，并不算富裕。這種現象應叫做未富先老。同時，由于勞動人口減少，人力資源緊缺，資源重新配置空間縮小以及資本回報率下降等等一系列沖擊，我國經濟發展從供給側逐漸減速，未來將遇到更多的需求側制約。

　　從未富先老再演化下去，可以說正在出現未富先小。相對來說，過去人口不斷變大，但是現在開始在變小。中國有兩個重要的人口變化轉折點。第一個是2010年，15-59歲的勞動人口2010年到達峰值之后一直是負增長，每年以幾百萬的速度在減少，勞動年齡人口在萎縮。第二個是2025年之前，可能會達到人口總量的峰值。第一次人口轉折點帶來勞動人口減少，人力資源緊缺，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變小，以及資本回報率下降等一系列沖擊，導致潛在增長能力和實際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降下來了，我們已經看到了過去十年的情況。第二個轉折點，2025年之前人口達到峰值后經濟增長會越來越遇到需求側的制約。第一次人口轉折點導致中國供給側的新常態，第二次人口轉折點將導致中國需求側的新常態，并且越來越會制約中國的經濟增長。

　　二、中國扭轉低生育率的機會仍然存在

　　1．扭轉低生育率的關鍵在降低“三育”成本。中國當前總和生育率為1.3，低于世界很多國家，大幅度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率（2.1）。《柳葉刀》一篇文章曾指出，導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可歸結為婦女接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避孕工具的可獲得性。然而這兩方面均為社會進步的產物，因此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或將無法避免。然而，這是指從很高水平向更替水平下降。從低于更替水平向上回升，則另有影響因素。根據我國國情，為使我國生育率回升至盡可能接近2.1，我國政府提出降低“三育”成本的政策，即通過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來促進生育率的提升。該政策或將在很大程度改善生育率持續走低的現狀。

　　我們還有沒有機會來扭轉低生育率的狀態？全球有生育率高的國家，比如一個家庭平均有5個、6個孩子，也有像中國一個家庭平均1.3個孩子這樣低生育率，還有低于中國大陸的，例如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澳門地區，還有韓國總和生育率都接近或者低于1。聯合國在調查人們生育意愿的時候，發現不管在什么樣的國家，在非洲也好，北歐也好，大多數回答兩個孩子是希望要的家庭規模。也就是說，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大體上也是意愿生育水平。但是，實際生育率不是這樣，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家庭面臨著不盡相同的社會經濟因素影響和制約。要使生育率往上回升到盡可能接近2.1的更替水平和意愿水平，我國政府還是抓住了關鍵，提出降低“三育”成本的政策。“三育”成本降下來，生育率回升就有希望。

　　2．影響生育率的主要因素：高撫養成本。

　　我認為，有四個方面的主要因素：

　　（1）生育年齡與就業年齡和收入年齡不對稱。我國當前處于最佳生育年齡即20-34歲的年輕人，尚處于職業的艱難攀升曲線上，其收入往往較低，并且工作不穩定。因此這兩點成為影響當代年輕人生育的主要原因。

　　（2）時間預算約束影響生育意愿。國家統計局曾在2018年研究得出，一個中國人平均每天在創造GDP活動上花費的時間為311分鐘，花在不創造GDP的活動上的時間為164分鐘（其中主要從事于家務勞動和照料等事項）。兩者比例為1：0.53。因此，一些經濟學家設想，若將家務勞動計入GDP活動，那么我國GDP將可提升53%左右。調查指出，中國女性平均每天花費15%的時間用于家務勞動。由于中國婦女就業率高，很顯然大部分女性沒有足夠時間與精力照顧孩子。因此時間預算的約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國的生育水平。

　　（3）缺乏工作穩定性和社會保障。當前我國非正規就業率已高達30%。這類就業人員往往薪酬較低，就業崗位不穩定，同時缺少社會保障，因此使得生育意愿下降。并不是缺崗位，而是一些群體就業和社會保障的穩定性不足，使得生育意愿下降。非正規就業近幾年看上去減少了，因為政府加強了對市場主體的注冊登記，統計上也逐漸歸列到其他不同部門，但是總的來看把自我就業和不被登記的就業加在一起的比例目前還高達30%左右，意味著就業的非正規性還是很明顯的。

　　（4）社會流動性差降低生育期望。相關數據指出，我國城市人口中約有71%的人擁有城市戶口，可以得到基本的公共服務，擁有社會保障。而29%沒有城市戶口的人中大部分來自農民工群體。農民工群體的收入和就業不穩定，無法享受與城鎮人口一樣的社會保障特別是養老保險等基本公共服務。同時由于新一代勞動者社會流動性差，其在改變社會地位、收入分組、教育水平和職業地位等方面均遇到很大的障礙，因此影響生育意愿。社會流動性差會降低對孩子未來發展的預期，從而降低生育意愿。同時，農村的戶籍人口中只有66%還在農村，農村有34%的勞動力流出來了，這34%和城市的29%是一回事，大概2.6億人口，這部分人沒有能夠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因此影響生育意愿。社會學家對社會流動的定義是父母這一代人對于孩子改善收入地位抱多大的期望。社會流動性差就意味著父母一代對自己孩子改變收入地位的期待并不太高。對孩子期待不高，為什么要把他生出來？因此一些人是不愿意生孩子的。

　　三、三次分配領域改革可以改善低生育率

　　1．初次分配領域。初次分配領域對于改善低生育率最為重要的是戶籍制度改革。該項改革能夠有效提高城市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性，穩定工作崗位，并將他們納入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以此來提高農民工群體生育意愿。

　　2．二次分配領域。再分配領域的改革關鍵在為所有人平等提供公共服務設施和基礎保障服務。這有助于縮小貧富收入差距，解除家庭后顧之憂，從而提升低收入群體生育期望。　

　　3． 三次分配領域。三次分配領域除通過企業捐贈、慈善事業和志愿者活動來對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外，企業應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例如，通過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減少員工加班時間等等來提升居民生活滿意度，從而有利于提升生育意愿。

　　注：本文為蔡昉在中改院和挪威城市區域研究所合作舉辦的2021中挪社會政策論壇上的發言（經本人審閱）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