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維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經濟學一般被認為是研究利益的。經濟學家認為人的行為是由利益支配的，理性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每個人的選擇都是明智的，所有我們觀察到的行為都可以用“利益最大化”給出合理的解釋。這就是我長期以來在經濟學中學到的東西。

　　但我一直有一個困惑：我們為什么需要經濟學家？就是說，既然有沒有經濟學家這個世界上每個人行為都是一樣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壞，那我們要經濟學家干什么？如果我們經濟學家不能夠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好，那么我們使用社會資源所做的這些事情可能就是沒有意義的。我們這樣一個經濟學的假設，事實上也沒有辦法解釋我們人類為什么犯那么多的錯誤，包括為什么在那么長的時間內，世界上有1/3的人選擇了一種經濟制度，這個經濟制度被稱為“計劃經濟”，它給生活在這個制度下的人們帶來了多重的災難。我們甚至沒有辦法解釋我們經濟學內部的一些基本問題。我知道今天有一位非常令人敬重的諾貝爾獎得主薩金特教授坐在這里，他是理性預期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我也有一個困惑，按照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任何預期到的經濟政策是不能起作用的。但假如這樣想的話，每一個政府官員也應該有理性預期，如果他們預期到政策不會起作用，為什么還要制定政策呢？這也是我長期的一個困惑。

　　過去幾年，我越來越認識到，支配人的行為的不僅有利益，而且有思想、理念和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人們選擇做什么，不僅受到利益的影響，也受到他們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影響。或者更準確地講，人們是通過觀念來理解自己的利益的，而人的認識有限，觀念可能發生錯誤，這樣的話，他們就會做出對自己不利的決策。

　　這當然并不是我自己的觀點，也談不上新。事實上，兩百多年前，英國啟蒙思想家、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就講過，盡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類的所有事務，是由觀念支配的。凱恩斯在《通論》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話，他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思想，不論它們正確與否，都比一般所想象的更有力量。的確，世界就是由它們統治的。實用主義者自認為他們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其實他們經常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俘虜。自以為是的當權者，他們的狂亂想法不過是從若干年前某個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煉出來的。我確信，和思想的逐步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過分夸大了。……或遲或早，不論好壞，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我們也知道，與凱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場上的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米塞斯講過這樣的話： “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頭腦的理論、學術、信條和心態之結果。在人類歷史上，除開心智之外，沒有一物是真實的或實質性的。”“一般認為，社會學術的沖突是由于利益集團的沖突。如果這種理論成立，人類合作就沒有希望了。”米塞斯還說： “沒有思想的行動和沒有理論的實踐，都是不可想象的。”“人的行動受各種意識形態的指導，因而社會和社會事物之任何具體秩序皆某種意識形態的結果。……任何現存的社會事物都是現存的某種意識形態的產物。在某一社會里會出現新的意識形態并可能取代舊的意識形態，因而改變社會制度，但是社會總歸是秩序和邏輯上事先存在之意識形態之產物，行動總是受觀念的引領，它將預先考慮好的事務付諸實施”。

　　在《自由憲章》一書中，哈耶克說：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信念是，從長遠看，是觀念，因而是創造觀念的人，在支配著演化。

　　我引證這幾位偉大的學者的話只是說明一個問題，人類的行為不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觀念的支配。也正因為這樣，好多出于利益的行為經常打著觀念的旗號。

　　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我們經濟學家就大有用武之地。簡單來說，人類的進步都來自新的思想、新的理念。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通過我們自己的研究改變人們的觀念，使人們能更好地認識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比如說， 我剛才提到的人類在那么長的時間內選擇了那么一個糟糕的計劃經濟制度，并不是由于人們不在乎他們的利益，而是因為他們受錯誤觀念的支配。他們以為計劃經濟可以給他們帶來最大的利益，而我們現在知道，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理念。正是這樣一個錯誤的理念，導致了人類歷史上一個巨大的災難。

　　經濟學家從很早開始，其實就是完成了這樣的任務，即改變人的觀念。200多年前亞當·斯密讓我們認識到市場是人類最有效的合作制度，人的自利行為對社會本身并不是一件壞事，如果我們有真正的私有財產制度和充分的市場競爭的話。我們中國經濟學家過去30多年對我們的社會或者說對我們人類做的主要貢獻，就是讓我們中國人開始接受200多年前亞當·斯密已經提出來的市場經濟理念。中國經濟學家使我們破除了對人民公社的迷信，破除了對計劃經濟的迷信，使我們不再相信鐵飯碗、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制度是一個好制度。中國經濟學家也使我們中國的民眾相信，自由競爭、自由價格、私有產權、企業家精神，這些對任何一個經濟的進步都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才推動了我們的改革，使得中國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

　　經濟學家要完成這樣一個任務，就必須有真正的獨立的精神，因為正如米塞斯所講的，盡管人類可以合作行動，但是人類只能個人思考，社會不會思考，人類的新思想總是從一些少數人開始的。或者可以這樣講，我們之所以說一種觀念、一種思想是新的，就是因為它是絕大多數人所不認同的。大多數人是根據已有的傳統的思想在思考。

　　米塞斯曾經談到，信仰普通人并不比信仰上帝、僧侶和貴族的超然天賦更有根據。民主保證的是一個依靠大多數人之愿望和計劃的政治制度，但它并不能防止多數人成為錯誤觀念的犧牲品，從而選擇不當的政策，以至不僅無法達到目的，而且還會招致災難。大多數人也可能犯錯誤并毀滅我們的文明，好事不僅僅靠它的合理性和有利就能成功，只有當世人最終采納并支持那些合理而又可以實現目的的政策時，我們的文明才會增進，社會和國家才能使人更加滿足。

　　所以，經濟學家只有在他保持真正的獨立精神、真正充滿一顆自由的心的時候，他所提出的觀點才是值得重視的，他才有可能對人類的進步做出貢獻。哈耶克曾講過，政治哲學家服務大眾的最好方式往往是對抗多數人的意見，因為多數人的意見并不一定代表他們的真正利益。社會進步來自少數人說服了多數人。因此，向流行的觀念屈服不僅是對自己使命的背叛，也是對民主價值本身的背叛。

　　我們始終不應該忘記，人類觀念的進步一定是從少數人開始的，如果我們的社會不能對少數人的思想提供真正的寬容，我們的社會不可能有真正的進步。中國的歷史上有很好的例子說明這一點。兩千多年前，在孔子生活的那個時代，孔子的思想并不被各國的君主所認同，甚至也不被普通黎民百姓所認同，所以他周游列國如喪家之犬，當他掉在陷阱里的時候，一位老農民諷刺他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還談得上什么夫子？幸運的是，他的思想仍然能夠傳播開來，最終成為中華文化的基石。

　　(本文作者介紹：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