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劉玉書

　　在回顧數字中國發展歷史后，較之于其他國家，我發現有幾個中國特色因素與數字中國的迅速崛起直接相關。

　　一方面是政府保持了持續一致的社會治理力量：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經驗積累為中國在數字化時代的躍遷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數字化本質上是管理經驗的工程化和自動化。數據和算法都是由人創造的，一個時代的革命性發展與之前的基礎密切相關。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為中國數字時代的騰飛打下了三個扎實的基礎。目前國內對改革開放前三十年計劃經濟為我國之后發展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已經有比較成熟的研究，本文擇要綜述。

　　學者武力從資源的角度分析了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計劃經濟在集中資源加快獨立工業體系的簡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并保持了高積累下的社會穩定（武力，《中國計劃經濟的重新審視與評價》，《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7期）。

　　申立平、申忠民研究發現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建國初期曾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 并有效地調動了全國的資源進行工業化建設，初步奠定了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申立平、申忠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個人困境》，《文學家》（理論版），2010年第4期）。朱佳木從毛澤東對計劃經濟的探索及其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義進行了探討，發現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自主基礎工業體系使得我國與世界先進工業國的差距大大縮短了， 而且在很多方面走完了西方國家用上百年時間才走完的路。這是很值得我們肯定計劃經濟的作用的重要方面（朱佳木，《毛澤東對計劃經濟的探索及其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義》，《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2期）。

　　另外，資本和金融角度看，早期的計劃經濟體系也有獨特的優勢。沈秀伍和徐濤從工業籌資方式對我國早期計劃經濟體系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完整的工業體系建立需要密集和持續的資本投入和支持（沈秀伍、徐濤，《從工業籌資方式看計劃經濟及其轉軌的必要性》，《經濟研究導刊》，2009年第8期）。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在短時期內，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創造衛星上天，原子彈爆炸，成為鋼鐵大國這樣的業績，以及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沒有一個高度集中的體制保障是很難實現的。而這些基礎工業和國防體系的建設，是構成一個擁有自主創新獨立產業鏈的基礎。這在數字時代，是所有基礎數據鏈的源頭。

　　綜上所述，在看到現在我國數字化、信息化高速發展的同時，更要看到改革開放前三十年計劃經濟時期所打下的堅實基礎。這也是其他國家很難看到的內在聯系。一是建立了獨立自主、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二是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市場，并形成了產業經濟分區；三是海量計劃經濟的調控為政府的數字化管理積累了扎實的經驗。

　　在看待數字中國崛起的過程時，我們要看到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在基礎工業積累、自主創新體系的形成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以及在統一市場、基礎人才積累、普及教育及推進社會階層平等方面所奠定的堅實基礎。特別是要看到前三十年艱難探索中培養了大批能夠在后來實事求是，腳踏實地，敢闖敢干的組織干部，這批人無論是留在體制內，還是后來加入到了市場經濟建設的大潮中，在早期改革開放和后來的數字化轉型中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中國的制度優勢與組織學習能力契合了信息技術革命的要求。民主集中制作為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和組織制度，形成于20世紀初期，由俄國社會民主共黨所創用。1927年6月黨的五屆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明確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此后中國共產黨召開歷次代表大會，在制定或修改黨章中都會對民主集中制作了闡述，黨的領導人也對民主集中制作出了重要的論述，使民主集中制在中國獲得了創新性的發展。民主集中制理論隨著我黨作為執政黨經驗的不斷積累，理論體系也得到了迅速發展 ，并且始終保持著與時代的緊密結合和密切聯系。在信息革命時期，民主集中制通過即時交互數據鏈形成一個天然良性循環的閉環。中國現有的民主集中制模式與人機交互的即時信息交互數據鏈相結合，能對社會發展和變化產生非常即時的反饋，確保社會和市場的秩序。極大降低了維護統一市場的成本。

　　此外，有一點目前國內外研究中國民主集中制的學者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在信息技術革命以來卻越來越重要的特點：中國共產黨強大的組織學習能力。與民主集中制相配套的，中國有人類歷史上最浩大的在職官員培訓體系。中國的政府官員和組織學習培訓體系主要以黨校和行政學院承擔。以黨校為例，黨校系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組織設計，全國近3000所黨校不僅負責對4000多萬名有一定級別的黨員干部進行培訓。

　　中國共產黨這套龐大的學習系統分為三個層次：最核心的是政治局集體學習制度，中間是各級黨校系統和行政學院系統，第三是中共與國內外高校合作的培訓項目。自1990年代以來，由于黨對干部培訓的高度重視，干部培訓體系在中國成為僅次于國民教育體系的第二大教育體系，干部培訓的規模相當驚人。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各級黨政干部約有1.5億人次受訓，其中，1978年到2002年約培訓3000萬人次，2002年以來培訓1.2億人次。官員的系統性、終身學習培訓機制對于維持民主集中制的高效性和先進性起到了基礎上性的作用。學習型的組織與動態發展的民主集中制，保證了在技術高速發展的數字化時代始終站在時代的前沿。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主任、研究員，AI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