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劉元春

　　一、貨幣體系兩大基礎的哲學角度：最優增長、權力與收益分配

　　最優增長和權利與收益分配，是我們在分析所有的貨幣構建體系中兩個最基礎的哲學角度。

　　一方面，如果把世界當成一個整體，最優貨幣供應是什么？這是最簡單的經濟學理論問題，新古典給出的最優貨幣理論就是盯住通脹。但從中國的角度來講，貨幣供應應該是在利益調整過程中有利于技術進步和增長的一種供應體系，它和通常的盯住制又不完全一樣。從這個角度可以認識到人類貨幣體系從貴金屬本位到紙幣本位，再到未來所謂超主權本位的邏輯或者數字超主權的邏輯。不管哪一種貨幣的供應，如果在最優貨幣供應上出現問題，一定會帶來很多宏觀上面的系統性的問題。就像凱恩斯所講的，黃金貴金屬一定是史前貨幣，而不是現代貨幣。任何一種技術性和自然屬性所規定的貨幣供應都無法真正匹配最優增長，這是回到黃金或者回到加密貨幣是死路一條的最根本的邏輯。

　　另一方面，誰發行貨幣，誰控制貨幣，不僅僅是一個公共品，更是一種利益收益和利益分配權利，是一種超級權利。因此在貨幣體系構建里面，不僅僅要在經濟增長中匹配最優增長，更重要的是還要形成利益分配與增長相契合的一種貨幣權利和貨幣收益的分配權。即使美元貨幣發行與世界的增長很匹配，但是，它所產生的利益格局與真實的權利格局是不一致的，因此肯定會發生沖突，不可能享受這種鑄幣權。我認為金德爾伯格陷阱是一個偽命題，老大不提供公共品，老二也不愿意提供公共品，這是不對的。老大提供不了公共品是能力的下降，但它絕對不會讓老二自然地提供公共品，這就是“我當皇帝，我不會因為我能力的下降就讓給別人”，因為這是一種不可讓渡談判的超級權利。所以，未來是沖突為主還是合作為主，貨幣的談判與商品的談判、主權的談判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這是利益分配中要思考的幾個問題。這不像在國內一般商品市場上的利益分配，它是一種超級政治權利的分配。美國絕對不會因為它的GDP下降就讓渡它的權利。任何一種貨幣掛鉤不是簡單地與GDP掛鉤，很重要的掛鉤在軍事上，因為它是暴力的另外一種象征。因此，主權貨幣包括貴金屬，鑄幣權是一種超級權利。它不可能改變貴金屬真實的供應量，但它可以改變貴金屬單位標價量。

　　由此衍生出第三點，國內貨幣變化與國際貨幣之間的轉化。因為國與國之間有主權，國與國之間有天然的自己的主權貨幣。即使在黃金本位下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貨幣，因為它只是銀行券，但銀行券有自己的波動，有自己相對的主權信用。國際貨幣收支、投資儲備這幾個特性如何與新的經濟發展相匹配，這是我們思考國際貨幣第一個很重要的角度。第二個角度就是利益怎么進行協調。當人類徹底脫掉貴金屬這一鐐銬后，貨幣運行是什么樣的。在1971年8月15號之前都是貨幣供應戴著貴金屬的鐐銬，布雷頓森林體系也是要和黃金掛鉤的。在這個體系里就要總結，整個牙買加體系世界宏觀的表現與牙買加體系前世界宏觀的表現。

　　事實上，很多人在研究一個現象，GDP波動率宏觀穩定性更強，GDP波動率而不是GDP增長率。二是通貨膨脹率，物價變動率是變動的概念。三是金融價格的波動性，這里表現的是實體經濟更為穩健，但金融領域波動性更強。這主要是新特里芬之謎帶來的，主權貨幣享有鑄幣權，必然通過逆差輸出貨幣，同時又通過金融項目的順差來使整個貨幣體系進行循環，從而達到基本平衡。這里包含了控制全球基礎流動性國家的運行模式和世界運行模式間的沖突：它的占比越高，和世界的契合度越高，它的本國貨幣最優規則和世界貨幣最優規則沖突就會越小，但任何一個超級大國都會有它的周期。任何一個帝國只要嘗到世界金融的味道后，一定會產生產業空心化，或者金融資本化和壟斷化。因此我們會看到即使是美國這么厲害的國家，一旦成為世界霸主，一定有這種霸主陷阱，這就必定會沉迷于利益再分配和利益創造中，而不是生產性創造。美國在生產性創造上也是很好的，但是它一定會金融化的。它作為世界基礎貨幣的供應者，為它的金融化打開了窗口。任何一種主權貨幣的形成和超級大國必定會衰落，它衰落后是不是另外一個主權貨幣來替代它？有可能，但歷史往往按照不太美好的想象進行，有些陷阱是人類會反復跳進去的，是超越不了的。

　　國際貨幣體系，不僅僅要選擇什么貨幣進行國際收支，選擇什么貨幣進行投資和計價，還涉及到這種超級利益的分配問題。這種分配一是美國享受的超級鑄幣權，二是它要通過這種循環平衡它的能力，這種平衡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通過金融項下進行資產不斷再定價再調整來剪羊毛，使外圍國家產生貨幣原罪的現象。貨幣原罪現象跟中心國家的新特里芬之迷必定是雙胞胎，同時，資產項下和金融項下也是雙胞胎。這些問題會讓我們看到伴隨金融化衰退的過程。

　　因此，中國戰略的思考就很重要了。這種多元體系是不是一個平衡體系，這是我們要考慮的一點。另外，多元體系會不會真正形成一種隱性的契約？還是一種顯性契約？自從WTO成立后、歐元體系成立后，我們認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可以聯合起來，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可以聯合起來，形成一個美好的未來。這當然很好，但會發現并沒有實現。美國種族分歧和各種階層的沖突好像是在加大，國與國之間沖突加劇，好像不像原來那么友好了。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會發現商品協議都達不成，貨幣協議更難，超主權國家之間的聯盟又是難上加難。所以，原來我們很多的夢想的確僅僅是夢，甚至就是烏托邦。但作為學者暢想烏托邦是學者的一種本份，一定要找到真正的地平線和指南針，這才是有意義的。

　　二、人民幣國際化要做實區域化戰略，以內循環為基礎，培育國家硬實力

　　第一，人民幣國際化的思路要發生一些調整，必須做實區域化的戰略。亞洲戰略是中國要從傳統超級國際化戰略逐步收縮，因為任何一個大國真正的崛起都是區域大國崛起，不可能天然是一種門羅主義，包括英國當年的大陸平衡論也是這樣。對于中國很重要的RCEP、CPTPP是中國在亞洲立足的兩個超級支點，同時我們的貨幣要為這個服務。

　　第二，中國要成為超級大國必須以內循環為基礎，對全世界定價權和全世界產業鏈有控制力。因此，中國國際化一定是將中國的金融池做大，使中國金融具有定價權和收益能力，將國際資本納入進來，形成國際國內的一種新的循環模式。

　　第三，貨幣背后的支撐不僅僅是一般的GDP和財政，一定是軍隊，一定是一個國家持續的綜合國力和軍事能力、科技能力三大硬實力的象征。上世紀九十年代，石油美元稍有波動，美國直接就打伊拉克。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石油美元出現了很多的變化，但美國能穩定整個石油美元的格局，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來源于它的超級軍事能力和超級創新能力。因此在貨幣考慮中一定要考慮到國家這個超級怪物，要考慮到未來的整個戰略格局，而不能從GDP的角度考慮國際貨幣的構架體系。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