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邵宇（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達飛

　　2021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二十周年。第一個十年，在人口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雙重利好之下，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推進，GDP總量逐趕超西方國家，成為“世界工廠”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個十年，人口紅利漸行漸遠，全球化面臨調整，中國經濟面臨多重約束，曾經的驅動力轉變為未來增長的阻力，增速逐步放緩。挖掘中國經濟新動能成為新議題。

　　自2016年英國脫歐以來，“二戰后的全球化已經結束了”已有高度共識。政治意志似乎是每個階段影響全球化進程的主導因素，但從500年全球化歷史來看，技術和創新才是塑造全球化的終極力量。它不僅劃定了貿易的邊界，而且還影響著利益的分配和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歷史終結論頗有市場，但一再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從產業結構變遷的規律和技術演化的方向來看，服務業或將整體上從“不可貿易部門”轉變為“可貿易部門”，其在提升制造業比較優勢當中也將發揮更顯著的作用。

　　中國在服務業上的比較劣勢是中國制造的比較優勢的未能充分發揮的重要解釋，這集中體現在中國制造“走出去”難題上。筆者認為，從中國制造崛起的邏輯上看，服務業開放的滯后是中國服務業比較劣勢的一個重要解釋，尤以金融服務業為代表。自2019年7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發布《關于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有關舉措》（簡稱“金融開放11條”）以來，中國金融開放的步伐顯著加快，這對于服務業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和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都有直接意義。

　　后工業社會的來臨

　　在發表于1940年的《經濟發展的條件》一書中，英國經濟學家克拉克（C． Clark）將國民經濟劃分為三大產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它們分別對應著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產業結構轉變的過程，從農業到工業再到服務業的轉變是經濟發展的一般性規律。這是供給側的技術進步和需求側消費偏好升級的自然結果（張斌，2021）。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早在1973就極具預見性地闡述了“后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概念，并列舉了其具體表現：（1）經濟方面，從商品經濟轉向服務經濟；（2）職業上專業和技術人員處于主導地位；（3）理論知識是社會變革與制定政策的源泉；（4）科學技術的重要性顯著提升；（5）智能技術在制定決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制造業的生產率明顯高于農業和服務業，后工業時代的經濟增長速度會低于工業時代。由于知識和技術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生產要素，非熟練勞動者的弱勢地位會更加凸顯，分配和公平問題將成為長期難題。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轉型實踐基本符合貝爾的論述。

　　從國際經驗看，從制造向服務轉型的拐點集中在人均GDP為8，000-9，000國際元所在的年份（圖1）。以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下行為標志，20世紀50年代末，加拿大、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始向服務業轉型。東亞經濟體中，日本的拐點出現在1970年，韓國出現在1992年。中國的拐點大約出現在2011年，當年中國人均GDP為9，700元。截止到2019年底，服務業增加值占中國GDP的比達到了63.5%，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為47.1%。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服務業就業占比偏低，這與因為農業就業占比明顯偏高相對應。

　　圖1：后工業社會的來臨

　　數據來源：our world in data，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制造業服務化（Servicificationof manufacturing）

　　概念在幫助人們理解某些現象的同時，也在掩蓋另一些現象。某種意義上，三大產業是一組相對過時的經濟學概念，因為制造業與服務業已經深度融合。大量傳統的制造型企業也生產服務，一些公司還可能決定專注于服務業而不是制造業。因為，根據“微笑曲線”，上游專利技術和下游的品牌等環節的附加值都高于中游的制造。一個著名的例子是IBM，它已經迅速從制造業轉向了服務業，徹底改變了商業模式，這是其能夠保持在高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的關鍵。在IBM的總銷售額中，服務的份額約為60%。類似的案例還有傳統的汽車制造商福特，它正在轉型成為汽車服務商。隨著數字時代的加速推進，制造與服務的融合還將進一步深化。這就是21世紀以來所出現的“制造服務化”的趨勢。

　　制造服務化意味著制造業部門將越來越依賴于服務，既可能是制成品的中間投入，也可能是生產活動順利開展的必要組成部分，還有可能作為與商品捆綁銷售的產出。制造業企業內部的這種服務增加了產業分類統計上的難度。常用的一種方法是基于勞動力調查數據，分析制造業內部與服務活動相關的崗位情況。Miroudot et al．（2017）分析了OECD國家的數據，發現制造企業中約有25%到60%的就業崗位屬于服務支持職能部門，如研發（R&D）、工程、運輸、物流、分銷、營銷、銷售、售后服務、IT、管理和后臺支持等。

　　分行業而言，化學制品和汽車等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高達38.4%。焦炭和石油的價格較低（25.9%），但幾乎所有行業的服務業增加值占比都在30%以上。在服務業增加值中，分銷環節占比三分之一左右，與商業服務（包括電信、計算機服務、專業服務、研發、咨詢、廣告和營銷、技術測試以及環境服務）相當。另外三分之一分為交通、金融和其他服務（這一類別包括建筑、酒店和餐廳、政府服務、衛生和教育、娛樂和視聽服務）。當然在不同國家和不同行業，還存在一定的差異，基本特征是：（1）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制造業內部生產性服務業崗位的占比越高；（2）在紡織和服裝、木材或非金屬礦物等傳統低技術制造業部門中，核心制造崗位的就業占比較大，ICT等高科技產業擁有更多的配套服務。

　　后工業社會的一個典型事實就是生產性服務業的擴張，這也是城市化轉型的重要推動力量。這一現象與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的發展有關。所以，卡斯特爾（M． Castells）在三卷本《信息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提出，信息時代的產業劃分應該是農業、工業生產與服務業生產。經濟學界之所以常常忽視產品生產和服務生產之間的區別，部分原因是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長期無視它們的異質性，遑論服務業內部的區別。

　　所以，當我們在借用一些概念或理論來表達某一事實的時候，也需要認識到它們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往往是隨著“技術-經濟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變化而顯現出來。在數字經濟時代，服務的價值將有更充分的體現。服務業很可能不再被視為低生產率的行業。服務是商業社會生態系統和制造體系的重要構成，與客戶、合作伙伴和承包商的合作是創新和生產力的關鍵。此外，服務還將成為全球價值鏈網絡擴展的推動者，既作為一種“產品”或“中間品”參與交易，也是生產活動的重要輔助。

　　服務業全球化

　　經濟數據的一個巨大的反差是：在服務業占各國GDP比重不斷上升的同時，服務業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的提升卻顯著滯后。截止到2019年，在OCED國家當中，服務業占GDP的約75%和就業的80%左右，但在貿易中，服務貿易的份額僅為15%。就全球而言，服務貿易占GDP的比重僅為13.5%。無論是從全球還是分各國的出口當中，服務的占比也顯著偏低，OECD為26.7%，全球為23.5%。以2017年數據為例，在主要經濟體當中，英國的服務業出口占比為45%，美國為34%，中國不足10%（圖2）。另一個反差是，中國是最大的貿易盈余國，但同時存在規模不小的服務業逆差，美國是最大的貿易赤字國，但卻有著可觀的服務貿易盈余。如果向服務經濟的轉型的同時，服務業全球化的趨勢也得以加強，那么制造業時代的比較優勢的對比將得到扭轉。

　　圖2：中國服務業出口占比顯著偏低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CEIC，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服務業的“不可貿易性”部分屬實，但這種反差也是一種統計上的錯覺。如果將制造業當中的服務業增加值單獨核算，全球貿易當中服務的貢獻已經達到三分之二。Miroudot et al．（2017）基于OECD國家的研究表明，21世紀以來，出口中體現的服務增值份額和制造業企業內服務活動的份額有所增加。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相對于GDP的規模顯著收縮，但制造業當中的服務業增加值占比卻在提升，尤其是來自海外的服務。這一方面說明服務貿易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另一方面，國際收支賬戶中的服務貿易占比低估了真實的服務貿易規模。綜合而言，來自國內和國外的服務投入占商品出口的比重為37%，如果再考慮制造企業內部（in-house）的服務，這一比例將達到52%。綜合而言，服務業在貿易中的真實比重約為三分之二。

　　服務業貿易的增長空間仍然廣闊。一方面，服務業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仍然高于制造業。如果信息安全、數字稅等問題未來能夠在多邊框架下達成共識，服務貿易自由化措施的實施會促進服務貿易的發展。當然，這一進程的推進速度難言樂觀。另一方面就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的進步將大大拓展可貿易品的邊界，增強服務的可貿易屬性。

　　ICT革命中的三大定律（摩爾定律、吉爾德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仍在沿“S”曲線上行，信息流動成本將進一步降低，生產可能性邊界會進一步外擴。邏輯上，這意味著全球分工將進一步細化；由于全球“人口紅利”的拐點已經出現，未來外包的目的地很可能還將繼續向印度、非洲這些勞動充裕國家或地區延伸。服務業價值鏈分工格局很可能與地緣約束下的制造業分工的“三足鼎立”格局（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價值鏈；以美國為中心的北美價值鏈；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價值鏈）有所差異。服務業的分工更有可能是全球分工。

　　全球化正迎來“第三次解綁”（3.0時代），新一代人工智能（AI）、增強現實/虛擬現實（AR/VR）等技術將使人口的流動不再受到空間的約束，面對面交流的成本將大幅下降，曾經不易流通的服務也將變得可流通。服務貿易可行性邊界的提升很可能扭轉當前的國際收支格局，英國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最為顯著。反之，中國的比較劣勢也較為顯著。

　　以開放提升中國服務業比較優勢

　　是否擁有比較優勢，可是從貿易收支做判斷。中國是世界出口第一大國，卻是服務貿易弱勢國家，服務占出口的比重不足10%，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西方國家。加入WTO以來，中國雖然一直保持貿易順差，但服務貿易卻多處于逆差狀態（圖3）。其中，旅行服務、運輸和知識產權使用費和保險是逆差的主要來源。反觀美國，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雖然一直是貿易逆差，但服務貿易卻始終保持順差，與中國的雙邊貿易也是如此。

　　圖3：中國服務業的“比較劣勢”

　　數據來源：WIND，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如果說中國制造業是在開放中崛起的，那么服務業就是在壓抑和限制中落后的。服務業的發展速度和質量確實與經濟發展階段和人的需求層次的演進有關，沒有需求就很難有發展的空間，但這也只能解釋內需中服務業占比偏低的現象，而不能解釋出口中為什么服務業也偏低?；谥袊圃灬绕鸬倪壿?，如果服務業開放程度更高，會有更多的服務業FDI流入中國，服務業在出口中的比重也會提高。無論是新中國建立初期，還是改革開放初期，國內政策著力點都是工業化，服務業開放的步伐更為遲緩，FDI限制程度高，其結果就是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

　　在資本項目中，中國對直接投資的開放起步最早，但從FDI限制指數來看，雖然2015年以來持續下降，但中國FDI限制指數不僅高于美國或OECD平均水平，也高于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國。分行業來看，主要是因為服務業FDI的限制偏高（表1）。服務業當中又以運輸、媒體、通信、金融和法律等行業為主。以金融業為例，截止到2019年，金融業整體限制指數為0.24，遠超OECD的0.03和美國的0.02。這導致中國金融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遠超金融業FDI占比。2015年，金融總產值占比升至8%以上，但金融業FDI占比直到2010年才突破1%。國際經驗一致表明，降低市場準入會促進FDI流入（艾肯格林等，2015年），提升貿易規模。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業發展的滯后對中國產業資本走出去是重要約束。

　　表1：中國FDI限制指數及對比（2019年）

　　數據來源：OECD，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2013年上海自貿區試點金融服務業開放后，金融業FDI占比開始提升。2018年中美貿易沖突以來，中國金融服務業開放的步伐明顯提速，現已取消銀行、證券和保險交易（包括再保險）以及資產管理的合資要求和外國股比限制。在2020年底初步達成意向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中（尚未生效），中國承諾進一步推進投資自由化，不僅向歐盟投資者繼續開放金融服務業，還將擴大在衛生、電信/云服務、計算機服務、海上運輸、航空運輸和商業服務等領域的開放。與此同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也是帶有投資協定的伙伴關系協定，締約方同意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進一步推進投資便利化和自由化，不得歧視外國投資者。2021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門印發了《關于加快推動制造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意義重大。

　　較高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水平有助于制造業企業將資源集中到優勢領域。中國企業沒有充分利用金融中介服務機構來協助其全球化戰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本土機構的國際化服務能力偏弱，國外機構收費又比較高，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為了節省成本而不得不放棄中介服務。由于經驗不足和未能進行充分的盡職調查，項目失敗的概率也大大提高（Hui Yao Wang and Lu Miao，2019）。

　　如果中國想要持續對外輸出資本，在沒有取得一定的金融話語權的情況下，純粹出于政治考慮，經濟意義上的可持續性就會大打折扣。因為，至少從英國和美國的情況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英鎊和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是密不可分的。因為，資本與權力相互依附，金融服務業開放是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一環。

　　參考文獻：

　　艾肯格林、鉑金斯、沈寬浩：《從奇跡到成熟：韓國轉型經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張斌：《從制造到服務：結構轉型期的宏觀經濟學》，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版。

　　Hui Yao Wang and Lu Miao，2019．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Julien Chaisse，2019． China’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rategy： Bilateral， Regional， and Global Law and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roudot， S． andC． Cadestin， 2017。Servic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From Inputs to Value-Creating Activities，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No． 197。

　　原文首發《金融博覽． 財富》雜志

　　(本文作者介紹：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