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昉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特別強調發展數字經濟，數字經濟要健康發展，必然要有一些充分的考慮。

　　數字經濟是應用新技術的一個主要領域，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談技術進步對產業影響時就有一個說法，今天仍然存在爭議，即新技術在替換舊崗位的同時，是否創造了更多新崗位？

　　存在爭議主要是因為一是新創造崗位少于被替換崗位，新創造崗位可能質量更高些，但是數量不一定多；二是新技術替代的崗位與創造的崗位所需要的工人不是同一批人，在這個過程中會出現失業或者就業不足的問題；三是由于技能無法跟上新崗位需求，導致大多數人轉崗后工作比以前質量低待遇差。

　　這些問題造成了實際的勞動力市場問題和就業難點，這也是我們要討論勞動力市場和就業轉型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要探討的就是如何讓數字經濟能夠創造更多的高質量就業崗位，以及能夠讓那些被替代掉的工人，重新找到更好的崗位。

　　技術進步能做大蛋糕，但不能解決分配問題

　　我們來看一看數字經濟和就業崗位是什么關系。一是數字經濟和所有新技術帶來的產業革命具有一個共同點，即必然造成“創造性破壞”，首先要破壞掉一些舊崗位，才能創造出新崗位，破壞掉一些傳統生產方式，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數字產業也是這樣，用自身替代傳統產業，破壞傳統崗位。那么產業數字化，是把數字經濟的一些主要理念、技術和組織方式應用到改造傳統產業中，數字化技術作為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含量更高的生產方式，也會替代原來普通的非熟練勞動者。

　　假設我們的人力資本是涌流般充足的，這樣看，如果創造更多對人力資本要求高的就業崗位，那么大家都認為勞動者可以從舊崗位中退出來進入到新崗位，但事實上，我們目前城市農民工的比重已經占到了相當高的比例，占40%左右。農民工的教育構成中初中學歷占55%，超過樣本總量的一半，到高中、大專的只有20%多，而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數比例只占有12%。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創造多少新的崗位，必須考慮到這些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如何和新的崗位相適應。

　　這里有一個理論問題，在經濟學界大家都比較熱衷討論的“生產率悖論”，經濟學家羅伯特·索羅提出一個質疑——在這個時代處處可以看到計算機，但是唯獨看不到計算機提高生產率。人們也對信息技術的應用與發展到底能不能提升生產率產生疑問。很多經濟學家用發達國家的一些例子做實驗，觀察一段時間它生產率的改進情況，發現確實在技術大規模進步的時候，生產率并沒有得到整體提高，因此大家覺得“生產率悖論”是一個迷，紛紛來研究。那么同時我們也知道，提高生產率可以使工資提高，從而增加收入。如果任何工資的上漲不能建立在生產率的基礎上，就不可能持續，因此沒有生產率的改善，工資就不能提高，這是一個道理。

　　我用一個簡單例子來解釋“索羅悖論”，假設在技術進步之前，經濟社會是由兩個部門組成的，一個高生產率的部門，一個低生產率部門。假設最初情況下，他們各有100個勞動力，但是高生產率部門可以生產的產值是10000，低生產率部門生產的是1000，用產值除以勞動力數量，就得出高生產率部門的生產率是低生產率部門的生產率的10倍。那么全社會平均化以后，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是55。

　　技術進步之后，假設應用了數字技術等新科技，去改造高生產率部門，使它的生產率更高。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生產率悖論”，因為任何一個企業花錢應用新技術，是為了獲得生產率的提高，否則是不會投資的。因此假設高生產率的部門產值沒變，勞動力減少了80%，那么生產率提高了4倍，變成了500。那么低生產率的部門，它沒有應用新技術，還是生產原來那么多產值，但是它必須接受更多的勞動力。因為我們假設了這個經濟社會只有兩個部門，因此從一個部門被排擠出來的勞動力，必然要進入另一個部門。因此它的勞動力增加了80%，生產率降到了5.6，那么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還是55，沒有提高。但是發生了一個重要的結構性變化，部門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更大了，部門之間相應的工資差異也就更大了，我們把它叫做勞動力市場兩極化。

　　勞動力市場兩極化會帶來：第一，收入差距拉大；第二，中等收入群體減少，這種現象在我國還沒有明顯出現，但是在美國已經得到充分驗證。美國社會現在收入差距很大，原因就在于美國科技進步很快，一些部門在應用新技術提高生產率之后，被排擠掉的勞動力只好退到生產率更低的服務業中，這部分人收入提高很慢。因此造成社會兩極分化，收入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萎縮。當經濟處于兩極情況下，人們的價值觀就變成了對立的，因此社會分化、政治分裂也就是必然的，造成了美國今天的狀況。如果沒有解決辦法，在國內就只好實行民粹主義政策，而民粹主義政策最終在國際上就反映為民族主義、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最終促使了逆全球化進程，以上是以美國為例總結的一些教訓。

　　技術進步同全球化一樣，是可以做大蛋糕的，但是分好蛋糕和技術進步無關，必須專門做好如何分好蛋糕的工作。同樣的道理，技術進步的確可以創造更好的崗位，但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經濟自發產生的一個效果。

　　制造業轉崗者和新成長勞動力向何處去？

　　再看中國，我們目前面臨著什么樣的挑戰？我國這些年產業結構變化非常快，總體就業形勢也很好，但是隱含著一些潛在危機。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到達了峰值，此后開始負增長，負增長意味著勞動力短缺，工資會上漲，但是工資上漲過快，會帶來比較優勢的喪失，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就會弱化，那么相應的制造業在GDP中的占比也就下降了，制造業在相對萎縮。

　　在制造業比較優勢弱化情況下，企業會用機器去替代勞動力，從而產生了就業減少的傾向。雖然固定資產投資是上漲的，但是單位就業是呈現明顯下降趨勢的。這意味企業可以用更多的資本、更多的機器、更少的人，雖然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并沒有阻止企業資本報酬率的下降，因此沒有真正提高企業競爭力，長期看這是不可持續的。

　　那么這個情況必定會造成就業減少，這些人總要有一些去處，他們去哪兒？

　　上圖左邊是我們一二三產業勞動力的數量，藍色的部分是農業勞動力，這些年長期處于下降的狀態，第二產業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它的增長速度已經沒有那么快了，那么在過去的這10來年時間里，它是絕對下降的。

　　那么減少的這些人去哪了？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不會回到農業中。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太低了，報酬也低。因此多數情況下，他們到了第三產業，去了生產率相對較低的生活服務業中。那么我們看左右兩個圖灰色的這條線，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是增長較快的，但這也產生新的矛盾，勞動力的內卷化就發生了。更多的人集中在生產率更低的部門，可能造成生產率進一步下降。雖然崗位還在，但是破壞掉的崗位比新創造的崗位的質量還高，新創造的崗位比破壞掉的崗位的生產率還低，這個不是我們數字經濟發展的初衷。

　　同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勞動力市場現象，我們知道經濟社會在任何時期總存在一定比率的失業人口，因此經濟社會在正常情況下的失業率叫做自然失業率，它反映的是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情況。

　　在過去這些年自然失業率是有所提高的，這意味著雖然勞動力短缺現象始終比較嚴重，企業還都在抱怨說找不到工人，但是工人實際上也有就業困難，這些困難以結構性困難為主，就是說雖然企業有崗位，但是我的技能、人力資本和崗位不匹配，所以我不能進入到崗位。因此我們國家自然失業率的提高也證明了，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要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性，所以當我們講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市場轉型的時候，其實最重要的是如何讓勞動者的技能、人力資本和數字經濟發展的需要相匹配。

　　數字經濟時代促進就業應打造更高版本的就業優先政策

　　關于數字經濟時代促進就業，我認為數字經濟時代應該打造一個更高版本的就業優先政策。

　　過去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靠什么？一方面是靠技術進步，但是最快最主要的路徑是靠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由農業轉向工業及其他非農產業，這個過程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這個過程中至少有部分群體獲益，但是沒有其他群體受損。

　　但是隨著農村人口減少，今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一個主要途徑就不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了，我把它叫做“創造性破壞”，即生產率高的企業生存并發展，生產率低的企業退出、萎縮甚至死亡。在這個過程中，生產率高的企業可以得到更多的生產要素進行重新組合，整體生產率得到提高。

　　在整個提高生產率的過程中是有企業要受損的，有產能是要被破壞掉的，但是不能破壞人，因為勞動力是被承載在人的身上，因此人不能被破壞。那么如何創造就業保護人本身，這就是政府的責任。在更高的科技發展情況下，這個責任就更重，要求也就越高，因此我們需要更高版本的就業優先政策，統一來解決就業總量問題、就業結構問題和就業質量問題。

　　第一，提高政府的公共就業服務水平，降低自然失業率。自然失業是可以降低的，需要的是通過更好的培訓、職介和信息溝通，使勞動力供需得到更好的匹配。政府需要和社會攜手，也需要一些必要的機構來參與，提供最好的培訓服務。那么這部分我覺得現在遇到的一個難點和堵點，是如何把培訓做到符合勞動者和企業的需求，這個需要政府重視，因此政府提供的公共就業服務的核心，也必須是以需求為導向的。

　　第二，新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就業形態，催生出更多靈活就業的形式，如何構建一個新型社會保障模式，去適應新的就業形態成為一個重要課題。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中占比已經相當高了，讓他們在城市落戶得到城市居民身份，這一點很重要，至少讓他們和我們城市就業群體沒有差別。另外新就業形態要求社會保障的匹配，城鎮就業市場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對靈活就業（如農民工）覆蓋不夠充分，難以適應新就業形態要求，需按增強普惠性的要求方向探索新模式。

　　第三，提高人力資本，形成終身學習體系，在這個基礎上平衡通識教育和職業教育。比如我們現在說延遲退休，一線工人不太希望延長他們的退休時間，原因是什么？因為他們已經處在人力資本不足的年齡段上，勞動力市場地位是比較脆弱的，對于他們來說正常年齡退休后反而得到保障了。這就要求對他們進行培訓。此外，我們的教育和培訓必須是多樣化的，不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加大它的風險度。目前來看，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進步千變萬化，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也很快，這意味著技能也是瞬息萬變的。因此這時通識教育很重要，提高人的認知能力、學習能力以及對勞動力市場的適應能力，而這些不能從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中獲得。通識教育和職業教育要兼顧平衡更要融合發展。

　　數字經濟既要技術創新也要制度創新，制度創新的要求更高，任務就更重，完成起來也更復雜，所以我們從一開始就要關注如何在政策上適應好新的科技革命，否則的話就難以有健康的發展。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