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回首2021

　　2021年即將過去，這是十四五規劃的第一年，中國經濟走的并不容易。這似乎也預示了，在“世紀疫情沖擊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和不確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的大背景下，那種輕輕松松就過關斬將高歌猛進的好時光很難再現。

　　在各家媒體對2021年的總結中，我覺得第一財經雜志編輯部選擇的年度關鍵詞——Hard，最為精當。編輯部認為，Hard有三重含義，即監管之強硬，日常生活之不易，硬科技之蓬勃。

　　我看到Hard時，眼前立即出現的是很多活生生的場景。

　　比如，河北貨車司機金德強因衛星定位系統掉線，被“治超站”扣車說要罰款2000元，他聽后喝農藥自殺身亡。

　　夏天，家鄉河南突發洪災，幾百鄉親失去生命，太多商戶失去財富，鄭州有個做布鞋批發的商戶，在倉庫存了12萬雙布鞋，全被洪水浸泡，發霉、歪曲、開膠。他買了失火險，但沒有買洪水險。

　　我也從視頻中看到疫情管控下的哈爾濱，餐廳空無一人，經營餐廳的一對夫妻相擁著抱頭痛哭。

　　還有不少行業的飯碗，一下子就不見了。

　　前幾天又聽說某大城市的公務員明年要降薪，估計一年要降四五萬元。我能體會政府過緊日子的決心，但覺得，邁向共同富裕，盡可能還是不要從降薪開始。

　　這樣的時刻，悲觀和怨氣很容易生長，且很容易制造“假想敵”。事實上，很多問題是周期性、外部性、結構性、素質性等諸多因素纏繞所致，要正視，但完全不必自我否定。

　　這一年我參加了一些論壇，在幾乎所有發言中，我首先強調的都是中國的國運大周期沒有變。我經常舉例，1978年中國的GDP是美國的6.5%左右，2001年是差不多1/7，2008年是差不多1/3，現在是差不多3/4。走的已經夠快。2000年我由廣州市政府公派到美國做訪問學者，那時私下里美元換人民幣是1：9，現在不到6.4，人民幣升值了40%多。

　　今天美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6倍左右，用購買力平價也是4倍左右，比我們富很多，但美國社會的分化與撕裂之嚴重，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各有各的難。相比起來，真的不覺得中國更難，不覺得中國的難是難以克服的難。

　　以上說的是過去，著眼未來，十四五到十六五，有三個五年，到2035年的目標是基本實現現代化。十七五到十九五，還有三個五年，到建國百年的目標是成為現代化強國。方向是清楚的，現代化的內涵是清楚的，大的路徑和原則也寫的明明白白，不需要擔心迷失方向走錯路的問題。

　　過去這一年，我寫過和卡車司機、出租車司機相關的文章，去了陜西商洛、安徽臨泉、浙江松陽的農村調研，采訪過美團的外賣小哥、拼多多的電商創業者、上海龍華醫院的護工。如果要我給Hard一個定義，在第一財經雜志的三條之外，我會加一條，就是努力。

　　無數人在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努力尋找，努力過好自己的生活。

　　只要我們的社會始終尊重努力的人，讓努力的人感受到公平和正義，再多艱難險阻，都可以跨越。

　　英國作家狄更斯寫過《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也寫過《艱難時世》（Hard Times），兩個概念好像距離很遠，但現實中它們往往就是統一體。因為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難，層次不一樣，但難是永恒存在的。

　　要從艱難時世走向遠大前程，歸根結底，只能靠努力。

　　如何看待政策中的Hard？

　　2021年在很多行業因為政策因素的變遷中，都能感受到Hard的力量，有的還very hard，市場經濟不是放任的經濟，需要規則，需要法治化，隨著時代變化，在政府-市場-社會的大三角關系中，企業發展的邊界也會有所調整，并不是“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而是政府和社會的給予的邊界決定了舞臺有多大。

　　這些道理，做企業的人都明白。大家也越來越清楚，今天是更加強調利益相關方責任的時代，全球都一樣，對巨頭的無邊界擴張都有警惕、質疑和約束。如果把約束力看作hard，它是普遍存在的，不存在反而不正常。

　　一家證券公司負責人告訴我，他真心覺得這些年資本市場的硬規則、硬規范和對違法犯罪行為的零容忍和嚴懲罰，對企業長遠發展是好事。

　　“過去我們到企業，企業總是問收入、利潤做到多少就可以上市。為上市，有些收入和利潤都是‘做出來’的。而科創板和創業板實行注冊制后，上市條件多元化了，科創板給出了五個條件，創業板給出了三個條件，不是唯利潤和收入，而是價值導向，比如看你的市值怎樣。所以現在企業問我，應該做收入還是做利潤？還是別的什么？我很堅定地告訴他，就做企業，增加你的價值，至于上市，什么時候成熟了，水到渠成了，再上。而且科創板、創業板有很具體的指引，比如注冊制下創業板的行業定位是‘三創四新’，即企業要符合‘創新、創造、創意’的大趨勢，或者是傳統產業與‘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深度融合?？苿摪?、創業板也都有負面清單，即不支持哪些行業和情況的企業申報發行上市。如果企業順應了這些，就會覺得有希望，反過來，如果違反了國家的期待、規劃去逐利，那就覺得很難，企業也難以實現持續增值?！?/p>

　　不過，我在和不少行業交流時，也經常想到一個問題，這些Hard中能不能體現更多的soft，即軟力量？

　　軟實力（soft power）是30年前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的一個概念，以區別于硬實力（hard power）。軟實力“是一種依靠吸引力而非通過威逼或利誘的手段來達到目標的能力”。“一個國家，無論實力多么強大，都不能獨斷專行。政府的政策不要傲慢，要立足于為他人所仰慕的價值觀?！痹凇盾泴嵙Α分形陌嫘蜓灾?，他擴大了軟實力的主體：無論大國、小國、組織、個人，都可以運用軟實力。

　　前些年，奈還出版過《巧實力》（smart power），“最有效的領導者實際上是那些根據不同環境以適當比例綜合使用軟硬權力的人”，這種風格被他稱作“巧實力”。

　　中國的市場經濟正在發生一些深刻調整，朝著高質量、法治化、綠色化、更加協調和平衡的方向前進，這是歷史的必然。但在調整中，如何減緩和軟化陣痛與摩擦，防止生硬化、機械化，釋放更多柔性，也非常值得關注和復盤。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堅持穩中求進，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堅持先立后破、穩扎穩打”。

　　之前國務院領導在上海主持召開的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上提出，地方和有關部門要為市場主體生存與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在出臺相關經濟政策措施時，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避免采取運動式、冒進式、一刀切措施。

　　2018年11月1日，中央領導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說，“近年來，我們出臺的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實不好、效果不彰?！行┱咧贫ㄟ^程中前期調研不夠，沒有充分聽取企業意見，對政策實際影響考慮不周，沒有給企業留出必要的適應調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協調，政策效應同向疊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簡單，導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產生了相反的作用?！?/p>

　　中央領導在談到“完善政策執行方式”時還說，“任何一項政策出臺，不管初衷多么好，都要考慮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考慮實際執行同政策初衷的差別，考慮同其他政策是不是有疊加效應，不斷提高政策水平”。要提高政府部門履職水平，在安監、環保等領域微觀執法過程中避免簡單化，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執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

　　以上論述實際上反映出，近年來的經濟調整，在政策執行中確實出現了一些不當和偏頗，沒有“先立后破”，而是“運動式、冒進式、一刀切”，且“政策效應同向疊加”。

　　多一些soft和柔性

　　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拿房地產來說，前一段在給企業發放貸款和給購房者辦按揭這兩方面管的都特別死，一些企業資金鏈立即就不行了，有的陷入“半身不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支持商品房市場更好滿足購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但從“半身不遂”到良性循環，并不會一蹴而就。

　　根據央視新聞聯播，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最近表示，2022年國家發改委將積極出臺一系列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舉措，其中包括穩步有序推進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設，加快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國家發改委將“靠前下達資金，靠前安排項目，拉動有效投資”。這說明新型城鎮化還有相當潛力，房地產對穩經濟、穩增長的作用也很難有哪個行業替代，既如此，何必當初各種政策疊加，弄的成交萎縮、紛紛觀望、土地流拍，不少企業覺得朝不保夕？

　　又如靈活就業，我國就業壓力不小，2億多人都是靈活就業，自謀職業、自主創業。靈活就業的另一面，其實是隨時可能失業。去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提出要“清理取消對靈活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強化政策服務供給，創造更多靈活就業機會”，但在實際推進中，承載靈活就業的很多載體，如特色小店、保潔綠化、批發零售、建筑裝修、網絡零售、移動出行、線上教育培訓、互聯網醫療、在線娛樂等等，會經常遇到這樣那樣的沖擊，比如要整頓市容市貌了，城市要搞大活動了，一些服務業不符合新要求了，要清理“低端”了。這時靈活就業就靈活歇業了。

　　想特別說的一點是，不可高估靈活就業的承載力。我去過中國戶籍人口第一大縣安徽臨泉調研，縣城49平方公里，五六十萬人口，美團騎手有250人左右，加上騎手管理人員和商戶開發人員，也不超過300人。餓了么的規模更小一些。美團連接的商戶有1300多戶，純粹靠外賣的并不多。新型就業在發展，但遠遠不能“包打天下”?，F在談就業，好像都可以靠靈活就業，卻忽視了“靈活”二字背后的不易。有關部門今后在處理靈活就業依托的載體時，是不是也可以靈活一點？如果載體都沒了，還怎么活？

　　再如地方政府負債，從調研看，地方政府負債確實有“一任領導一任做法”“政績工程思維作祟”等原因，現在各地領導換得也比較勤，但總體上，負債都是干事去了，如基礎建設，民生保障，公共服務等等。地方事權很多，財力不足，這是負債的根本原因。所以一直有學者建議中央政府發行低息長期特別國債，幫助地方置換一部分債務特別是利息比較高的債務，以利其輕裝前進。中國政府有強大的信用，這樣做也可以做大國債市場。但從財政部門的表態看，現在還是“誰家的孩子誰家抱”這句話。

　　我日常主要做地方、基層和企業調研，站位可能不高，但確實感到，地方、基層、企業、靈活就業者等等都很努力，真的是work hard，如果有關部門在發出各種指令、命令、要求時，多一些soft和柔性，多一些充分的、平視的溝通，多一些實事求是的將心比心，多一些預案，則調整過程一定會更合理，代價也更低。從深層次看，這又涉及到如何用權、有沒有真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問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領導經濟工作必須尊重客觀實際和群眾需求，必須有系統思維、科學謀劃。特別是要悟透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決防止簡單化、亂作為，堅決反對不擔當、不作為。

　　這些話值得為政者好好揣摩，時時放在心中。

　　中國文化不是一味用強的文化，而講究“以柔克剛”，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老子貴柔，列子貴虛，孔子“柔遠人”，孫臏貴勢，都可視為軟實力的思想。為政者需要好好體悟我們的文化，吸取其精華。

　　把信心建構在信任和信仰的基礎上

　　2022年中國經濟向何處去？中央的要求是，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各地區各部門要擔負起穩定宏觀經濟的責任，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

　　具體工作有7項，即宏觀政策要穩健有效，微觀政策要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結構政策要著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科技政策要扎實落地，改革開放政策要激活發展動力，區域政策要增強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社會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線。

　　在我看來，這些政策的總基調，是以促發展的方式保穩定。是一種更積極、適當靠前、激發活力、激活動力的態度。

　　因此，我對2022年的中國經濟保有信心。有朋友說，2021年是情緒越來越悲觀的一年，我說，2022年會是從悲觀轉向樂觀的一年。理由很簡單，中國經濟的本質是中國人經濟，我們的企業家、創業者從整體精神面貌上依然處在旺盛時期，在上周“大視野”《一個時代的落幕，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一文中，我也展望了五種紅利接續中國成長的大邏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并不差。說的簡單一點，如果真像張文宏所說“這將是疫情應對的最后一個寒冬”的話，2022年消費市場特別是服務業的表現會非常強勁。今天覺得“消費力怎么都不足”，也許明天會感慨“從哪里冒出這么大的消費力”。

　　這篇文章最后是我最想表達的，就是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如何更好地建構在信任和信仰的基礎上。

　　2018年中央領導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指出，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創造中國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有的人發表了一些否定、懷疑民營經濟的言論。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謂“民營經濟離場論”，說民營經濟已經完成使命，要退出歷史舞臺；有的人提出所謂“新公私合營論”，把現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為新一輪“公私合營”；有的人說加強企業黨建和工會工作是要對民營企業進行控制，等等。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不符合黨的大政方針。

　　中央領導強調：“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寫入了憲法、黨章，這是不會變的，也是不能變的。任何否定、懷疑、動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黨和國家方針政策，都不要聽、不要信！所有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謀發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我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

　　今天重溫這些旗幟鮮明的講話，依然感到振奮。

　　這就是信任的力量！應該把這種信任時時宣講，處處落實，變成社會的共同認知和文化。

　　如果沒有這種信任，如果不維護這種信任，而信任乃是最重要的社會資本，那就會像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經?？梢钥吹?、似乎愈演愈烈的那樣，隨意抨擊企業、大企業、企業家，上綱上線，肆意勾連，要么是“侵吞”，要么是“與國外勾結”，要么是“殘酷壓榨剩余價值”，把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都和民營經濟、市場經濟、企業家（現在往往被叫作“資本家”）連在一起。

　　質疑、批評，包括舉報，都是公民的正當權利，完全應該尊重，但是，把復雜的社會問題簡單歸咎于某些企業和企業家（往往也被叫作“富人”），這就內卷到了“內斗”的程度，幸好還只是在口水層面。

　　比信任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信仰。

　　到底什么樣的資源配置方式更能把我們帶到理想之境？經濟繁榮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多是基于人的自主精神所展開的不斷深化、細化、多元化、個性化的分工，還是更多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

　　即使不談經濟信仰，只談為了社會的健康發展，最起碼也需要知識的信仰和法治的信仰。所謂知識的信仰，就是討論問題，都要根據客觀事實和已有的知識邏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說話要負責，不隨便跟風，否則就可能在不知不覺中陷入野蠻的荒原，“制造敵人”，互撕互搶，沒有任何建設性。所謂法治的信仰，就是要用法治的思維、程序去解決問題，既不是權大一級壓死人，也不是用“網上公開處刑”那一套。

　　全世界現在都講“政治正確”，也各有各的“政治正確”。政治正確很重要，但我們要明辨和防止那些缺乏正直、正道的“偽正確”。不僅“不要聽、不要信”，而且對于不符合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聲音，也要站出來說話和澄清。

　　作為一切制造的基礎的“制造”

　　從現在起，對中國經濟的行穩致遠來說，努力從深層次上，系統化地解決由信仰而信任、由信任而信心的問題，可能比出臺某一項具體政策，更為重要。

　　這并不是一個簡單問題，關系到每個人、每個市場主體的命運，我們都應努力，從思想上、感情上，要通過平等交流，彌合已經出現的認知裂痕和情緒傷口。也要力所能及為一己之外的社會創造價值，讓建設性、創造性的力量更好地流入相對貧苦、無助、抱怨之地，用正向的、知識的、共情的、美好的價值，與需要肯定、得到關懷的心靈相交融。

　　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來自對中國經濟的創造者和勞動者的信任，以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信仰。我成長在一個覺醒的年代，深受改革開放恩典，是這塊大地上的變化而不是形而上學的教條，幫我真正建立了對真善美和自由創造力的信仰。

　　我一直說，中國經濟有問題，但中國經濟不是問題。幾十年來，中國經濟被唱衰過，說要崩潰過，說了N多次，不一直在發展和進化嗎？

　　但在新的起點上，有的命題依然需要我們集體關注，更透徹地思考。每個市場主體都在造東西，無論商品還是服務。但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切制造的基礎的那個“制造”，也就是支持一切創造性勞動、生產性活動的觀念、體制、機制和法治系統。

　　這個“制造”，不是由單個企業所能創造的，也不是某項政策可以解決的。因為其中包含著我們的民族性、歷史傳統和強大的路徑依賴。

　　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讓我們看到，這一“制造”是可以改變和優化的，天下大勢，浩浩蕩蕩，中國通過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與此后持續不斷的變革，為自己的明天帶來了希望。

　　這就是我對2022年中國經濟的祈愿，讓我們用信心、信任和信仰，共創更加確定、更加創新、更具活力的新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