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彭文生

　　美國拜登政府上臺后，反壟斷活動逐漸增多?；仡欉^往，美國反壟斷理論與實踐經歷了哪些演變？對被反壟斷的企業產生了什么影響？數字經濟時代的反壟斷面臨哪些挑戰？

　　美國的反壟斷活動，具有比較明顯的周期性。第一次反壟斷集中于1900-1920年，第二次集中于1960-1980年，中間間隔了約60年。而這一次拜登政府主導的反壟斷活動的回歸，距離上一次的反壟斷集中期也過去了約60年。

　　從反壟斷理論的歷史來看，美國經歷了布蘭迪斯主義、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后芝加哥學派、新布蘭迪斯主義的輪回，每一次理論的發展都和反壟斷目標的調整有關。布蘭迪斯主義重視市場結構集中對民主政治的影響，哈佛學派強調市場結構集中會損害市場效率，兩者都認為反壟斷應該關注市場結構。而芝加哥學派認為市場集中并不一定損害市場效率，反壟斷不應該關注市場結構，而應該以提高效率為目標。后芝加哥學派進一步強調反壟斷應該以提高消費者福利作為目標。近幾年興起的新布蘭迪斯主義再次強調市場結構在反壟斷中的重要性，是美國反壟斷理論的輪回。

　　從宏觀角度看，美國近幾年反壟斷活動的回歸與市場集中度不斷上升有關。市場集中度上升的結果是競爭程度下降，表現為企業的進入率和退出率下降，企業利潤和分紅增加，投資減少，創新活動減弱。市場集中度上升也導致了勞動報酬減少和貧富差距加劇。美國市場集中度上升與過去40年反壟斷執法活動減少有關，與之對比，歐洲的反壟斷執法活動強度并未降低，所以市場集中度并未上升，勞動報酬比例也并未下降。

　　從微觀角度看，AT&T、微軟和谷歌三個案例分別代表了20世紀70年代、90年代、21世紀美國的反壟斷執法活動，從中可以觀察美國的反壟斷執法活動的趨勢。首先，反壟斷訴訟的理由大同小異，主要仍是限制競爭對手參與競爭。其次，反壟斷的結果不同。從AT&T被拆分到微軟和美國司法部和解，和美國反壟斷活動減弱的趨勢是一致的。在效率和公平之間，過去40年的美國反壟斷執法活動傾斜于效率，而隨著不平等加劇，這一點可能會出現變化。

　　數字經濟的發展給基于芝加哥學派的反壟斷理論帶來了新的挑戰。一是新的產品——“零價商品”，使傳統的基于價格理論的反壟斷理論似乎難以分析其對消費者福利的影響。二是新的投入——數據，將消費者福利擴展到隱私領域，會使傳統的反壟斷理論低估消費者福利受到的影響。三是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平臺經濟，使傳統的反壟斷理論難以適用。平臺經濟具有網絡效應，將網絡拆分，可能會降低消費者的效用，與反壟斷的目標不完全一致。平臺經濟也從傳統的賣方和買方兩方機制擴展到賣方、買方、平臺三方機制。賣方福利的可持續性會影響消費者的福利水平。

　　我們認為，為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挑戰，美國反壟斷執法活動有四個可能的發展方向。第一，消費者福利水平不僅依賴于價格，還有商品的種類，因此可能要重視創新對消費者福利的影響。第二，將數據和隱私保護納入消費者福利分析的范疇，而目前隱私保護和反壟斷關系不強。第三，關注生產者的福利。第四，重回布蘭迪斯主義，再次關注市場結構的重要性。在芝加哥學派理論多年占據主流反壟斷理論的情況下，前面三種改進更容易被接受，重回布蘭迪斯主義難度比較大。

　　本文原發于財新

　　(本文作者介紹：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