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從經濟增長的需求側看，2021年10月份投資和消費增長速度雙雙回落，只有出口因全球疫情供應鏈斷裂，在拉動增長的三駕馬車中還成績突出。而從供給側看，生產側的結構調整劇烈，快速向服務業滑動，中小微企業生存的成本和市場壓力很大。全年增長速度兩年平均有可能在5%左右。2022年會穩定在5%左右，還是會滑到5%以下？有什么辦法重振中國經濟？中國過去經濟增長的活力來自于哪里？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還會中高速增長嗎？中國如何選擇，如何實實在在地推進大力度的改革，放出體制扭曲禁錮的活力，才會有可能穩定和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

　　為回答和盡可能解決這些問題，這里一是將自己幾年來研究的一些進展用講課PPT的方式發布出來，二是在PPT后面配一文字說明。前面公眾號里已述，我自2014年以來的經濟問題和學理研究，主要是做了兩項工作：一是想比較客觀地說明經濟增長為什么持續下行；二是中國還有沒有各方面的潛能，能不能找到一個能夠中高速穩定增長的思路和方案。假定的兩種情形下，筆者不會對此投入精力：或者中國經濟還能高速增長，沒有必要由更多的學者去重復勞動；或者怎么研究，未來經濟也會進入低速增長區間，已經根本無法改變。因為近5年時間的觀察與思考，覺得中國經濟還會有中高速增長的可能。因此，將我的思考和學理探討進展在這里分享，希望大家進行討論并拍磚。

　　PPT的文字說明

　　1．導言

　　中國經濟體系及其運轉和增長，既區別于發達市場國家，也與純粹向市場經濟邁進的發展中國家不一樣，還與5年左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瞬時轉軌的國家也不類同。中國是一個從計劃體制中生長和發育市場經濟、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并存和二元體制向一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軌的漸近轉軌國家。一是這種二元體制轉軌了40余年，可能還需要10到15年左右的時間，因而她是一個特長周期的體制轉軌國家；二是在工業化進程中，既要結構轉型，還要體制轉軌，是一個雙二元轉型的國家；她是一個世界上人口規模第一、經濟規模第二和國土面積遼闊的國家，40余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實踐，應當積累了深入研究中國經濟豐富的學理素材。

　　而基于現有發展經濟學和轉軌經濟學的邏輯方法，對中國這樣一個二元體制經濟進行解釋和分析，可能會有較大的缺陷和不足。對中國經濟的學理性解釋和刻畫，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很多突破性的進展。我及我率領的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的團隊，在此基礎上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也只是滄海一粟。

　　2．經濟增長奇跡來源的解釋

　　（1）1978—1997年經濟中高速增長來源的解釋

　　從生產增長看，一元計劃向二元市場部分的發育使被計劃體制長期禁錮閑置和低利用的要素，開始高效率的配置和利用。工業和農業體制改革獲得全要素生產率，體制壓抑的居民消費意愿在改革提高其收入水平中擴大了生產的市場容量，生產力得以釋放。這是20世紀最后20年經濟高速增長潛能來源的經濟學解釋。

　　大力度改革周期中，由于體制轉軌改善閑置要素的配置，提高低利用率要素的產出率，使改革形成的TFP增長為倒V形狀，而瓊斯和菲斯佩觀察，在一個特長時間中，廣義技術進步TFP增長是一條近乎平行的曲線。這個發現應當是從方法上認識和合理解釋中國作為二元經濟體制轉軌國家全要素生產率來源的一個關鍵：假定廣義技術進步產出貢獻增長無論是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還是體制轉軌國家，都是一條平緩和平行的曲線；那么，在中國以往體制改革周期時形成的TFP增長倒V曲線與平緩曲線之間的積分，就應當是體制改革帶來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置效率改善而獲得的TFP產出。

　　（2）1998—2010年經濟中高速增長來源的解釋

　　而2000年到2010年高速經濟增長的來源，除了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外，主要潛力是資源、城鎮生活資料性和生產資料性的土地房屋市場化和資產化形成的。在二元體制經濟中，土地房屋零價格向市場價格突然上升，支出方面形成房地產開發者、用房經營者和居民的投資購置需求，分配方面形成了政府的賣地收入、有關稅收和企業的利潤及其居民出售二手房的溢值收入，生產方面必需以物業租金、居民出租收入、居民自己住宅給自己交房租（虛擬核算）、與建筑物不可分的資本利潤折舊（實際是地租）等來進行平衡。不論統計上用什么樣的辦法去核算，實踐上這種沒有價格的資源、資料性土地房屋的市場化、資產化和貨幣化，形成了財富溢值型的GDP。二元體制國家，非交易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的額外GDP獲得為：

　　式（1）

　　⊿A3—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新增財富性GDP貢獻，Est—改革獲得的資產，Chr—新資產交易率，EPR—資產從零價格或者建造成本到市場價的升值率。

　　這樣，從核算1978—2010年經濟增長奇跡時，前一階段為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獲得的⊿A2潛能推動了經濟增長，后一階段則是資源、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性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財富溢值⊿A3成為經濟中高速增長很重要的潛能來源之一。基本模型為： 

　　式（2）

　　Y—GDP增長率；W—勞動力，K—資本，⊿A1—廣義技術進步TFP，⊿A2—體制改革要素市場化配置改善TFP，（a+b）=1．

　　3．邏輯思路和范疇

　　二元體制并存使要素配置受到計劃或行政與市場的雙重調節，因此信號扭曲常態性存在；這種體制扭曲可以被經濟主體追求利益的行為所糾正，但相當多的扭曲具有不可糾正性；而這種體制扭曲與非扭曲相比，在配置方面造成了“低效率—要素閑置和低利用—體制剩余性要素”及其產出損失，在需求方面造成了“人口—生產—分配—交易—消費”循環和流量的扭曲及其消費需求損失，在經濟體系的資產供給方面造成了“GDP+資產—貨幣—債務”循環和平衡及其穩定抵押信用的缺失。

　　體制性扭曲差值和體制扭曲性剩余。而從另一方面看，它們又是經濟穩定增長的體制性生產要素剩余、體制性消費需求剩余和體制性可抵押資產剩余，均是經濟增長投入、增長需求可能性擴張和穩定增加可抵押信用的潛能。這些體制性扭曲如果不能被不斷的市場化改革所糾正，經濟增長會處于自然失速的狀態。

　　我們可以將競爭性市場經濟的一些參照值標準化，用反事實方法計算二元體制各類扭曲值，進而求出體制扭曲差值這一二元體制經濟最基本的變量，并用市場機制還原的邏輯，測算改革糾正扭曲形成的新經濟增長生產、需求及其穩定的潛在能力和潛在保證。

　　學理上一個重要的突破是：體制性要素扭曲差值成為改革與增長數理關系研究的內生變量。在討論未來二元體制經濟增長時，在生產側可以根據其先求出各類生產要素閑置和低利用的規模，即體制性要素剩余，將這一變量內生地植入生產函數，再測算其市場化配置改革后釋放的潛能，使改革與增長的關系，有了一個較為靠譜和科學的計算方法。

　　基于這樣一個二元經濟學的邏輯框架及其分析方法，通過建立模型、模塊耦合和編程調參，初步形成計算體系，來模擬各類要素不同部位和力度的體制改革、調水改土發展戰略和開放格局的方案安排，以預判其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潛能、需求側可能性和資產能夠保障的債務鏈和貨幣幣值安全性，為決策提供學理、模擬和不同結果方面的參考依據。

　　土地要素基本沒有市場化配置，其不可糾正部分造成了大規模的體制性剩余土地；并且中國國土耕地比率，以及其他建設用地比率還較低。調節水資源配置、新增可利用土地，特別是增加建設用地，可以使土地要素的投入曲線從垂直狀態改為向右傾斜的曲線。

　　4．二元體制經濟國家的自然經濟增長率

　　一般認為，一個體制既定市場經濟國家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在充分就業和不引起通貨膨脹，包括其他各種資源正常充分被利用時，經濟增長所能取得的可持續的最大增速。從經濟增長核算看，潛在經濟能力在增速方面決定于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及其報酬率及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當流動性不足而經濟衰退時，施以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可以使較低水平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到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水平上。

　　在現代經濟學中，“自然經濟增長率”的準確定義應當是指一個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或者地區中潛在的產出和增長狀況。顯然，對特長周期轉軌中的國家來說，其二元體制并不符合這一暗含的必要條件。那么，如何計算轉軌國家的自然經濟增長率呢？筆者認為，轉軌國家的自然經濟增長率（也就是說沒有改革，或者說改革不到位場景中），應該用新古典索洛增長模型來計算。理由在于：首先，新古典產出和增長模型認為體制是外生給定的，并且假定體制不會發生變化。基于此我們可以觀察體制不改革或改革沒有落實場景中，廣義技術進步、勞動投入、資本投入之間的投入產出關系。其次，新古典產出和增長模型中沒有包含土地要素這一變量，顯然發達國家符合土地已經資產化和國土開發利用成熟這一場景，轉軌國家也符合土地體制改革沒有落實、土地資產化進展慢和土地要素不再增加這一場景，所以土地要素變量也可以在模型中被忽略。最后，通常來說，索洛模型將TFP只定義為廣義技術進步，不包括體制改革帶來的效率提高，也不包括大的改革推進技術進步和技術產業化，符合改革沒有被落實的場景。

　　教科書上的定義沒有錯。新古典經濟學經濟增長核算的模型，暗含的假定條件是市場競爭性的經濟，不存在體制扭曲造成的要素閑置和低利用。然而，一個從單一計劃經濟向市場和計劃二元并存體制轉軌的國家，存在著體制扭曲。一方面，并且這種扭曲不可由經濟主體糾正時，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要素大規模的閑置和低利用，也就是體制扭曲性的要素剩余。另一方面，推進重大的改革，往往使體制性剩余得到充分利用，表現為勞動和資本等要素數量投入沒有增加情況下的大幅度增長，實質是改革體制扭曲使經濟增長得到了體制剩余被再利用帶來的潛能。

　　需要強調的是，自然經濟增長率，在二元體制國家與市場經濟國家之間有著很大的不同：前者的增長潛能是體制性要素剩余，后者的增長潛能是市場景氣回落生產能力未能滿負荷利用的空間；前者增長潛能得到充分利用的關鍵措施是改革體制消除扭曲，后者的關鍵性措施是實行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消除流動性不足。也就是說，主要依靠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無法刺激由于體制扭曲造成的生產要素剩余、消費剩余和資產剩余；只有體制改革才能挖掘這種類型的潛能，將經濟增長率保持在一個（體制改革型潛在增長率）盡可能高的水平上。

　　5．未來穩定增長潛能基礎計算的初步方法

　　（1）生產側增長

　　全要素生產率體制改革與廣義技術進步各自貢獻的分解，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之前，現在只能是根據瓊斯、菲斯佩奇研究的波動幅度小和平緩增長法則，以及全球一些發達國家TFP增長的長周期階段經驗數據，大體估算中國過去的廣義技術進步TFP的年均增長率，來設定中國改革TFP的比率。

　　需要通過體制扭曲差值，計算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的閑置和低利用程度，估算出各自的剩余規模。因中國土地要素基本沒有市場化配置，其不可糾正部分造成了大規模的體制性剩余土地，必須建立包含土地要素投入的古典增長模型，使體制性剩余土地要素改革激活形成的增長潛能可計算。這樣我們就可以將體制改革利用體制性剩余要素，以及可能通過調水增加土地要素，用內生的辦法，計算大力度要素市場化改革及其重大發展舉措能夠帶來的經濟增長速度。

　　然而，就增長的未來看，資源、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性土地房屋市場化和資產化從零或者低價到市場價溢值帶來的增長潛能，仍然是一種可以通過交易量、非市場化與市場化交易的增值差可以計算的TFP，其有關的土地房屋交易各方收入、購置投資支出和隱性和顯性的地租、利潤、折舊和其他形式的攤入，計算其規模，并歸入全要素生產率。

　　因此，對于未來中國增長潛能的估算基礎模型就變化為： 

　　式（3）

　　Y—GDP增長率；W—勞動力，K—資本，L—土地；f—原要素投入產出增量，rn—體制性剩余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產出增量，in—新增土地投入產出增量；a—勞動產出彈性系數，b—資本產出彈性系數，c—土地產出彈性系數，a+b+c=1。

　　（2）需求側均衡

　　生產側產出的最大化，必需有相適應的需求可能性邊界。一般來說，均衡增長的需求側模型有資本增長的哈羅德—多瑪模型，但是在經濟發展的后期，尤其對于人口增長和消費需求低迷特征的經濟增長估算并不適用。前面我們從生產側討論了二元體制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也構造了未來生產側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性計算方法。一般來說，需求側的國民經濟產出核算為： 

　　式（4）

　　⊿Cg—政府新增消費，⊿Ci—居民新增消費，⊿Ig—新增投資，⊿Fg—凈出口。

　　當工業化起步和前中期，以及人口上行增長的發展階段中，資本積累對增長尤為重要。這時投資帶動消費需求增長，而供給自動創造需求；而工業化后期，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結束，進入人口迭代式收縮階段，特別是在二元體制對居民消費需求源泉和流量造成了扭曲時，通過體制改革，激活和釋放體制性剩余消費潛能，是低速經濟增長達到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一個途徑。

　　計劃經濟和二元體制國家，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的比例較低。但居民消費品消費能力，決定工業投資是不是進入和進入多少。在二元體制經濟工業化和人口增長的后期，影響人口迭代式收縮的消費需求萎縮，已經無法挽回；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受阻的消費需求，有一部分還可以通過加快人口、勞動力、資本、土地、房屋等等的城鄉雙向流動和置換，轉移就業和創業，提高居民收入，加以挽回；而由于不動產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和高房價擠出的消費，則可以通過農民土地和房屋體制的理順，以及競爭性和政府補充性房地產供給的形成，恢復和釋放農民，包括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

　　因此：雙向流動和置換，以及土地收入分配循環流量和高房價降低使居民得到和節省的收入對于消費至關重要．即：

　　式（5） 

　　⊿Ci1—體制改革恢復和釋放的居民消費，popr—居民新增和居住節省收入，cr—居民收入消費率。

　　這樣我們通過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費側體制改革得到的新增長基礎模型為：

　　式（6）

　　（3）穩定增長：債務與資產的平衡

　　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中，除了GDP為債務的還本付息信用和貨幣穩定之錨外，土地和房屋等資產也是債務的可抵押信用。其土地房屋的標準狀態，是市場經濟中的可交易、可定價和可抵押的資產。中國目前的二元體制格局是，向開發商出售的土地，大部分是流量資產，城鎮住宅是存量資產；其他城鄉土地和農村住宅不可交易、不可定價和不可抵押，是沒有市場價值的資源、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我們現在和未來面臨的是一個低消費增長、低消費價格、低GDP增長、高負債水平和寬貨幣供應的經濟，GDP生產與債務信用保證和貨幣幣值之錨間的平衡關系發生了重大的格局性的變化。由于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未來債務增長速度快于貨幣增長，貨幣增長速度快于GDP增長，已經是一個無法扭轉的趨勢。傳統的QP=MV貨幣理論，已經無法解釋GDP、貨幣規模、貨幣周轉速度和價格之間的變動關系。因此，債務的增多，及其相關抵押資產信用間的平衡，應當納入GDP、資產、債務、貨幣、價格等變量構成的宏觀經濟平衡模型之中。在學理上建立分析高負債和多貨幣經濟運行規律的邏輯框架，在實踐上提供用以判斷形勢和制定政策的分析工具。

　　一個國民經濟體系之中，借款債務擴大與生產還本付息和資產抵押信用的增長，貨幣數量的增加與幣值穩定之錨GDP和資產增多，之間順暢和平衡的循環，是國民經濟宏觀穩定運行和安全增長的內在機制。如果債務和貨幣的增長，沒有相應GDP和資產增長相適應，比如在國民經濟高負債化趨勢中，由于二元體制有抵押信用資產供給有巨大供給缺口，勢必帶來債權債務失衡、債務信用鏈斷裂、價格暴漲暴跌和人民幣匯率動蕩等風險和危機，跌入或者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GDP—國內生產總值，Pq—GDP價格，A1—流量土地（用于住宅商業樓宇建設而不可再交易土地）資產，—流量樓宇土地資產價格，A2—存量土地房屋（用于可繼續交易土地和房屋的土地）資產，Pa2—存量城鎮土地房屋資產價格，a—供給側總因素中GDP的比例，b—供給側總因素中資產的比例，（a+b）=1，Vs—貨幣相對于供給側GDP和存量資產余額的周轉速度，D—債務，Pr——債務利率，Vd—貨幣相對于債務的周圍速度，Vf—債務相對于供給側GDP和存量資產余額的周轉速度。

　　用這一基礎的聯立模型，計算了20世紀90年代有償和招拍掛土地和城鎮房屋商品化改革對貨幣供應量、貨幣周轉速度、資產價格上漲對消費品價格上漲的替代等內存數理關系及其變動趨勢。而用這一基礎的聯立模型，一方面，也可以模擬人口變動和土地房屋二元體制不變情況下的高負債經濟模式債務鏈斷裂和貨幣幣值不穩定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可以觀察如果進行資源、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資產化改革，其所形成的資產抵押信用，對債務鏈和人民幣幣值穩定作用。

　　債務與可抵押信用資產的平衡，實際是經濟穩定和安全增長的基礎。

　　6．二元體制經濟還需要深入研究尖端學理問題

　　（1）全要素生產率方面，改革獲得和廣義技術進步貢獻的分割。農村承包制和城鎮計件工資制改革后，那些是技術進步引起的產量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那些是農民和工人積極性提高使產出增加。能不能找到參數。

　　（2）二元體制轉軌過程中，資源、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性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其資產價格從零到市場價，財富溢值和貨幣化，形成的GDP增長潛能。如何從支出法、分配法和生產法綜合估算資產從零和低價格到市場價的財富增值。

　　（3）中國既是一個結構轉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體制轉型的轉軌國家，是雙二元轉型國家。從體制轉軌看結構轉型，發生了劉易斯悖論，即農業收入、農民工與城鎮單位就業職工工資比例反向變動過程。雙二元體制間如何相互掣肘、相互摩擦，又如何相互促進，二者之間有什么樣的內在影響關系？

　　（4）中國自然經濟增長率，與發達國家自然經濟增長率之間有什么樣的區別？如何計算中國二元體制情景下的自然經濟增長率，其與總量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有什么樣的相互影響；以及其與體制扭曲的低增長速度生成關系，包括二元體制改革消除扭曲和釋放潛能加速經濟增長的關系。

　　（5）高負債經濟模式中，貨幣理論中債務與資產變量的擴張，當資產抵押信用供給少于債務增多時，什么程度上債務鏈和貨幣體系會崩潰，對外匯率會垂直跳水？其意義在于建立債務、利率與資產和價格等變量間出現問題的估計閥值和預警機制。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