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宗光

　　剛剛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1.45‰，增速創1960年以新低。2020年，全國出生人口1200萬人，比2019年下降達18%，出生人口過去6年有5年同比出現減少。即使剔除疫情等短期擾動因素，人口形勢惡化速度之快，非常罕見。

　　圖1、我國出生人數、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

　　無論各國在文化、制度、環境等方面存在何種差異，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總和生育率無一例外均出現了下降，這似乎是一個無法逆轉的規律（圖2）。

　　圖2、世界各國人均GDP與總和生育率關系

　　一些網紅學者也在販賣焦慮，吸引眼球，聲稱”中國目前的主力生育人群，要生二胎三胎的肯定是75-85年的，不能指望90后00后“。與部分學者夸大焦慮和宣揚“失敗主義”不同，我們認為，只要發揮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動員得當，措施得力，是完全可以扭轉人口形勢持續惡化的趨勢的。過去一段時間，人口趨勢的惡化，一方面與計劃生育等舊政策強大慣性有關；另一方面，中央對“基本國策”的調整歷來十分謹慎，調整有一個過程，“邊調整邊觀察”。很多專家據此進行線性外推，得出了“我們無力扭轉趨勢”的悲觀結論。

　　過去一段時間，有關方面為了鼓勵人們生娃，確實很拼。除了陸續放開二胎、三胎生育外，努力創造良好生育條件。凡是阻擋生娃者，制造生育焦慮者，挨個錘，“人擋殺人，佛擋殺佛”：房地產、教育培訓、游戲、奶粉、私立幼兒園、網絡視頻，生長激素．．． 。錘的市場“七葷八素”，段子手們大喊：“別錘了，俺生還不行嗎”？這些措施初心是好的，但方式上仍不成體系，不得要領，很難實質性提升生育意愿。

　　人口問題，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最緊迫、關注度最高的問題之一。人口趨勢不僅攸關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比如養老金、潛在增速）和偉大復興的前景，也攸關中美長期競爭的前景，影響百年變局的結果。我們之前轉載過一篇文章分析，人口問題不及時解決，有可能大幅推遲中國經濟規模趕超美國的時點，并且即便超過，2050年前后也可能被反超。

　　因此，我們強烈呼吁，將“人口問題”作為“大事”來抓，充分發揮我們“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拿出當年搞計劃生育的決心，進行全社會動員，徹底扭轉“人口下滑趨勢”。我們能在人均GDP很低的階段，通過計劃生育成功抑制了人口過快增長；也一定有能力在人均GDP較高的現階段，通過鼓勵生育措施實質性改善人口結構和趨勢。應以“提升生育意愿”為根本抓手，加強頂層設計，推出一攬子措施，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盡快扭轉生育率下滑的趨勢。特別說明的是，我國經濟社會大環境和80年代有了實質性的變化，大眾權利意識有了充分提高。很多當年計劃生育期間采取的強制措施，今天未必適用。因此，促進生育措施應該更多以激勵、鼓勵為主，調動大眾的積極性，盡量減少強制措施。

　　為此，我們以結果為導向，以提升生育意愿為目標，提出部分建議，供大家批評、討論。部分建議在當前的條件約束下，或許顯得“脫離實際”，但只要措施有效果，就應解放思想，下定決心，創造條件進行實施。

　　01

　　形成新的基本國策

　　納入各級政府考核體系

　　計劃生育曾經作為基本國策，在控制人口過快增長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盡管一些學者以“上帝視角”完全否定計劃生育，但當年計劃生育確實在推動中國短時間內崛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世異則事異，事異則事變”，形勢變了，政策就跟著調整，很正常，但并不應因此就否定昨日之政策合理性，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實事求是的起碼要求。

　　建議拿出當年搞計劃生育的決心和力度，將“促進生育”上升到新時代的基本國策高度去抓，將“二胎率”、“三胎率”列入各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一把手考核，一票否決。

　　領導干部要在生育方面做出榜樣，應以講政治的高度，完成生育任務。建議從“90后”等干部考核開始，將完成生育指標作為晉升重要考慮因素。比如“縣處級”干部晉升，應將完成“二胎”任務作為參考指標；更高職級的干部晉升，應將“三胎”完成情況作為一個重要參考指標等。特別地，對于完成生育任務的女同志，給予榮譽認可。

　　02

　　稅收抵扣

　　中產階級又是這個社會負擔最重、脆弱性最高的一個群體，生育的機會成本最高，意愿最低。而在一個“橄欖型”的社會，能否提升中產階級生育意愿，是促進生育成敗的關鍵。

　　鑒于在城市中，撫養孩子的成本居高不下，而多子女家庭的撫養成本是獨生子女的數倍，而非線性增加關系（比如隨著子女增加，保姆雇傭，住房需求增加等）。要想鼓勵城市家庭提升生育意愿，政府需要拿出更多誠意。建議在生育方面，給予個人所得稅抵扣方面更大額度，比如：

　　1）子女撫養個稅扣除，自出生之日起算起；

　　2）加大扣除額度，實行遞增扣除。比如第1個子女每個月可以扣除2000元，第2個子女可以加計扣除4000元，第3個子女可以加計扣除8000元，以此類推。

　　養育三個子女的家庭，累計每月可以扣除14000元，大多數多子女家庭將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減負。撫養子女是本質上是一種為社會、為家庭進行的人力資源投資，而減稅將會大幅提高投資回報率，將會實質性地提升中產階級生育意愿。

　　這一減稅措施力度較大，在實質提升生育意愿的同時，可能會對短期財政造成一定的壓力，但中長期來看，人口紅利可以完全可以帶來長期財政收入增長，降低社保養老負擔，因此需要有關部門拿出“壯士斷腕”的改革勇氣。

　　03

　　住房激勵

　　住房改善需求一直是當今社會國人最緊迫的需求，由于結構性問題難以破局，只好以“全世界最嚴”的調控措施壓制需求。子女增加后，多子女家庭對住房需求的增加顯得真實而迫切，二胎家庭至少需要三居；三胎家庭至少需要四居。同時，中國人在有余力情況下，有為子女將來成年準備房子的需求，多子女家庭這一需求將更為迫切。這些需求，都是剛性、正當需求，積極釋放，既可以顯著提升中產階級生育意愿，又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提升增長潛力。

　　因此，為了鼓勵生育，建議比如：

　　1）考慮給予二胎家庭增加一個購房指標至3套，兩套享受首套房信貸優惠條件；

　　2）三胎家庭是否再增加一個購房指標，可供討論，但3套可均享受首套房信貸政策優惠。

　　3）將來如果實施房地產稅，也可以根據子女數量，在免稅套數或面積方面給予加計遞增。比如一胎免稅60㎡，二胎免稅80㎡，三胎免稅100㎡。具體免稅面積可以斟酌，但應該體現加計遞增的理念

　　此外，在配置保障房方面，可以給予多子女家庭更優先資格，大面積、多戶型的保障房優先向多子女家庭傾斜，徹底解決群眾生育的住房后顧之憂。最近，北京朝陽區在保障房輪候方面向多子女家庭傾斜，是非常良好的信號，期待未來在住房支持方面向多子女家庭更多傾斜，提升生育意愿。

　　04

　　優化教育年限，鼓勵早婚早育

　　國內外一系列研究表明，結婚率是影響生育意愿的最關鍵因素。而晚婚晚育則是近年來拖累我國總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根據人口專家李月、張許穎2021年4月在《人口學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我國女性進入婚姻的年齡在不斷推遲，20-34歲女性的已婚比例，已由2010年時的77.9%下降為2016年時的68.5%，10年間下降了約10個百分點，生育旺盛期女性處于婚姻狀態的比例持續下降，對總和生育率產生了拉低作用（圖4）。分年齡來看，育齡婦女已婚比例對生育率的拉低作用體現在 30歲以下的大部分年齡上，越年輕人口的拉低作用越明顯，20-27歲年齡段女性已婚比例下降對總和生育率拉低幅度最大。”

　　圖4、中國不同年齡段育齡婦女已婚比例變動趨勢

　　因此，提升20-27歲年齡段婦女婚姻比率是提升總和生育率的關鍵。特別地，結婚和生產年齡提前3-5年，則（祖）父母更年輕，幫助撫養孩子能力更強，二胎、三胎率也會相應提高。

　　但當前學制設置不甚合理，成為阻礙婚姻比率的主要障礙。激烈就業競爭中，在大城市生存對學位要求越來越高，碩士甚至博士越來越多，內卷越來越嚴重。這些高學歷人才畢業年齡已經到了25-30歲，再加上工作、地域流動以及住房壓力等不確定性，戀愛、結婚年齡大大推遲，部分甚至就此錯過了適婚年齡。

　　因此優化學制，為適齡年輕人結婚創造條件，或許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比如：

　　1）小學入學年齡有無可能降低至5歲？或者實行5歲/6歲彈性入學制？考慮到女孩生長發育較男孩更快，能否允許女孩提前1年入學？很多歐美國家實行5歲入學，也有一些國家實行彈性入學制度，發育晚的男孩晚一年上學，這些都值得我們借鑒。

　　2）適當壓縮中小學時間，比如做好幼小銜接，小學由6年壓縮至5年，義務教育階段變為8年。

　　3）本科以4年學制為主，但允許修完學分的同學提前畢業。碩士博士專業學位和學術學位嚴格分離。碩士以就業為導向培養，原則上不鼓勵攻讀博士。博士以本科直升為主，聚焦學術訓練，適當縮短培養年限。

　　4）為碩士博士求學期間等適齡青年結婚、生育提供便利，比如宿舍、彈性學制等。

　　理想情況下，這樣能夠確保適婚青年在20-21歲讀完本科，22-23歲讀完碩士，25-26歲讀完博士，對于提升生育率會有顯著幫助。

　　05

　　為農村生育創造良好環境

　　廣大農民朋友是我國生育意愿較強的一個群體，與城市居民相比，生育成本相對偏低。因此，充分挖掘農村地區生育率，是提高我國總和生育率的另一關鍵所在。建議可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1）移風易俗，嚴剎農村天價彩禮現象。近年來部分農村地區彩禮越來越高，少則十幾萬，多則幾十萬，對于普通農村家庭已經是沉重的負擔，也成了農村青年結婚的障礙。因此，應該加強宣傳和管理力度，嚴厲打擊天價彩禮現象，降低農村青年結婚的門檻；

　　2）在農民工購置“商品（婚）房”方面提供政策支持。目前農村青年大多赴城里打工，農村青年結婚，越來越要求縣城甚至城市里有商品房，成為阻礙農村青年走入婚姻的另一座“大山”。此外，降低農民工進城買房門檻，無論是對于自身資產保值，還是對國家城鎮化進程，都是意義非凡。建議適婚農民工在城鎮中購買的首套商品房在利率（比如7折？）、首付（比如20%）、價格補貼方面給予優惠，全面降低其“上車”和結婚門檻。

　　3）提高生育補貼、獎勵，大力發展農村普惠托幼設施和優質學校，全面降低生育、撫養成本。比如對于生育二、三娃每月進行補助至3歲，比如農村普惠幼兒園免費入園，比如農村多子女家庭在中小學入學方面，優先考慮提供優質學校資源，大力發展寄宿制中學，降低家長撫養負擔。

　　4）為農民工子女撫養提供良好條件，減少留守兒童現象。比如在公租房申請、子女當地入學/高考、醫療保障等方面創造良好條件，解決農民工生育后顧之憂。

　　06

　　適度放寬移民門檻

　　放寬移民門檻，是解決人口問題的另一“核武器”。美國的人口結構、人口增速在所有發達國家中是最健康的，也優于我國，其中一個核心原因是美國是“移民國家”，吸引著全世界優秀的人才和人力資源（圖5）。美國最優秀的科技公司，比如蘋果、谷歌、特斯拉等都是移民或移民后代創辦。

　　圖5：中美勞動力：同比增速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爐，對移民和文化融合始終呈現開放、包容的態度。放寬移民門檻，一是應該放開部分周邊文化相近國家的勞工移民。尤其是文化上相近，宗教、文化不極端國家的移民，比如越南、緬甸、菲律賓、老撾、泰國、蒙古、朝鮮等國家。這樣既可以緩解我國底端勞動力短缺和“民工荒”等社會問題，延長中低端制造業在我國的存在時間，又可以直接或間接地緩解我國農村幾千萬的“光棍問題”。當然，美國等國引進移民過程中也滋生了各種社會問題。因此，移民的引進過程應該具有高度的選擇性、可控性和有序性，應有一攬子促進社會融合的配套措施。

　　二是放開海外華人華僑歸國創業。目前海外華人、華僑高達數千萬甚至接近1億人，這部分人高度認同中華文化，素質普遍較高，如果能吸引回國，則可以有效改善人口結構，增加社會活力和競爭力；三是加大吸引國際學生和高端人才力度。當然，一定是在“國民待遇”和“平視世界”的基礎上進行，不能為了完成留學指標而做出急功近利的荒唐事。應在吸引國際頂尖人才上，下大力氣和美國進行競爭，提升我國競爭力。

　　07

　　充分維護女性權益

　　適婚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是提升總和生育率的關鍵。我國是女性勞動參與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但由于女性天然在生育、照顧子女方面承擔更多責任，在職場競爭中處于劣勢。生育和撫養二孩/三孩，則會加倍放大其職場劣勢，反過來必然會影響其生育意愿。

　　因此，只有充分維護女性的工作權益，才能解決其后顧之憂。比如，規模以上的單位是否設定最低女性雇傭比例？多子女職場媽媽是否應該享受更多就業保障。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考核晉升中，給予多子女女性適當傾斜，形成“多生光榮”的良好社會氛圍。

　　生育權益方面，一二線大城市里，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選擇的增加，出現越來越多的單身“貴族”。這部分人群可能也有一定的生育/撫養子女的需求，如何將這部分生育潛力挖掘出來，是值得思考的一個方向。比如是否考慮應該放開“凍卵”、“（赴海外）代孕”、“人工輔助生殖”等條件，讓這部分生育需求釋放出來？這些在海外已經非常成熟，但在整體社會氛圍比較保守的我國，仍面臨較大爭議和阻力，中間牽扯到一定的社會倫理、道德甚至意識形態問題，可以充分探討。

　　08

　　全方位降低

　　城鎮居民養育成本

　　在城市化時代，如何降低城鎮居民的養育成本，是提升生育率的關鍵中的關鍵。讓居民敢生敢養，無后顧之憂，才能提升生育意愿。部分措施可以包括：

　　1）大力建設托兒所，實現幼兒園普惠化。1-3歲上幼兒園之前的階段，目前仍以媽媽和家中老人照看為主，消耗大量精力。而專業化的托兒所，或可使日托照顧專業化，把家人部分解放出來。實際上，計劃經濟時代，大的機關、工廠都有自己的托兒所，對于職場媽媽是一個巨大的解放。可以考慮在新蓋小區或寫字樓，強制配建一定標準的托兒所。幼兒園普惠制目前已經全面推開，效果非常積極，應該繼續推廣；

　　2）在有條件的一二線大城市，可以放開引入“菲傭”，使子女照顧專業化。“菲傭”等專業化程度高，工資低廉（香港菲傭工資一般不高于4500元人民幣），可以將多子女的職場媽媽從日常看護中解放出來；

　　3）為祖輩照顧孫輩提供便利。目前祖輩幫忙照顧孫輩，仍然是我國嬰幼兒看護的主流。但由于父母和子女多是異地居住，父母幫子女照顧孩子，就要到子女所在城市。這中間會產生很多不便，比如養老金發放、異地醫療報銷等。老人一旦生病，只能回醫保所在地看病，非常不方便。因此，建議全國社保、醫保加快聯網，加快異地結算，使老人能夠就近看病。

　　4）生育補貼。生育補貼是西方國家最常用的鼓勵生育的手段。生育補貼分為一次性補貼和按月補貼兩種，同時根據家庭收入程度，補貼數額也不同，低收入家庭補貼最高。此外，如果夫妻一方因照顧3歲以下子女而中斷工作的，也可以享受一定按月補貼；單親（離異等）媽媽也會根據單獨撫養子女數量按月給予補貼。

　　09

　　推進教育公平

　　與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供給

　　子女教育的焦慮和“內卷”，是當今社會抑制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為了孩子“贏在起跑線”上，瘋狂追逐學區房，瘋狂進行校外培訓“競賽”，搞得身心俱疲，經濟不堪重負。因此，推進教育公平，緩解內卷和焦慮，已經刻不容緩。目前各地已經在探討緩解焦慮和擴大教育公平的措施，比如優質中學招生中，擴大“校額到校”、“區額到校”等；比如教師定期輪轉；比如，給予普通中學有競爭力的空間引進外地優質教師和人才等，都是非常好的做法。

　　擴大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是緩解家長焦慮的“治本之策”。打壓學區房，或校外培訓，或能起到短期效果，但只要高考“獨木橋”不拓寬，家長“雞娃”的源動力就不會消除，家長間的競爭就會以另一種更“極端”的方式呈現出來。擴大高等優質資源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積極增加高水平大學供給。尤其是在一些“985/211”錄取率低的人口大省，比如廣東、山東、河南、河北、湖南、四川等地方，使當地的孩子能夠有更多機會享受優質教育資源；

　　2）積極發展捐贈私立研究型、學術型高水平大學。中央當前倡導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核心是鼓勵先富起來的人捐款，回饋社會。而所有捐贈中，捐贈辦教育是“效率”和“公平”結合點最好的方式。因此，美國大的富豪都會傾向于教育捐贈，而美國最頂級的私立大學都是捐贈建立。鼓勵私人捐贈創辦理工類、研究型、學術型高水平大學，既可以提升我國高等教育水平，又可以減輕我國高等教育資金投入負擔，使優質公立高校把更多資源向低收入家庭傾斜，更好保障公平。2015年成立的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就是一個經典案例，期待更多高水平、研究型、學術型私立捐贈大學能夠蓬勃發展。

　　3）繼續鼓勵赴海外留學。海外留學可以充分利用海外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可以有效緩解國內高教資源的不足，減輕內卷和焦慮。同時，海外留學可以培養大批有國際視野、學習海外先進技術理念的優秀人次。我國很多先進技術、重大項目背后都有海外華人回國支持。應該始終以積極的態度，鼓勵海外留學，開眼看世界，這對于贏得國際競爭十分重要。

　　10

　　復興傳統文化，加大宣傳力度

　　我國傳統文化中有眾多“促進生育”的積極因素，比如儒家文化強調“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中間也有一些糟粕，比如重男輕女。我們可以去其糟粕，對積極部分進行充分弘揚。現實中，我國傳統文化比較濃郁的地區，比如山東、嶺南客家等，生育率普遍較高，這些現象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

　　此外，宣傳歷來是我國政策執行的一個優勢。加大對新生育理念、政策的宣傳，使好的政策、好的措施最快地普及到千家萬戶，在全社會營造一種“生育光榮”的氛圍。

　　在一片悲觀和“失敗主義”的氛圍中，我們始終對人口問題保持樂觀態度。只要國家重視，將“逆轉生育率下滑趨勢”作為“大事”來抓，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機制優勢，積極動員、舍得投入，就一定能夠創造“奇跡”，中國在國際競爭中也將立于不敗之地。

　　(本文作者介紹：華興資本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